《资本论》中的社会关系物化研究，既是回应资本逻辑的时代之问，也蕴含着未来新型社会关系的文明之问。这也意味着，伴随着资本主义时代变迁，社会关系物化问题及其理论具体形态也将深化拓展。在一定意义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批判理论，本质上是对20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物化问题演进的批判。21世纪数智时代的加速演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意识形式的数字化转型，并没有实现资本内在矛盾的内在消解，究其本质，是借助算法、平台等完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总体性再生产。

　　社会关系物化问题是现代性研究的基础性议题，也是把握马克思资本批判核心逻辑及其当代意义的理论抓手。《资本论》中的物化问题，兼具“物”与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双重属性，本质上是关于人的社会关系物化的现代性批判，也是人类超越物化迈向新文明形态的历史理论。立足数智社会的时代语境，深入挖掘《资本论》中物化理论“主题”及“形式”背后的深层逻辑，揭示社会关系现代化转型及其再生产的资本逻辑，是科学把握“物的依赖关系”过渡性和未来新型文明可能性的重要理论使命。

　　从异化批判到社会关系物化批判

　　异化劳动理论是马克思迈向历史唯物主义，达到对社会关系历史科学研究的重要过渡环节。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马克思也并未停留于对劳动异化这一事实的揭示，而是不断追问“人怎么使他的劳动外化、异化”？沿着这一思路，马克思在手稿的笔记本Ⅲ中就已开始突出物的线索。当然，此时马克思还只是将工人的劳动简单地等同于资本家拥有的物质形式的“财产”，资本还只是作为具体的客观之物出现在马克思的人本主义批判视野中。

　　唯物史观创立后，社会关系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中表现为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下“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与社会存在的关系，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得到完整呈现。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以“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方法展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总体性解剖，完成了物化社会关系的历史科学分析。从资本主义财富的基本形式——商品出发，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实现机制作出了科学解读。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结果不仅是商品和剩余价值，而且是这种关系本身的再生产；不仅是基于剩余价值的经济剥削，更是基于资本关系再生产的物化的统治权力的建构。

　　《资本论》中社会关系物化问题的总体逻辑

　　资本不仅规定了具体物的存在方式，也支配着整个社会生产和生活。从社会关系出发，马克思对物化的分析实际上就是他对资本主义社会构型的总体性讨论，即资本关系对生产过程、社会交往、日常生活与意识以及世界历史层面的全面建构。

　　首先，生产过程构成了马克思分析社会关系物化问题的历史地基。对生产过程的科学解剖，使马克思对社会关系物化的研究逐渐在资本分析的理论平台上得以深化和具体化。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取得统治地位的进程中，以资本和雇佣劳动关系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历史转换，完成了绝对剩余价值向相对剩余价值的转换。自此，劳动彻底从属于资本的掌控之下，以此展开的劳资关系、劳动力价值以及再生产过程等真正发生了符合资本本性的变革。而资本逻辑则以“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形式隐藏在具体的物之中。如果说直接生产过程以看似平等的劳资交换遮蔽了剩余价值和剥削关系，那么一旦进入扩大再生产过程，剩余价值的真实来源就更加模糊不清，资本的颠倒性也得到了彻底呈现：既表现为物作为对象化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又表现为抽象的价值关系对人的统治。

　　其次，社会交往关系构成了马克思分析社会关系物化问题的宏观视域。当商品形成一个普遍的、自洽的物的世界时，资本主义的运行规律就外在于人，并如同自然规律一样发挥作用。其中，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以商品、货币、资本为中介的商品关系，人与人的关系需要通过物才能表现自身。政治交往和精神交往作为资本关系的外化，反映的既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再生产，又是基于权力的政治关系与社会意识形式的再生产。在政治交往和精神交往中，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使个人在外表上具有独立性，但这种“独立”只不过在“物”的外表下，使人好像有了一种“自由”“平等”的错觉。

　　再次，日常生活世界与意识构成了马克思分析社会关系物化问题的主体化与微观向度。《资本论》实际上蕴含着现代日常生活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再生产重要构成的分析逻辑，在客观维度上，马克思揭示了物的交换关系背后的人及其社会关系的本质，同时也以拜物教等议题阐明了现代日常生活中社会关系物化在大众意识与认同中的折射，揭示了社会关系物化及其再生产的主体逻辑。资本主义商品交换的形式化与抽象化，以及匮乏与欲望的再生产，推动着现代日常生活日益嵌入资本的物化体系之中。资本不断营造的“拜物教”意识，是现代日常生活与交往关系的普遍物化、抽象化及其意识再生产的总体过程。

　　最后，世界历史构成了马克思揭示社会关系物化形式的普遍化机理的重要维度。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开辟的“世界历史”，既是各个国家和民族普遍的历史命运，又是物化的、同质性社会关系在全球层面的展开。一方面，资本主义文明开启了世界历史进程，带来了以人的独立性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的现代变革。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推动的人的普遍联系，是在普遍物化的状态中形成的，是资本追求无限增殖本性的必然体现。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性趋势中，马克思揭示出资本所带来的一切生产力的发展都是以普遍劳动生产力的倒置、以对立和物化的方式进行的。在资本逻辑主导的普遍物化过程中，“文明的进步只会增大支配劳动的客体的权力”。

　　马克思社会关系物化批判的当代发展

　　《资本论》中的社会关系物化研究，既是回应资本逻辑的时代之问，也蕴含着未来新型社会关系的文明之问。这也意味着，伴随着资本主义时代变迁，社会关系物化问题及其理论具体形态也将深化拓展。在一定意义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批判理论，本质上是对20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物化问题演进的批判。21世纪数智时代的加速演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意识形式的数字化转型，并没有实现资本内在矛盾的内在消解，究其本质，是借助算法、平台等完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总体性再生产。在资本逻辑中，数字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意味着人与生产条件、社会关系更广泛更隐蔽的分离与对抗，从而将人类、技术及其附属物交织在更加神秘抽象的物化之网中。

　　从人类社会的发展来看，资本主义以物的力量推动的现代化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人的生存生活方式的改变是必须尊重的历史事实，但其呈现出的结构性矛盾也预示着资本主义向未来社会形态过渡的必然性。在马克思那里，社会关系物化批判旨在将人从“物的依赖性”中解放出来。然而，这不是纯理论的任务，在根本上是一种以科学理论指引的有组织的实践使命。这就意味着，人类社会内在召唤着一种不同于西方资本现代化的新文明发展道路。就此而言，科学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意义，离不开社会关系这一理论视角。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具有独特社会历史规定的现代化进程，其始终将“人的现代化”践行为现代化的本质，将人类的生存与未来作为衡量发展质量的根本尺度。这一立场要求现代化进程回归以人的发展与解放为中心的逻辑，冲破物化的社会关系及其再生产的资本逻辑循环，建构一种面向未来文明的新型社会关系，真正实现联合起来的自由人对物的力量的驾驭。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之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历史意义。

　　（作者系厦门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