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料。短短几年时间，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而且一些行业和专业开始受到冲击，如媒体和翻译，甚至还有公文写作。如果说之前的人工智能被大多数人视为更为智能、广泛的检索和写作工具的话，那么现在我们不得不开始正视2025年初推出的DeepSeek。原因不仅在于其部署简单，大幅度降低了使用成本，而且在于其本来就比常人广泛得多的检索和阅读范围基础上的推理能力，以至于有些研究者开始尝试让其回答一些学术问题，其中不少答案也相当出人意料，甚至可以说超越了不少入门的研究者。面对这一革命性的变化，很多学术领域的研究者开始思考，在人工智能时代，研究者还能做什么？尤其是那些基于材料搜集和整理的学科，当然也包括历史学。

　　自近代以来，受到“科学主义”的影响，社会以及学术界对历史学学科目的的定位就是“求真”，基本研究路径就是通过广泛搜集、查阅和分析史料，对史实进行复原，这往往被称为“客观主义史学”。中国的客观主义史学通常被认为有两个源头，一个是被后来研究者称为“考据学”的乾嘉学派；另一个是被很多中国史学家誉为“科学历史学之父”的德国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e Von Ranke）。之所以给兰克戴上这一“光环”，主要在于兰克对史学研究的一些主张。比如，他主张撰写历史要客观公正，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力求不掺杂个人偏见，为了达成这一目的，则需要对史料进行辨识和考订，并提出了众多的方法。客观主义史学为了达成“求真”的目的、排除研究者的主观性，往往会设定一些“规则”。典型的规则就是一手史料的可信度高于二手史料，研究中要讲求使用好的史料版本，以及要尽可能穷尽所有相关史料；在考证时，更要追求逻辑的严密和严谨，遣词造句也是如此。

　　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乾嘉学派还是兰克，实际上都不是以复原史实为目的，他们的史学研究都有着强烈的现实目的性以及主观性；当前中国学术界对为达成“求真”而设定的各种“规则”的合理性及其是否能达成“求真”，至今也没有进行过科学论证，甚至如一手史料的可信度高于二手史料在学理上也存在问题。不过，在人工智能时代，这些被历史学界大多数人认为必须要遵守的“规则”，使得人工智能可以非常顺畅地被应用于历史研究，毕竟人工智能无论在基于设定好规则的阅读速度和范围，还是在基于设定规则的整理、归纳以及推理的速度和准确性方面都远远超过人类。

　　如果说以往阻碍人工智能进入历史研究，尤其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最大障碍在于对史料的阅读，那么目前这一障碍在技术层面已经被克服。用于古代文献写作的“古文”对于人工智能来说也只不过是一种语言而已，随着这两三年来人工智能的发展，语义识别在技术层面已经被突破，现在绝大多数通用型人工智能的翻译水准已经远远超越了传统专业翻译软件。不仅如此，通用型人工智能可以对古文进行句读，进而加以理解，更不用说未来经过专业训练的人工智能了。

　　有些研究者可能认为，人工智能无论是对古文的标点还是理解都会存在错误，这点当然如此，而且在未来也不可能真正解决。道理其实非常简单，对很多古文的标点和理解，在研究者中也存在争议，甚至在研究层面可能就没有什么“正确解”。这也是历史研究无法达成客观的原因之一，且在笔者看来也是历史研究不同于科学研究的魅力之一。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去苛责人类制造的人工智能呢？而且，如果人工智能在未来真的能给出所有相关问题的“正确解”，对于人文学科而言，这本身就是一场灾难。

　　此外，人工智能的写作能力已经有目共睹。因此，如果将历史学的目的局限于通过解读史料复原史实，即“求真”的话，那么这一目的目前与人工智能被应用于历史研究，甚至取代诸多历史研究者之间的距离，仅仅在于当前的人工智能尚未能广泛阅读史料，更准确地说就是尚未有公司训练其人工智能去广泛地阅读史料。正如前文所述，这在技术层面已经不是问题，需要的只是时间和资金，甚至可以说是国家或者某一公司重视程度的问题。由此，达摩克利斯之剑已经悬挂在以“求真”为目的的史学的头上，末日随时可能降临。

　　面对这样的危机，现在史学界需要反思历史学的目的。实际上，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在近代建立之后，很多研究者已经通过各种方式和角度论证和赋予历史学另外一层目的，虽然措辞可能不一，如“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人类的历史，可以在它已经发生后才被决定是怎样发生的”“立足现在，认知过往，影响未来”等。在这些研究者看来，历史学显然不是一门纯粹面对过去的学科，而是一门面对当前和未来的学科，这需要历史研究者有着对现实和未来的思考，进而对历史进行塑造和解读。

　　为了达成这一历史研究的目的，虽然对史实的考据依然是重点，但这只是研究的基础绝不是研究的出发点，更不是研究的目的。这样的历史研究必然要求通过叙述历史来影响读者，进而影响未来。因此，不仅对其结论、论证过程，而且对史实的认知，往往会基于现实需要而变动，进而会根据时代变化进行不断的创新和突破，且其叙述历史的方式也没有一定之规。叙述历史，或者就是撰写的论著，其根本目的在于说服读者相信作者提出的观点。因而基于不同目的或针对不同的读者群体等，写作者可以使用不同的，或者说具有创新的写作方式，包括论著的框架，也包括遣词造句的方式等。这种以影响现实和未来为目的的史学的核心在于不断创新和突破，以及研究者的主体性。

　　无论提供的答案看起来多么“智能”，目前的人工智能仍是缺乏“思考”和“创意”的，至少对于文科而言，其能做到的只是按照设定好的规则进行检索、归纳及有限度的推理。所以，只能命名为DeepSeek，还不是Deep Think，因为它无法自行设定规则，而规则的设定需要有着强烈的目的性，需要有着主体性的思考以及创新和突破。同时，虽然人工智能确实可以讲故事，甚至可以撰写有一定文字量的小说，即便很多人认为其写作已经有着相当的水准，但无论是故事的框架、情节，甚至对细节的描述，都是建立在其所检索和阅读过的材料基础之上，更用不说其写作还需要提问者设定好最为基本的主题和主旨了。且其对事物的描述，无论是逻辑构架还是遣词造句，都具有相当的“理科”特点，即强调论证逻辑和文字的严谨，总体而言比较“生硬”，或者说不太像“人”的作品，因为论证和措辞的严密和严谨只是文章说服力的来源之一，远远不是全部。

　　在人工智能逐渐兴起的时代，以追求事实为目的的学科以及学科中以追求事实为目的的研究，迟早会被人工智能所取代。但是，对于将研究目的设定为改变现在和未来、追求创新和突破、强调研究者的主体性的历史学而言，人工智能应当不会动摇学科的根基。不过，未来历史研究的模式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大概会产生这样的模式：历史学家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搜集、阅读和理解史料并形成观点，然后思考写作方式，构建框架，甚至还需要对关键材料进行解读，再指导人工智能进行写作，其中包括对某些具体历史问题进行考订，最后历史学家进行最终的修改和调整。

　　有些研究者担心以DeepSeek为代表的人工智能会为人类思维建造一堵“墙”，笔者觉得这样的担心虽然有必要，但不能将“墙”的建立归罪于人工智能。如果未来人类思维会被人工智能建造的“墙”所封闭的话，那么其原因在于人类放弃了思考的能力和欲望，将思考的能力委托于人类按照自己设定的规则建立的人工智能，因此是人类自己将自己的思维封闭了起来。

　　最后，如果未来人工智能有了自我意识、有了自我的价值判断能力以及主体性，进而有了创造力的话，那么历史学应当如何应对？这一问题已经超出了历史学的研究范畴，涉及对“人”的定义问题以及伦理和道德层面的考量。但无论如何，人类都不能放弃自我的思考能力，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时代，更应当注重人的创造力以及主体性，这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根本。

　　（作者系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