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明海英）10月18—19日，中国秦汉史研究会2025年学术年会在湖北省枣阳市举行。来自全国高校、科研院所的100余位学者与会，围绕秦汉时期的政治制度、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历史地理、边疆、民族等议题进行深入交流。

　　楚纪南故城是战国时期楚国的都城，以其为中心的周边区域一般被认为是故楚的核心区域。荆州博物馆文博馆员蒋鲁敬表示，在楚纪南故城周边区域发掘了大量战国楚墓、少量的秦墓和一定数量的西汉墓。大量的出土器物为认识楚核心区域楚秦汉文化的交融提供了较多的资料。他结合具体墓葬及随葬器物特点的分析，探讨了该区域楚秦汉文化的交融。 

　　东汉时期气候较为恶劣，汉廷与西域、匈奴的关系受自然灾害的影响比较大。汉匈战争的成败对汉廷通西域又起着决定性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安子毓表示，班超立功于西域的主要原因不在于他敢入虎穴的勇敢，而在于他纵横捭阖、利用南道诸国不愿臣服匈奴的心理而与他们团结一致、共同抗衡居于北道的匈奴仆从国。班超以极少的兵力长期经营西域、牵制匈奴，他最终获胜则是在北匈奴被汉朝击败。

　　长城不仅是农耕与游牧两大文明体系碰撞、交流、融合的前沿地带，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见证者与塑造者。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徐卫民表示，秦汉时期长城的修建既是长城内外不同政权对峙下的产物，也促进了长城沿线的族群融合。他表示，秦汉时期政府向长城地带广大地区移民、屯田，在长城沿线形成了不小的城邑，从而促进了长城地带社会经济的发展。对长城地带的争夺在客观上起到了促进民族融合的作用。当时的长城不但保护了中原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保证了中原地区的强大和统一，而且促进了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的高度融合，起到了融合纽带的作用。徐卫民表示，秦汉长城在民族文化交融进程中，不仅没有中断当时的民族联系，反而发挥了融通二者文化的作用，促使民族互动从“无序”变为“有序”，进而维护了边疆地区和平及社会稳定，也推动了中华民族实体进一步成型和发展。

　　出土简牍为秦汉研究提供全新视角

　　中国简牍中的“楬”应用于简牍时代，从秦、西汉、东汉，至三国吴，呈现出逐渐简化的进程。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贾丽英表示，楬首图案沿着“涂黑—网状—空白”的趋势，至东汉中期发展为楬首空白题署。但不论楬首浓墨涂黑，还是空白题署，其醒目标识的特点都是昭示简牍行政文书权威性的视觉策略之一。楬的整体形制从秦汉至三国吴则沿着“穿孔—刻槽”的方向，由繁杂精细走向简省，至三国吴刻槽形木楬成为几乎唯一的形制。她说，值得关注的是韩国和日本的文书附札，没有沿着三国魏晋的简化路径发展，而是保留了古老中国汉代文书楬的传统。

　　睡虎地秦简的出土为研究秦汉基层吏治提供了全新视角。宁夏固原博物馆研究馆员苏银梅表示，简牍中保存的文书程式与档案管理制度显示，当时已形成以律令为基准、以考课为手段的官员选拔体系，通过定期迁转实现中央对地方的有效管控。她表示，秦汉官僚制通过文书行政构建起垂直管理体系，官吏的流动既是个人仕途发展的需要，更是国家强化地方治理的制度设计。这种“流动中求稳定”的治理模式，不仅塑造了早期官修制的基本形态，更为后世地方行政体系的发展提供了制度范式。苏银梅通过对个案“喜”的研究探讨了秦汉基层官吏生存状态，据此管窥传统中国官僚制度的形成机制。 

　　秦汉简牍资料公布后，学界意识到在秦汉几百年间，除了令、丞各自的职能之外，二者之间关系也应予以注意，并形成了几种不同意见。随着刊布的地方行政简牍文书不断增多，为重新审视这一问题提供了新史料。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沈刚表示，尽管时段、部门不同，甚至所记主体内容凿枘不合，但如果从行政流程、文书体式等角度，抽离出秦汉四百余年间县令、丞在其间扮演的角色，能够看出县令长和县丞职能、地位的变化以及由此导致的彼此关系演变，从更细微角度观察县廷长吏行政的变化，并由此反映出其与当时政治、制度的互动。

　　近年来，由于简牍材料的广泛出土，使得秦汉史研究成为史学界较为活跃的研究领域，也产生了不少新的突破性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卜宪群表示，与秦、西汉历史研究相比，东汉历史研究的议题相对单一，诸如：政治史研究中的外戚宦官专政、社会史研究中的豪族形成与发展、文化史研究中谶纬思想等构成了东汉史研究的主要议题。如何发掘更多的议题是当前东汉史研究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他表示，除了期待更多的出土资料外，还要从理论上寻找突破口，在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下，积极发挥历史研究者的主动性，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推动研究范式转变，寻找新的史学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