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短短几十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和最大的制造业体系，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先全球，在人工智能、清洁能源、量子计算和生物科学等一些高科技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在政治稳定的基础上基本实现了经济现代化。中国取得这些成就的原因是现有西方理论难以回答的。可以说，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重点就是建构自主的理论体系，本质就是理论创新。这项工作需要扎根于中国，从中国的经济、社会及政治发展经验出发进行理论创新。

　　理论创新，特别是一个理论体系的创新，是一项艰难而复杂的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纵观近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大多起源于西方国家。西方以外的国家或地区，能否创造有别于西方的理论，并成功地打入世界主流学术体系，影响西方学术界呢？目前来看，拉丁美洲学者创造的依附理论或依附论体系可谓先例。可以看到，依附论已成为欧美学术界的一支主要理论学派，并被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学者所接受和运用，是发展学和现代化研究中不能不讨论的一部分。从学科范围来看，其影响扩散到包括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地理学、历史学、传播学、国际关系等多个学科。因此，本文将通过讨论依附论的起源和发展，检视其成功与失败之处，以图为中国建构自主的知识体系提供启示。

　　一、依附论的起源与发展 

　　 依附论的起源可追溯到19世纪下半叶，当时拉丁美洲有一场关于思想解放和“第二次独立”的讨论，认为拉丁美洲国家虽然脱离了殖民统治，取得了领土独立，但思想上没有独立。著名的拉丁美洲社会活动家何塞·马蒂（José Marti）表示：“独立不只是形式上的独立，更应该是精神上的独立。”这个讨论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上半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现代化和经济发展成为拉丁美洲学者讨论的主题。联合国在1948年成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简称ECLAC，西班牙语简称CEPAL），总部设在智利。1950年，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被任命为委员会执行主任，他的研究奠定了依附论的基础。普雷维什从结构主义出发，将世界经济体分为中心和边缘，西方国家处于中心地区，拉丁美洲处于边缘地区。中心国家的出口主要是工业成品，边缘地区的出口主要是农产品，农产品的出口价格远低于工业成品的价格。另外，由于拉丁美洲国家主要是农业经济，无法安置过剩的农业人口，因此造成大量失业。这两个因素导致了拉丁美洲国家的贫穷和不发达。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依附论出现并得到发展。这一时期，拉丁美洲政治动荡，巴西和阿根廷分别在1964年和1966年发生军事政变。在此背景下，智利政府为在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受到迫害的左派知识分子提供庇护所，智利首都圣地亚哥成了一个左派学者讨论拉丁美洲前途的活跃场所。到智利寻求庇护的学者包括依附论的创建者之一——巴西社会学家及社会活动家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此外，20世纪60年代初成立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与社会计划研究所”（西班牙语简称ILPES）、圣地亚哥的智利大学也是依附论学者集中的学术场所，前者隶属于上述“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负责为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人员培训、政策咨询和相关的研究。

　　 在20世纪60年代，依附论的学者群体有三十多人，大多在27—37岁之间，其中有经济学背景和社会学背景的各约一半，个别为法学家和政治学家。他们中约90%出生于南美洲国家，其中一半来自巴西，个别来自西方国家，当时都居住在智利。这些学者组成了若干研究团队。其中，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与社会计划研究所联系比较紧密的有两个团队，侧重从历史和结构的角度研究拉丁美洲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一个团队的代表人物是奥斯瓦尔多·孙克尔（Osvaldo Sunkel）和佩德罗·帕斯（Pedro Paz），研究重点是发展和不发展的历史概念。另一个团队的代表人物是卡多佐和恩索·法勒托（Enzo Faletto），研究集中在拉丁美洲国家与西方依附关系背景下拉丁美洲国家内部的社会关系。第三组研究团队来自智利大学，特别是1965年在智利大学成立的“社会与经济研究中心”（西班牙语简称CESO），代表人物是巴西学者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Theotonio dos Santos)和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前者的主要课题是拉丁美洲国家的发展如何被西方国家所限制。此外，还有一组以智利天主教大学为基地的研究团队，代表人物是德国出生的经济学家弗朗茨·欣克尔阿默特（Franz Hinkelammert），1963—1973年间任教于智利天主教大学。该团队倾向于马克思主义，集中研究依附论中的意识形态问题。智利大学和智利天主教大学的研究团队都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侧重从社会主义和革命的角度研究拉丁美洲地区的不发达问题。总之，依附论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成果，而是几十个学者通过研究团队创造出的理论。 

　　 经过拉丁美洲学者十几年的努力，依附论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基本成形，并逐渐向包括西方学术界在内的世界知识体系传播。简单地说，依附论就是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挑战。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基本共性在于：它是基于西方国家现代化发展进程的经验；现代化只有一个模式，所有国家都要通过这个模式实现现代化；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主要靠内部因素，包括改变自己的文化（包括政治文化）、提高教育水平、增加基建投资等。依附论学者认为，西方现代化理论无法解释拉丁美洲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完全没有考虑到拉丁美洲国家内部的权力结构和外部因素，而西方的现代化与拉丁美洲国家的欠发达密切相关。简言之，西方国家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不是拉丁美洲国家依靠西方国家的援助来发展自己的依赖关系 (dependence)，而是西方国家通过不平等的依附关系（dependency）对拉丁美洲国家进行政治控制和经济剥削。 

　　 随着不断拓展，依附论实际上已经发展为一个理论体系，形成了若干流派。激进的马克思主义流派的代表人物是弗兰克和多斯桑托斯。他们深受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影响。在其成名作《资本主义与拉丁美洲的不发达》中，弗兰克将世界分成北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即“富裕的大都市”）和南方不发达的卫星国，前者通过殖民统治、不平等贸易、投资和政治控制限制后者发展。多斯桑托斯则将依附定义为一种历史性和结构性的经济关系。早期结构主义流派的代表是卡多佐和法勒托。1969年，两人合作出版《拉丁美洲的依附与发展》，直指西方现代化理论无法解释拉丁美洲国家欠发达状况的根本原因是不了解拉丁美洲的发展历史，完全忽视了拉丁美洲国家内部的发展与外部因素的关系。他们认为，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落后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不平等的国际经济体系造成的。20世纪70年代，卡多佐提出了“相关性依附发展” (associated dependent development) 新概念，相较于早期的结构主义流派更加温和灵活。卡多佐认为，核心国家与边缘国家的依附关系并不必然导致发展中国家的完全停滞或持续贫困。相反，发展中国家可以在依附的体系内找到经济发展的空间，只是发展模式和程度还是受到外部因素的限制。随着依附论的影响在世界范围内扩散，美国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提出了世界体系理论，将世界划分为核心国家、外围国家和半外围国家三部分，注意到了发展中国家发展水平的差异性以及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动态性，更加符合现实的世界经济格局。此外，以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和沃尔特·罗德尼（Walter Rodney）为代表的非洲依附论流派则将依附论运用到解释非洲国家的不发达状况，阿明提出了发展中国家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脱钩的概念。 

　　二、依附论理论体系建构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 

　　讲依附论的“成功”，不是说依附论取代了西方现代化理论，也不是说依附论是一个完美的理论；而是指学者们成功地自主构建了一个能与西方现代化理论分庭抗礼、自圆其说的理论，并将依附论进行了成功的国际传播。对于建构自主知识体系而言，依附论的成功经验在于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它是一批有理想、有使命感、有胆量的、志同道合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共同合作的成果。20世纪50—70年代，拉丁美洲知识界出现了一批有抱负的学者，他们非常熟悉和了解西方的现代化理论，也很快意识到西方的现代化理论无法解释他们亲身感受到的拉丁美洲经济发展困境。因此，他们主张重新审视西方的现代化理论，要从拉丁美洲的历史和全球的观点出发，去发展一个能够解释拉丁美洲国家不发达或欠发达的理论。如果没有理论创新的愿望和意识，那么也就没有依附论的出现和发展。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理论体系，依附论不是一两个学者完成的，而是拉丁美洲学者团队合作研究的成果，反映了集体的智慧。如前所述，在20世纪60年代以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为中心的若干研究团队中，每个团队有一个领军学者，侧重研究一个重点问题，共同丰富和发展了依附论。

　　 其次，它是理论创新与传承的结果。依附论将西方现代化理论忽视的两个因素或变量，即历史和外部因素（自变量），运用于解释拉丁美洲国家的发展进程（因变量），建立了因果关系。这两个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合理解释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拉丁美洲国家的发展状况。而且，这个理论解释简洁明了，可以拓展到世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因此，随着依附论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应用（如非洲国家），原来的地区限定词“拉丁美洲”也逐渐被拿掉，发展为一般性理论。这也体现了社会科学理论从特殊到一般的发展逻辑。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的理论，依附论的产生与发展符合社会科学发展的规律和逻辑，它是建立在前人创造的理论基础之上的,受到马克思主义有关殖民地论述的影响，特别是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的影响，将马克思主义阶级论和剥削论上升到了国际层面。社会科学理论的建设犹如建筑一座大厦，我们的理论创新就是在为建设这座大厦添砖加瓦。 

　　最后，它是依托国际学术网络和国际学术出版进行国际传播的成功范例。一个成功的理论或知识体系一定要得到同行的注意和完全或部分认同，途径主要是在知识界特别是在国际知识界进行传播。一个知识体系或一种理论要想取得国际影响力，最有效的方法是首先打入西方理论界，特别是英语世界，在西方理论界占有一席之地之后再传入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就容易多了。

　　 不可否认，依附论的“国际化”有其偶然因素。1964年之前，多数依附论学者是巴西学者，主要集中在圣保罗大学。1964年、1966年巴西和阿根廷分别发生军事政变后，卡多佐、塞尔苏·富尔塔多（Celso Furtado）、塞萨尔·马亚（Cesar Maia）等学者，被迫前往智利寻求政治庇护。1973年智利发生军事政变后，许多学者又流亡欧美，将依附论传入欧美学术界。其中，拥有德国和美国背景的经济学与社会学学者弗兰克和卡多佐发挥了重要作用。弗兰克逃亡后一直在欧洲任教和做学术研究，其早期作品《不发展的发展》（1966）、《拉丁美洲的资本主义与不发达：智利和巴西的历史研究》 （1967）和《拉丁美洲：不发达还是革命》 （1969）都是用英文写作和出版，直接影响到西方学术界。卡多佐1973年出走后，在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布朗大学、剑桥大学和巴黎大学等欧美名校任教、讲学，并曾任国际社会学学会主席，在国际学术界有相当地位。而与卡多佐一样曾任国际社会学学会主席的沃勒斯坦，正是受依附论影响创造了世界体系理论，间接地扩大了依附论的国际影响。 

　　在依附论国际传播的过程中，学术期刊和学术出版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依附论早期的学术文章和著作以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为主，左派倾向明显，难以在西方主流的学术期刊和出版社发表出版。《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几乎成为早期依附论作者在英语世界唯一的出版渠道和发表平台。作为一份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学术期刊，它专注于政治经济学、全球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主题，由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和利奥·胡伯曼（Leo Huberman）在1949年5月创刊于美国纽约。1951年，斯威齐和胡伯曼又创建了《每月评论》出版社（Monthly Review Press）。《每月评论》期刊和出版社除了发表和出版依附论学者的英文原著外，还翻译出版了大量拉丁美洲依附论学者的原著。

　　 当然，依附论不是一个完美的理论，自问世以来也面临诸多批评。就其理论缺陷而言，首先是它过度依赖历史解释现实，尤其是在早期具有严重的历史决定论倾向。尽管殖民历史深刻影响了拉丁美洲的发展历程，但在国家获得独立主权，可以制定自己的经济政策时，始终用历史因素来解释不发达是比较狭隘的。国家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克服或甩掉历史包袱，跟上时代步伐。一个有效的理论也一定要与时俱进，能够持续解释现实。其次，它过度强调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外部因素，尤其是早期几乎完全用国际因素解释拉丁美洲国家的发展进程，全盘否定现存的全球经济体系，忽略了发展中国家的国家能力、经济政策、政府廉洁度与透明度、族群矛盾、政治稳定等内部因素。而无论是“亚洲四小龙”的快速发展还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就，都表明国内因素的重要性，发展中国家是可以通过制定正确的经济发展策略成为国际经济体系的积极参与者和获益者的。 

　　 这种理论的缺陷，也与依附论在实践层面的失败密切相关。依附论不仅是一种学术理论，更是拉丁美洲学者希望改变现状的学术实践，有极强的政策倾向。如前所述，早期依附论学者与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国家经济委员会关系密切，而这个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就促进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政策建议。后来一些重量级的依附论学者，如弗兰克、多斯桑托斯、卡多佐，都希望拉丁美洲国家通过结构性改革（如国家干预经济、发展自主工业和加强地区合作）来摆脱对西方国家的依赖，依附论也成为当时政策讨论的重要理论依据。特别是在智利阿连德总统执政期间，智利可谓是依附论学者的“实验室”。然而，依附论学者提出的很多政策建议是不切实际的，并未给拉丁美洲国家带来长久的经济发展。比如，一些学者主张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国家经济脱钩、实现工业产品替代，否定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可能发挥的积极作用，忽视了本国市场规模小，无法支撑和消费自制产品的情况。因此，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基本放弃了工业产品替代的经济政策。更重要的是，依附论对世界格局的认识过于“二元化”，把西方国家看成铁板一块，也未充分认识到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异。 

　　三、对中国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启示 

　　依附论未能给拉丁美洲国家的发展提供有效的方案，其理论缺陷也意味着，如同西方的现代化理论一样，它也无法解释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但是，从知识生产和理论创新的逻辑看，它成功挑战了西方现代化理论，创造出了自己的发展理论；而依附论在遭遇实践时面临的失败亦警示我们，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必须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在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中实现相互促进。总的来说，要建构自主的知识体系，需要处理好以下几组关系。

　　 首先，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知识生产和理论创新一定要从实践和经验出发，提出问题，进而进行理论建构。依附论的产生遵循了这个规律。一个好的社会科学理论，要遵循社会科学的逻辑推理，建立因果关系（即条件说），不管是用归纳推理法还是演绎推理法，或两者结合，都要能够自圆其说。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西方现代化理论无法完整解释中国的现代化经验，存在着“理论盲区”。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必须从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型实践中提炼新概念和发展新理论。另外，理论创新过程中要注意区分现象和概念，要将现象抽象化或概念化，最后形成系统的理论，进而提炼出具有潜在普适性的一般理论。依附论之所以能取得世界性的影响力，就是因为它可以被用于解释世界上其他有类似依附现象的国家和地区。因此，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不是要建构一套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理论教条，而是要基于实践而激发、形成知识生产和学术研究的主体性与创造性。只有坚持从实践出发，才能够充分认识到世界与中国的复杂性，避免简单的“二元”思维，创造出能够与时俱进的创新理论。 

　　其次，理论创新与知识积累、传承之间的关系。依附论是在马克思主义关于殖民地的有关理论和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其成功经验揭示出理论对话与传承的重要性。马克思就是在研究了古典经济学和黑格尔哲学的基础上，批判资本主义，提出剩余价值理论，形成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我们今天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既要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也要在方法论上坚持“两个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同时，对于世界范围内的优秀理论成果，我们也要在交流、对话中彰显“自主性”，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增强自主知识体系的包容性和吸引力。

　　再次，学术组织形态与知识生产之间的关系。依附论成功的经验表明，发挥团队精神，进行分工合作和跨学科研究对理论体系建构的重要性。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是一个宏大工程，需要多学科的集体智慧和努力。跨学科研究有助于将哲学、历史、社会、政治、技术等多个视角结合，发展出符合中国经验与问题的整合式知识体系。从研究资源来看，国家社科基金等资助体系，为学者展开长周期、系统性的理论研究提供了便利。当前，“有组织科研”的提出和实践，将为避免知识的碎片化和重复性研究，打造学术研究的核心共同体，促进跨学科的研究创造条件。

　　 最后，知识生产与学术传播之间的关系。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在根本上是要争取话语权，争取知识界同行的注意和认可，只通过“内循环”是不可能成功的。创新理论能否推向世界，得到世界同行的认同，是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成功与否的重要评价指标。依附论能够成功地在全球学术界传播，学术期刊、学术出版以及国际学者、国际组织的参与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可行的方式包括：一是推动中国学者在西方主流社会科学期刊上发表研究成果，在世界知名出版社出版专著；二是鼓励中国学者与国际学者进行合作，通过共同发表论文、撰写著作等方式扩大影响力；三是重视学术期刊作为传播渠道和平台的重要性，打造一本或若干围绕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或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展开专门讨论的英文期刊，形成合力，扩大影响；四是充分发挥国际组织在传播中国发展模式中的作用，推动关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研究与成果传播。 

　　 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各种因素，有客观的条件，更需要主观的努力。就“天时”而言，目前尚没有一个能够完整解释中国快速发展或现代化的理论，这为理论创新提供了一个天然的条件。就“地利”而言，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为社会科学提供了发展的土壤和现实的问题，社会科学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塑造国家意识形态、推进社会治理、增强文化影响等方面的重要性日渐突显。就“人和”而言，建构自主知识体系不仅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与自觉行动，而且通过一系列体制机制在国家层面得到推进与保障。当然，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建构自主知识体系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从依附论发展的经验来看，它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才在世界社会科学领域取得一席之地。中国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努力才刚开始，任重道远。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刘倩　责任编审：李潇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