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1998年以来，社会组织数量持续快速发展，但作用发挥却不明显，还没有形成质变。近年来颁布的政策非常多，比如四类组织直接登记、服务购买、建党组织等。但这些政策的出台，一方面是促进性的，一方面是限制性的，存在一定的悖论。比如购买、培育、扶持、国家主办、民办事业待遇、党建等，都有国家权利介入的特征，并非社会自主选择。因此，在治理现代化和互联时代，增强社会组织的主体性和正当性，是实现社会组织自治和秩序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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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以来，社会组织数量持续快速发展，但作用发挥却不明显，还没有形成质变。近年来颁布的政策非常多，比如四类组织直接登记、服务购买、建党组织等。但这些政策的出台，一方面是促进性的，一方面是限制性的，存在一定的悖论。比如购买、培育、扶持、国家主办、民办事业待遇、党建等，都有国家权利介入的特征，并非社会自主选择。因此，在治理现代化和互联时代，增强社会组织的主体性和正当性，是实现社会组织自治和秩序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