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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中国地方政府治理与社会治理研讨会在京举行

10月31日--11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举办的“第二届中国地方政府治理与社会治理”研讨会在京召开。来自全国的知名专家、学者50多人齐聚一堂,为期两天的会议围绕基层治理,城镇化建设、选举与治理、社会自治与社会组织发展、治理研究理论与方法、政府治理与社会治理创新六个专题对地方政府治理与社会治理相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研讨。

第一单元:基层治理 更多>>

赵树凯:基层治理的新挑战

经济新常态下,治理就是治国理政的意思,不应过度解读。基层治理主要涵括经济治理、官员治理和农民治理三个方面。经济治理和官员治理,即政府和官员介入经济活动,处理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当前,我国经济存在下行趋向,经济探底之后会持续多久,以及何时开始复苏,具有不确定性,必然给政府治理带来挑战。农民治理方面,重点是如何处理好与农民的关系问题。国家治理大问题,源于基层治理小问题。新生代农民观念和行动意识等正发生较大转变,沿用传统管理方法效果不好,需要加以理清并改进。

郭于华:建设作为主体的社会

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社会这个主体,应着重探讨三个问题:即什么是社会,社会在哪里,谁来建设社会。总的来看,也就是主体和对象的问题。一是社会的主体性问题。社会是与政治、经济、文化并列的主体,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自主性、自治性和自律性,应加以重视并引导。二是社会在哪里?当前,我国社会建设方方面面都取得了巨大进步,有序自治正稳步推进。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尚需破解。三是谁来建设社会?顶层设计十分关键,但推动社会进步需要依靠公民,实现多元共存的良性社会状态,走出困境。

张明军:中国政治权威的现实转型与治理模式的双重走向

中国社会的治理模式正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呈现精英治理、法制治理和民主治理等混合型特征。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将新权威主义作为新型治理模式的理论基础具有现实依据和意义。在推动政治权威转型与治理模式构建中,需要注意以下方面:一是以适度的体制革新推动政治文化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注重包容、妥协精神的培育;二是以树立司法权威为中心的政治改革的重启,更加注重法制权威的建构;三是基层社会自治实践的推进。当前来看,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物的现代化,但人的现代性问题仍然需要跟进。

周庆智:农民工阶层与中国政治发展

根据国家统计数据,目前中国有2.7亿农民工。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农民工都代表了一个宽泛的社会阶层。由于属地管理等造成的二元结构问题,农民工始终处于个人权利和政治权利分离状态。在农村,选举权等政治权利有形无效;在城市,由于没有组织依附,得不到体制内资源的保护和支持,只有借助亲情、友情、乡情等形成的初级组织,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政治参与权、表达权等的丧失,农民工群体已成为无政治群体,在城市没有出路,在农村没有退路。农民工在城市工作,剩余价值留在城市,但对他们应有的权利,尤其是政治权利的关注存在不足,导致农民工群体社会边缘人和政治边缘人趋向的加剧。因此,无论从政治参与还是从政治发展意义上来看,都应将农民工政治权利问题纳入顶层设计统筹推进,注重政治参与制度化,有序引导农民工由自在阶层转为自为阶层、自治阶层,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推动力量。

第二单元:城镇化建设 更多>>

马宝成:简政放权与地方政府治理创新

十八大以来,我国围绕深化改革重点推动简政放权和宏观调控的落实。其中,简政放权对地方政府治理创新影响较大。从简政放权第三方评估工作来看,近两年各地围绕简政放权、加强管理和优化服务作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实效。放权方面,在权力清单制度、企业登记注册、商事制度改革等方面进步很大,增加了社会活力;管理方面,法制化、信息化、透明化等有效加强,管理效率明显提升;服务优化方面,各地进行了大量创新,如各级政府都设立了政务大厅,加强了政务网建设,简化了办事流程,企业和群众办事很方便,有成效。但我国正处于改革深水区和攻坚期,简政放权与地方政府治理创新中还有一些问题需要破解。

吴理财:当前农村社会治理:问题与建议

根据长期调研和实地观察,当前农村社会治理存在农村消解、问题个体化、农民和政府制度性关联弱化等问题。农村消解表现在公共性消解、公共精神缺失、公共舆论弱化等方面。比如人际关系疏离,由传统的看重人情到现在的注重交易,利益导向关系明显;比如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存在不稳定、不确定性,很多人以己之私利为重,不注重责任问题,行为准则存在衰败的迹象。问题个体化方面,基层政府在一些领域的选择性退出,让渡空间的同时,农村社会日益出现个体化趋向,突出个人,对公共事务出现冷漠和麻木。农民和政府的制度性关联弱化方面,一些群众除了办事之外,一般情况下不和或不愿意和政府打交道。治理现代化背景下,这些问题潜在的治理实效,应引起关注。

郑建君:城镇化与国家治理的关系:基于社会公平与政策满意度的视角

 在城镇化与国家治理的关系中:一是政策因素表现出明显的功能性驱动。一方面,城镇化所引发的并非单纯的个体对应条件下物理空间的变化,而是需要有与之相匹配的政策调整与支持;另一方面,从个体对政策是否满意来看,有效性是其基础。二是社会公平作用发挥的内隐性特征不容忽视。三是多元诱因的系统性及可能存在的交互影响。更多关注物理、社会与心理的因素。基于以上判断,应注重政策过程的完整性与科学性;坚持以人为本,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内在一致性。

第三单元:选举与治理 更多>>

史卫民:2014年县乡人大代表选举问卷调查分析

2014年开展的一次全国性县乡两级政府人大代表选举情况调查结果显示,县乡都出现参与选举意愿高、选举规范性强、积极性提升、权力法治意识等特点,但也存在候选人产生不尽民主、选举走过场、难以表达真实意图、流动人口选举难等问题。影响选举的因素主要是群众口碑。和以往相比较,选举作为个人权利正逐渐被大多数人认可并使用,对于基层民主发展具有典型意义;但存在大部分没有参加投票的选民,应引起深思并从制度上、程序上给予保障。

张明澍:“基层”与“顶层”

 顶层和基层在发展经济、维护稳定等方面具有高度共识;但在一些方面的关注点是有差别的,比如中央关注的意识形态稳定问题,基层政府关注度并不高,而是注重获取资源和支持。共同关注不够的问题是对基层民主发展的忽略,这是基层社会发展的一个进程性、阶段性问题,应加强研究。

周少来:从民本政治到民主政治转型进程

大量实证调研表明,中国农村现在还处于民生或民本发展阶段。地方政府一是考虑稳定、发展的问题;二是新农村发展问题,但工业化和新农村处在纠结和撕裂中。比如在北方,一些农村通过顶层设计,实现了快速城镇化,南方的一些地方则拘泥于发展基础、地形条件等,在10-20年或在较长时期能都很难实现城镇化。因此,农村的治理问题应该分类分步推进,不能一概而论。

李海青:两种不同代表逻辑的混淆:对人民代表大会问题根源的...

党对人民利益的代表和人大对人民利益的代表界限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党吸纳各行各业的精英分子作为代表,不同于人大作为民意表达的代表设置,是一种样本代表。党的代表具有阶级性、阶层性、广泛性和辐射作用,以和谐、统一为目的;人大代表不仅仅是公民民意的代表,同时也是党和政府的代表,具有多重性,是“多重代理”的角色集中,与被代表者利益攸关。人大代表作为执行群众路线的环节、平台和载体,是按照党的逻辑运行的。

第四单元:社会自治与社会组织发展 更多>>

肖唐镖:地方干部的民主观——对1456名地方干部的问卷分析

基于重庆、上海、云南、江西等地近1500名干部的问卷调查,以“评价与期待、民主支持、民主功能评价、中国民主化、民主认知”五个维度进行综合分析,结果显示:国内的经济、社会和民众素质等条件,适合于民主建设;民主对中国多个方面是有利的;中国目前还存在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群众教育水平总体不高、公民素质和政府能力待提升等问题,应该以理性、有序的方式推进民主建设;公民参与决策与监督、法治、自由权利等是民主发展的主要内容。

贾西津:中国现行社会组织法律制度演变逻辑:自治与秩序

1998年以来,社会组织数量持续快速发展,但作用发挥却不明显,还没有形成质变。近年来颁布的政策非常多,比如四类组织直接登记、服务购买、建党组织等。但这些政策的出台,一方面是促进性的,一方面是限制性的,存在一定的悖论。比如购买、培育、扶持、国家主办、民办事业待遇、党建等,都有国家权利介入的特征,并非社会自主选择。因此,在治理现代化和互联时代,增强社会组织的主体性和正当性,是实现社会组织自治和秩序的关键。

黄小钫:论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治理民主化

推进国家治理民主化,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国家治理民主化需要不断培养民主意识和民主习惯,提高民主素质和民主技能,采用民主的方式和手段去管理国家事务、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务。推进国家治理民主化:一是积极发展党内民主,推进政党治理民主化;二是推进政府治理民主化,不断扩大协商主体;三是继续深化基层民主,推进社会治理民主化。

第五单元:治理研究理论与方法 更多>>

毛寿龙:原始秩序、社会秩序、扩展秩序与警务模式

警务模式可概括为原始的社会秩序、现代的社会秩序和扩展的秩序模式三种类型。原始的社会秩序一般不会产生科层治理。警务模式对社会治理具有启发意义:以秩序的眼光看,可从治理的角度和实践模式来思考警务的理论模型;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定位现实的警务选择和改革的政策选择;很多地方的警务改革实践在警务治理现代化和治理能力建设方面,具有先导性理论和实践意义。公共警务模式可以在治理结构层次方面解决现在面临的很多现实问题。

卢春龙:中国新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现状及其政治支持

政治参与有制度化和非制度化两种形态,涉及日常生活问题、地方治理问题和一般政治问题。政治参与的体制内参与程度高于体制外。新中产阶级作为新兴的庞大社会群体,体制内的政治参与和体制外的政治参与存在差异。其中,由于体制内的新中产阶级参与意识较高且存在资源、渠道等方面便利性,因此政治参与度较高,对政治参与的效果评价度也较高;体制外的由于不具备上述比较优势,影响较弱,参与程度较低,应提供有效参与渠道,并积极回应诉求。

田改伟:当前基层具有示范效应的党建方式——区域化党建

城市化工业化造成的人口流动、基层利益多元化带来的治理主体多元化以及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基层治理困境等,区域党建成为当前基层党建的一个趋势。区域党建的实践生长点源于区域之间的优势互补、共生共荣,具有积极的政治意义:一是后农业税时代乡镇权利变迁的;二是应对基层治理综合性、复杂性的需要;三是中央加强基层党的建设一系列文件的落实;四是以党执政的制度的自我实现;五是政治体制改革中两种改革逻辑的冲突与交汇,共同的利益或利益追求,是区域化党建的基础。

张曙光:推进首都治理现代化的几个问题

推进首都治理现代化无论从国家层面还是从北京市层面来看,都十分重要。推进首都治理现代化应在治理价值性和工具性之间找平衡,中央政府应积极参与首都治理,推动理念现代化、主体多元化、方式多样化和公众的参与度。

第六单元:政府治理与社会治理创新 更多>>

袁达毅:地方治理创新中的“群岛现象”分析

从整体和宏观视角来看,地方政府治理创新中的“孤岛现象”,孤岛不孤,日益呈现出“群岛现象”,具有广泛性(领域广、地域广)、多样性(不同治理领域的创新类型表现为多样性,相同治理领域的创新类型表现为多样性)、不稳定性(新的“孤岛”不断出现,原有的孤岛部分消失,合法和违法现象并存)等特点。群岛出现的成因:改革开放大背景造就了“群岛现象”、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状况决定了地方治理创新的“群岛现象”、中央为地方治理创新提供了法律和政策支持、回应复杂多元社会诉求需要进行治理创新、政绩驱动使地方官员热衷于治理创新。结论:群岛现象将长期存在;治理现代化进程将是一个通过区域、系统和部门创新逐步推进的过程;地方政治发展将呈现出相互影响和交替推进的状态;推进地方治理创新要做好顶层设计。

赵秀玲: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几个重要问题

乡村治理何以善治,应处理好三对关系:一是精英与乡村善治的关系。精英是乡村善治的重要主体,如富人治村拥有资源、人脉、知识等优势,但存在腐败和功利性的问题,需要警醒,文化、品性等应作为考量。第一书记、下派干部等能短期内改变能人短缺现状,但需要培养内生动力。二是制度建设与乡村善治的关系。制度存在同质化和模式化倾向,笼统的、不符合农村实际的制度较多,百姓参与制定的制度较少,应充分发挥老百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村规民约的作用。三是文化精神与乡村善治的关系。文化精神缺失是农村治理失效的成因之一,当前农村公益精神、责任意识等有弱化迹象,应引起广泛关注。

韩旭: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组成部分的地方治理——兼论地方法治体系建设问题

治理涵括国家治理、地方治理和基层治理三个层面。国家治理是面向国际社会,跨区域,注重宏观调控的治理体系。地方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更直接面向民众,对象是一般性的公共事务,市场监管与市场秩序。基层治理主要指向具体事务,是国家治理和地方治理的具体落实者,是基础性的。增强地方治理的效用,应注重地方法治体系的建设,通过地方立法、司法体制改革、发挥地方各级人大的作等举措,提升治理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