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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政商关系的基本内涵、实践经验与建构路径
2016年07月22日 11:05 来源: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作者:韩 阳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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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政商关系是一个国家在某一特定时期政治生态、经济状况、社会思潮的集中体现,体现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政府、官员与商人等几个方面的关系。不同类型的国家基于各自的历史经验和价值取向,对政商关系的态度、观点和政策都有所不同。政商关系主要在自由主义、国家主义和统合主义三种语境中实践。基于独特的国情和文化传统,中国的政商关系呈现出鲜明的特点。基于独特的发展脉络和演进逻辑,政策支持、政治吸纳与合作治理构成了中国统合政商关系的治理经验。中国的政商关系既不能陷入自由主义式的政治被经济绑架的陷阱,也不能落入国家主义式的经济被政治统摄的窠臼。构建健康政商关系,要以法治建设规范政商关系的行为边界,以制度创新扩展政商关系的合作空间,以核心价值引领政商关系的观念变革,以统一战线统合政商关系的利益矛盾。

  关键词:政商关系;基本内涵;经验;路径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69(2016)01-0000-08

  

  作为一种社会关系,政商关系出现于人类历史上的第三次社会大分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第三次社会大分工过程中,“由于商品交换的发展,出现了一个不再从事生产只从事产品交换的商人阶级……由于有了阶级对立,于是产生了国家”[1]。国家作为公共资源的分配者,商人作为商业资源的分配者,二者必然会在社会资源分配领域发生重要的联系。这就是政商关系产生的逻辑起点。在不同的层面上,政商关系分别体现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政府、官员与商人等几个方面的关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政治和经济联系日趋紧密,政商关系逐渐成为一个影响国家经济发展、社会秩序、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问题。不同类型的国家基于各自的历史经验和价值取向,对政商关系的态度、观点和政策都有所不同。相应的是,不同类型的政商关系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该国在某一历史时期的政治体制、经济状况和社会思潮。基于独特的国情和文化传统,中国的政商关系呈现出鲜明的特点。比如,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占主导地位,经济发展服务于政治目的,政商之间缺乏明晰的界限等。这些特点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国的政商关系是自身历史文化和实践经验的产物,具有独特的发展脉络和演进路径。构建健康政商关系,不仅要深刻理解不同语境下政商关系的涵义与特点,而且要准确把握中国政商关系的特殊维度。

  一、内涵探析:政商关系的三种语境

  (一)自由主义语境中的政商关系

  自由主义作为近代以来西方社会的主流政治思潮之一,虽然历经了从古典到现代的种种变化,但是其基本内涵并没有大的改变。自由主义强调“个人自由的重要性,并把保障个人的自由权利作为政府基本的甚至是唯一的目的,把宪政与法治作为实现这一目的的主要手段”[2]。根据这一逻辑,在国家和社会关系方面,自由主义强调社会中心主义,认为社会作为独立的行为主体,能够自我管理和自我保护。具体到政府与市场关系领域,自由主义强调自由放任,反对国家干预,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实现最大利益。在自由主义视野下,政商关系往往呈现出如下特点:1.商业领域遵循自由竞争原则;2.政府权力受到限制,避免对市场进行干预;3.法治作为社会治理的共同底线,保障自由市场的自发秩序;4.政府和企业界限明确,关系松散,各司其职。

  自由主义的价值取向和基本原则对大多数西方国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其所倡导的制度环境和思维方式的影响下,很多西方国家在工业化浪潮中迅速实现了原始积累和经济增长。需要注意的是,自由主义所提倡的社会治理的多元结构,虽然可以为社会主体提供平等的互动平台,但是容易导致社会的分裂和利益分化,最终使少数优势集团操纵社会资源,无法真正实现公共利益。在传统资本主义国家,大企业往往通过其利益代理人在多元平衡的趋势下影响国家走向。甚至在每一政治层级,议会与商业集团都有直接的关系。商人集团往往通过党派政治、资助竞选、院外游说、政治献金等方式对政府过程产生影响,使政治生活、公共利益最终被商业利益所绑架。现代社会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被空前加强,理想状态下松散的政商关系基本不复存在。

  (二)国家主义语境下的政商关系

  在政府和社会关系方面,19世纪中后期兴起的国家主义和自由主义形成为一组相对立的概念。与自由主义不同的是,国家主义是以国家统治为本位的国家中心主义模式,认为国家作为独立的行为主体,能够在政治、经济和对外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如果说自由主义者认为市场社会中的伦理困境可以通过市场经济活动自行解决,那么“国家主义者则认为私利的无尽追求是导致社会道德沦丧和社会混乱的‘罪魁祸首’,唯有作为完善伦理实体的国家才能克服”[3]。在对待政商关系的问题上,国家主义体现出与自由主义迥然不同的态度:1.国家有权力、有能力干预经济发展,政府在政商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2.经济发展服务于国家建设,商人处于依附或侍从的地位;3.不完全的市场经济,自发秩序受到限制或挤压;4.政府和企业处于密切的庇护关系,职能辐合。

  秉持国家主义价值观的大多是第三世界国。这些国家在西方资本主义扩张的影响下走上现代化道路。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是他们面临的首要任务。由于历史因素和国家能力的制约,这些国家很难通过自由民主的发展模式实现国家富强。他们必须在自己传统的基础上建立现代工业的大厦。面对这种情况,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国家主义道路。事实证明,由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迅速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并重建、巩固社会秩序。不容忽视的是,国家主义虽然能够在实现社会秩序与公共利益方面发挥强制性作用,但是有可能因为权力的高度集中与官僚体制的自利追求而损害公共利益的实现。最为明显的是,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发展往往以高昂的政治成本为前提。一方面,不完全的市场经济给官僚资本侵吞公共利益提供大量的制度空间;另一方面,政商关系的严重失衡给政府官员带来了大量的寻租机会。畸形政商关系所支付的额外成本最终会转嫁到普通民众身上,从而诱发了大量的分配不公和社会问题。

  (三)统合主义语境下的政商关系

  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国家主义,都在政府的社会化治理方面体现了各自的优势。对于复杂的社会治理而言,自由主义过度信赖自由市场的自发性,国家主义过于倚重国家的自主性。二者都忽视了国家与社会之间可能具有的互动关系。在现实政治生活的场景当中,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利益组织经常会保持一种合作互动的态势。这种中介化的治理方式就是统合主义。作为一种新型的政府治理模式,统合主义强调国家或政府在实现政治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推进社会公正方面的积极作用。作为一种共识性理解,统合主义提供了特有的社会化管理模式。“这种关系模式可以是国家或政府与其他社会或政治机构、协会之间的关系,国家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是建筑师或政治秩序的立法者。”[4]统合主义是一种强调国家和社会互动,且最终以国家统合社会利益的协调机制。

  作为一种政治经济关系,统合主义集中体现在国家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过程之中。在政商关系方面,统合主义认为:1.政府应该尊重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保障市场秩序的有效运行;2.在“市场失灵”的时候,政府可以对资源配置进行有效调节;3政府和企业保持一种合作与互动关系,共同解决社会治理问题;4.政府和企业在法律面前地位平等,共同受到法律的约束。由此可见,统合主义体现了一种政治和经济互动的视野。帕尔和温克勒将统合主义界定为“国家指导和控制私有企业走向团结、秩序、民族主义和成功四大目标的一种经济体系”[5]。

  中国的政商关系既不能陷入自由主义式的政治被经济绑架的陷阱,也不能落入国家主义式的经济被政治统摄的窠臼。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讲求“政治经济互动”的统合主义具有更多的借鉴意义。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统合主义的借鉴价值主要体现在“它对极端自由主义和极端国家主义陷阱的双重警惕上,它有效地处理了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有利于保障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整合的协调发展。”[4]15可见,借鉴和吸收统合主义的政府治理理念和统治模式,对于处于转型时期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具有重大意义。

  在统合主义的思想资源中,具有中国特色的健康政商关系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内容。首先,政府和企业的行为都要尊重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其次,政府具有推动经济发展的积极责任,要为企业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支持、制度环境和公共服务。其次,政府和企业之间地位平等、职责分明、各司其职,共同接受法律的约束。再次,政府与企业应加强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合作与协调。最后,政府与企业应密切合作,共同谋求国际竞争力。总而言之,健康的政商关系的“实质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环境下,政府与市场、官员与商人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探求各自权限的边界以及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前提下各方利益的最大化”[6]。

  二、建构健康政商关系的中国经验

  (一)政策支持:政策鼓励、有效干预、优质服务

  “私营企业在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中的再崛起主要是由于国家政府改革政策的许可、鼓励和保障促成的,缺少了国家的支持推动,个人追求经济利益的本能动机仍无法转变为投资兴业的内在动因和外部行为。”[7]既有研究表明,“从1979年到2008年期间,国家对推动私营企业的成长起着基础性的政策导向作用”[8]。一方面,国家在制度层面出台了大量鼓励和规范私营企业发展的法律法规;另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的“放权让利”“国退民进”政策向非公经济开放了许多新的领域。“从国家层面来看,相关的立法和政策文件建构了推动中国私营企业发展的制度和政策空间。”[9]除了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外,地方层面的政策不断推陈出新。尤其是在1994年财政分权和分税制改革以后,地方政府从获取财政收入和政绩的目标出发,与辖区的私营企业密切合作,成为一种十分普遍的政府行为模式。

  在自由主义视野中,政府对市场秩序的干预构成自发秩序扩展的主要障碍。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政府干预不仅低效,而且容易引发机构膨胀、权力寻租等问题。就此而言,限制政府对经济的过多干预是必要的。这不意味着政府对经济应该完全放任不管。按照统合主义的观点,“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可相辅相成,一并发挥作用”[10]。在这方面,东亚发展型政府模式提供了不同于英美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发展模式的经验与教训。就我国的经验而言,政府通过经济手段或法律手段,在宏观层面对经济发展进行调控,维护市场运行的正常秩序,保持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此外,政府有选择地对经济进行微观干预,通过支持战略性的产业发展来实现经济赶超。可以说,原来一直被自由主义视为干扰经济市场化运行而必须将其外部化的政府干预,在中国成了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主要动力。

  “当代的政府不仅是宏观经济的调控者,而且是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国家竞争力的培育者、市场秩序的维护者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者。”[10]71就构建健康政商关系而言,问题不在于政府是否应该干预经济,而在于政府应该为企业发展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和支持。如果说中央政府基于增强合法性的目的以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发展,那么地方政府更多由于GDP考核的压力为辖区内的企业创造性地提供各式各样的服务。例如,通过构建良好的地域投资环境,吸引外来企业投资;通过放宽税收、信贷、从业条件等政策条件,扶植中小企业成长;通过出台公正的制度规范,保障企业的合法权益等。当然,由于地区基础环境的差距,不同的地方对企业的态度有所差异。有研究指出:“江浙等沿海地区的政府更多倾向于服务企业,而那些民营经济不发达地区的政府,其机会主义以及寻租行为则更为严重。”[11]

  (二)政治吸纳:组织吸纳、体制吸纳、意识形态吸纳

  伴随非公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该阶层已经成为政治市场中的积极行动者并日益地给政治体系带来了政治参与的压力。为了缓解压力,执政党需对新生的经济精英进行招募和吸纳,“从而使新经济精英还没有独立代表自身利益之前将他们笼络到自己的组织体系”[12]。私营企业主希望通过“入党”在经济身份之外获得更有利的组织身份。在双方诉求的推动下,中国共产党于2001年正式开放私营企业主入党。截至2012年底,非公企业党员已超过350万人[13];此外,仿照战争时期“支部建在连上”的组织建设原则,执政党于2000年开始在私营企业建立党组织。截至2014年底,已有157.9万个非公有制企业建立党组织,占非公企业总数的53.1%[14]。“吸纳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在潜在的社会力量尚未成势之前,便将其转化为扶持和合作的伙伴,避免了新生社会阶层成为政治对立面的可能。”[15]

  除组织吸纳外,执政党采取了体制吸纳策略,即通过对私营企业阶层中的代表人士进行政治安排,给予他们以工商联委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头衔,进一步提升他们的政治参与水平和深度。与组织吸纳相比,这种安排性的体制吸纳具有更久远的历史。建国初期的“红色资本家”就可以视为体制吸纳的范畴。从私营企业主的角度来看,他们希冀被吸纳进政治体制当中。其原因主要包括:1.寻求党政部门支持,积累政治社会资本;2.体现参政能力,实现社会价值;3.追求表面荣誉,提高社会地位;4.制约官员权力,维护企业利益。执政党通过政治安排的方式把经济精英吸纳入政治系统,“不仅可以体现政治结构所具有的特殊权利,也可以体现政治主体对于参与者的要求,还可以达到掌握其各种动态,使其言行能控制在执政者所规定的范围”[16]。“这种政治安排实质上就是党的统一战线策略在新时期的进一步运用和发展。”[17]

  在政治安排的具体操作中,政治上的先进性、经济上的代表性、社会上的影响力和自身素质等因素成为了选拔对象的主要标准。这就意味着,政治安排只是少数非公经济人士才能享有的待遇。对于绝大多数普通的私营企业主而言,执政党更多地是通过意识形态吸纳的方式来增强他们对政权合法性的认知。一方面,执政党主导的改革开放,使人们能够通过参与市场经济来获得个人温饱和财富增长。这一过程本身提升了私营企业主对于政权的好感和认同。私营企业主对自己拥有的物质财富和社会地位越感到满意,就越会支持现存的政治体制。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党通过不断的意识形态调适,使私营企业主从备受歧视和不公平待遇的对象逐步转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意识形态领域的包容和尊重,成为健康政商关系的重要内容。

  (三)合作治理:社会责任、利益共享、国际竞争

  政府作为公共治理的主体,对社会问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企业作为重要的社会组织,其很多行为具有较强的“外部性”,需要履行其社会责任。现代社会问题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提高,要求多元主体在合作框架下开展共同治理。例如,保障生产和消费安全、环境保护等方面,既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在要求,又是政府社会性规制的基本内容,这就需要政府和企业进行多层次、多维度的合作治理。在合作过程中,政府的作用主要包括:通过法律法规的制订与执行,促使企业承担基本的社会责任;通过税收、融资优惠、资信评级等政策激励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政府利用其强大的社会影响力,通过各种形式对企业社会责任意识进行启迪和培育;政府和企业之间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推进企业社会责任,建立新型社会治理模式[18]。

  政府和企业的合作不仅有利于社会问题的解决,而且有利于利益的共赢。例如在医疗、就业、教育等领域,政府把公共服务外包出去,不仅可以增加公共服务数量,满足社会多元需求,提高公共服务效率与质量等,而且可以开辟新的市场领域,激活企业的竞争精神,使企业获得相应的补贴和利益;对于一些较为复杂的治理难题,例如公共工程建设、公共不动产管理等,政府可以通过PPP模式与企业和社会进行多元的合作。PPP模式即公共部门与私人企业的合作模式,一方面有利于缓解政府的财政财力,方便政府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另一方面能使社会资本在参与建设的过程中获得可观的利润。利益共享、风险共担、长期运营的合作原则,有利于构建健康政商关系。

  在全球化形势下,企业的竞争环境与政府管制、公共政策之间存在着实质性的依存关系,政府日益被看作是能够给企业的竞争活动创造最佳环境的竞争工具。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跨国企业的发展过程,充分证明了“政府的有效作用是跨国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力量”[19]。作为近年来全球经济发展的引擎,中国在促进民营企业“走出去”方面不断有新的举措。在对内方面,政府不断建立和完善有利于跨国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制度和政策。例如,建立对外交流平台与合作渠道,帮助企业了解国外投资环境和项目;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企业跨国发展的审批环节等;在对外方面,政府通过一系列外交策略和国际合作,为民营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创造有利条件。比如,通过“一带一路”战略规划、高铁项目出口等,不仅能带动装备和劳务出口,还能令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不断提升自身的综合实力。

  三、构建健康政商关系的路径

  (一)以法治建设规范政商关系的行为边界

  “市场化改革带来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给政治精英带来合法性,给经济精英带来财富,因此中国改革的性质决定了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之间存在天然的亲和性。”[20]政商之间的这种亲和性,不仅体现为二者之间为了实现共同的治理目标而形成的官商合作,同时可能表现为二者为了获取非法利益而形成的官商勾结。同样一种行为,既可以表述为官商合作,也可以说成是官商勾结。“官商勾结”中哪些属于合规的合作成份,“官商合作”中哪些属于不合规的勾结成份,在当前政商关系的治理理念和制度中没有得到清楚说明。“那种模糊的官商关系在现实中极容易偏私化地运作,结果把官商关系的正式化部分也拉到偏私的方向,从而加剧了这个领域的腐败程度。”[21]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目前依然没有彻底走出晚清以降官商关系的治理困境。

  破解政商之间的这种纠结关系,关键在于法治。首先,要进一步推进依法行政,防止官商勾结。一方面可以通过行政法有效限制政府的权力,减少官员手中不必要的权力,禁止权力的私设滥用;另一方面,“要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加快建立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让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提高行政效能和服务水平”[22]。其次,对于构成犯罪的官商勾结,需要通过刑法予以治理。对于收受贿赂、滥用公权的官员,可以适用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徇私枉法等罪名;对于打着官员“牌子”收受好处的亲属等关系密切的人,刑法规定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对于行贿的商人,可以适用行贿罪、单位行贿罪等罪名予以惩处。此外,对于没有达到犯罪成立标准的违纪领导干部,要严格按照中国共产党廉政准则进行处理。这是防止公权力私有化,防范此类行为游离于法律之外的重要措施。

  (二)以制度创新扩展政商关系的合作空间

  中国健康政商关系的构建要避免两个误区。一个是极端自由主义语境下商业利益对于公共利益的裹挟和绑架,一个是绝对国家主义语境下政府对商业的高度控制和支配。在复杂多变的治理环境中,统合主义治理模式具有较强的自我建设能力和良好的制度适应能力,能够为我们提供更多的制度创新空间。制度创新要以一种全新的“互补共生”关系来打造新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其成为全新政商关系的基础。从政府的角度来说,政府需要提供各种公共服务,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行适当的宏观调控和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等。从企业的角度来说,“民营企业的发展当前遇到的更多的是制度上的障碍,因而面临着制度创新的紧迫任务”[23]。解决这一紧迫任务,不仅要提高企业内部的管理水平和对外的合作机制,更重要的是建立更加合理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在以往政商关系的种种悖论中,民营企业之所以热衷于向官员行贿,除了政府相应的监管缺失外,与企业本身的治理结构缺陷有关。建立更加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有利于健康政商关系的形成和发展。

  (三)以核心价值引领政商关系的观念变革

  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对于社会成员的行为选择具有非常重要的导向功能。构建健康政商关系,要不断引导政和商对自身地位、价值、作用的清醒认识。

  要对政府官员进行价值引领。我们既要通过外在的法律制度建设,使官员“不敢腐”,又要通过内在价值引导使其“不想腐”“不能腐”。首先,可以通过政党自律运动,在“立党为公”的宗旨下,校准党员的奋斗理念和行为方式。让全体党员有一种独特的身份意识,自觉地与商人和其他公民区别开来,合乎规范地为他们服务。这是党员新自豪感的来源,是党内廉洁文化的基础。其次,发挥因官商勾结导致官员落马典型案例的警示教育作用。利用典型案例的警示教育,让广大官员对少数商人拉拢腐化的技术、手段、策略、过程产生清醒的认识,使其意识到被“拉下水”的严重后果和惨淡结局,进而对“勾肩搭背”行为保持警惕。

  要对非公经济人士加大教育引导。要使非公经济人士既懂得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又注重规范自身的行为选择。这主要包括:1.树立市场经济应当是平等经济、规则经济、法治经济的信念,避免凡事求诸于“潜规则”;学习遵守和运用符合法治经济的“显规则”,消除企业寻求官员“偏爱”的内在动因;2.面对官员主动的索贿行为,保持企业自主的价值追求和经营理念,认识到对官员欲望的满足最终会影响到企业发展和长远利益;3.对于具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身份的非公经济人士,要明确他们所承担的公共责任和政治使命,引导他们认真履行参政议政的责任和义务、积极为国家建设和经济发展建言献策。

  (四)以统一战线统合政商关系的利益矛盾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国家建设机制,“统一战线一直承载着协调国家与社会基本关系的重要使命”[24]。党和政府对某些非公经济人士进行政治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政治与经济关系的统合发展,有助于保持我国经济生活的有序开展及政治秩序的基本稳定。但是随着政商利益的重叠及矛盾的累加,政商关系恶化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少数非公经济人士对官员的拉拢腐化无所不用其极,给社会公众提供了有关政商勾结、黑金政治的无限想象空间。再加上个别地方政府在吸纳非公经济人士的时候没有坚持政治标准,个别不法商人获得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基层党组织干部等身份,发生了大量的不法勾当。这不仅令政商关系蒙上阴影,更使政府的公信力与合法性遭遇挑战。

  对少数非公经济人士对当前我国政治生态的负面影响,要有全面客观的认识。虽然紧密的政商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严重的腐败,但使把政商关系的紧密性视为腐败的根源并不确切。“很多国家都因为建立不起政商关系而经济不发展,政治人物怎么发展经济?靠企业家。”[25]政商关系不主要是勾结、贪污的形态,在根本上存在着管理、监督、协作、服务等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把政商关系“理想化”“妖魔化”“污名化”,对政商关系作简单化、片面化的理解,不仅无助于破解政商关系的乱象,而且会令问题更加扑朔迷离。构建健康政商关系,一方面要从价值上以宏观的视野审视政商关系,对其历史地位和现代作用作出全面客观的综合评价;另一方面继续做好对非公经济人士的统战工作,坚持政治安排的标准,鼓励非公经济人士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多贡献。

  四、结语

  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政商关系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基于资产阶级早期扩张的需求,自由主义追求政府对商业领域的放任;基于后发国家快速实现工业化的诉求,国家主义主张政府对于企业发展的控制。在现代社会,社会问题的复杂化程度提高,日益要求政商之间保持密切的合作。以至于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事实上“不存在所谓的纯粹的市场经济,也不存在所谓的纯粹的国家干预经济”[10]71。这意味着在现代社会,无论是国家对经济领域的放任无为,抑或政府对企业的统摄控制,都是不可取的。保持政府有能力的统合及企业的活力,政府与企业在平等的基础上的交往、法治规范下互动,才是建构健康政商关系的应有之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通过政策支持、政治吸纳、合作治理等形式,不断激活民间经济力量的生长和发展。这不仅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了发展和完善,也使新的社会阶层被吸纳到党的领导秩序中,使党的执政合法性得到了增强和再生产。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卓越的组织领导能力和体制的弹性空间。虽然政商之间的“勾肩搭背、权钱交易、利益输送”给当下中国的政治生态、政治参与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但是“官员与商人之间的台面下的活动毕竟不是中国政商关系和经济发展的主流”[6]14。构建健康政商关系不仅要保持清晰正确的认识,而且要依靠法治的健全和制度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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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天津师范大学2015年“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项目(2015BSXR)

  作者简介:韩阳(1988—),男,河南开封人,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2014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政府治理与公共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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