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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战线处理政商关系的作用机制及其转型创新
2016年07月22日 11:03 来源: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作者:张艳娥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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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长期的国家治理实践中,执政党和政府大量且经常性地运用统一战线机制调处政商关系。统一战线是调处政商关系的一种主导性机制。执政党通过统一战线机制调控市场与社会的发育方向,发挥政府对市场的服务作用,有效引领非公经济的健康发展。组织嵌入和政治吸纳是统一战线调处政商关系的两大作用机制。运用嵌入和吸纳机制,执政党成功应对了经济基础变迁给政治上层建筑带来的巨大挑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中构建新型政商关系,不是全盘否定传统政商关系,需要更有针对性地发挥统一战线在其中的积极作用。在组织嵌入上,既要着力扩大党组织在经济社会领域的覆盖面,更要着力于“两新”组织嵌入的功能运转,提升组织统战的共振效应。在政治吸纳上,统战工作的重点应更多地放置在吸纳机制的完善和对吸纳后果的系统整合上。在咨询吸纳上,咨询吸纳机制的法治化、制度化建设有待全面加强。在统一战线的运行方式上,推进统一战线工作全面融入依法治国的框架中,更有针对性地发挥其调处政商关系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统一战线;政商关系;组织嵌入;政治吸纳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69(2016)01-0000-08

  政商之间的相互作用在任何国家都是客观存在的。二者在本质上必然具有紧密联系。这一点在以政府为主导发展市场经济的国家尤为突出。由于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法治不完善等原因,当前我国存在较为严重的政商边界不清、利益纠葛、腐败多发等问题。如何构建健康政商关系成为迫切问题。健康政商关系的构建应以制度化、法治化为基本方向,以平等、独立、合作、互补为基本原则。这是我们学习借鉴一些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一般性经验得出的结论,也是目前学术界在此问题上达成的基本共识。笔者认为,探讨中国国家治理中的政商关系不能离开统一战线的视角。长期以来,统一战线在处理和协调政商关系中处于重要地位,发挥着重要作用。那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在政商互动中的作用机制是什么,在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中如何更好发挥统战机制作用来构建健康政商关系?目前,有关方面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不深,有待理论研究的及时跟进。

  一、统一战线:调处政商关系的一种主导性机制

  政商关系是“政”和“商”在履行各自政治职能和经济职能过程中所形成的相互关系。它在宏观上涉及国家与市场、政府与企业、官员与企业家等多重关系。政商关系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政商之间存在着多重主体的互动博弈。政商关系本身是一种复合结构,是时代变迁背景下中国特色政治经济模式的基本表现。新中国成立以来,执政党在处理政商关系中,经常且大量地运用了统一战线的思维和策略。这一做法保障了中国增量式制度变迁模式的巨大成功,成为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规律的独特路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以大团结、大联合为主题,寻求共同利益、包容特殊利益,与不同社会集团结成广泛政治联盟,从而达到化解矛盾、凝聚共识的目的。统战机制在处理和协调国家与市场、政府与企业关系中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

  (一)执政党通过统一战线机制调控市场与社会的发育方向

  统一战线机制在调处政商关系中作用大小与社会利益分化程度呈正相关关系。从三大改造完成到改革开放前,“商”的内涵比较单一,只包括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政商关系相应地比较简单,主要表现为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关系。由于企业没有自主权,该时期的政商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母子关系”。这种关系是与单一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体制联系在一起的。这一时期国家与社会高度合一,政府与市场二位一体,在国家治理上呈现出一种典型的“全能型”国家治理模式与“管制型政府”格局。社会多元利益的矛盾由于单一公有制的建立而得以硬性弥合。改革开放前,社会利益格局相对一体化。这一时期统一战线的作用空间就较为有限,其功能大多都集中于民族、宗教、港澳台和海外关系等领域。

  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转型。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是核心和动力。政商关系的演变成为社会结构形态变化的集中体现。20世纪80年代初,经济体制改革由“放权让利”试点到全面推进的实践,开启了政商关系变化的大门。政府与企业之间权利和利益的分割呈现出和计划经济时期完全不同的态势。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概念。此后,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加快,个体经济和“三资”企业得到快速发展,“商”的范围明显扩大。与此同时,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主要职能得到了初步界定。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的召开,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以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转变政府职能的改革改革任务,成为此后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政商关系由早先的利益分配演变为理清政府和市场关系。这已经触及到现代政商关系的核心环节。从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到十八届三中全会从理论上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进一步作出定位,这一认识过程在理论上已经回答清楚了现代政商关系的正确走向。

  改革开放以来,政商关系从一体化走向分离,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和必然结果。“政”与“商”之间的分离,是国家与市场、社会相分离的基本表现。市场和社会力量的自我发育,使其日益走向组织化、独立化。国家权力从许多社会领域、经济领域退出来。这一方面是一种进步,另一方面蕴含着巨大风险。大量转型国家的事实证明,国家与社会的相对分离是一个蕴含着风险的过程。操控不慎往往会导致国家权力对社会、市场力量的失控,干扰国家整体的治理进程。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看,中国需要良性互动的国家与社会关系,需要“强国家——强社会”格局。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看,中国需要发展型政府,以政府力量为主推进市场的发育。这两层要求决定了中国的转型决不能放任社会和市场力量不管,必须统合国家、政府、社会、市场之间的关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就是具有这种统合作用的现成资源。作为不同社会政治力量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结成的政治联盟,统一战线具有的功能性质与良性互动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发展需要完全一致。执政党运用统一战线的思维优势和机制优势,能有效调控市场与社会的发育方向,把社会与市场的发展方向统合到国家治理正确的轨道上来。

  (二)执政党通过统一战线机制发挥政府对市场的服务作用

  许多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健康的市场大多不是自己长成的,而是政府促成的。多数西方国家尤其是那些后发展起来的国家,在发展的早期都奉行过重商主义。它们倾向于通过政治和行政力量保护民族产业,等民族产业成长起来之后再放开企业走出去。在后发展的东亚国家,这一点表现得更为典型。二战之后,亚洲“四小龙”创造经济奇迹的经验就是同时发挥市场和政府的作用。政府为市场、企业提供有力支持和服务,政府与市场有效配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需要把法治政府建设与服务型政府建设有机结合起来,真正做到政府既不越位也不缺位。在当前形势下,简政放权、负面清单管理、权力清单制度等改革措施都能有效促进政府职能的服务化转型。

  统一战线的咨询议政、智力支持、利益协调作用,能够放大政府服务市场、服务企业发展的能力。该放大功能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工商联及基层商会和行业商会等组织通过发挥服务职能,加强和提升桥梁作用,为市场和各类型企业发展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侨联、台办、海外联谊会、公共关系协会等团体具有沟通海内外的资源组织优势,在为海外企业提供信息、政策咨询、投融资方向引领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其次,统一战线蕴含的体察社情、反映民意、建言献策的反馈功能和沟通功能,能使执政党和政府更好地了解掌握市场和企业的发展形势和具体所需,及时调整和完善政策。统一战线所具有的咨政、议政、参政民主功能,能使国家权力系统有效接收和容纳新兴经济利益群体的政治诉求,促进社会整合。再次,统一战线智力密集、人才广泛的人才优势,可以为市场和企业发展提供坚实的智力支持和方向引领作用,搭建起政府服务市场和企业的坚实平台。在中国市场经济的转型发展中,执政党和政府所做的大量统战工作,有效承载和放大了政府对市场的服务功能。在法治化政商关系的构建中,统一战线的这种服务性功能只应加强,不能削弱。

  (三)执政党通过统一战线机制有效引领非公经济的健康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统一战线的功能和着力重点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伴随着经济所有制形式的日益多样化,促进非公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成为统战工作的重要使命。1982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在转发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的一份文件中,首次提出要“进一步调整政策,改革制度,以利于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健康发展”。1989年3月,中共中央统战部提出:“开展私营企业统战工作的指导思想是鼓励、引导私营企业健康发展;团结、教育私营企业者为繁荣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服务。”2000年12月,江泽民在第19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把统一战线引领非公经济领域发展的目标正式定位为“要着眼于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帮助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树立在党的领导下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至此,“两个健康”成为统战工作的重点问题之一。“两个健康”集中表达了党和政府对和谐政商关系的基本期待。只有非公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商”才能更好地发挥应有的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起到对“政”的支撑和帮助作用,政商关系才会和谐。在统战工作实践中,中国的非公经济获益匪浅。一方面,非公经济的健康发展得到有效保障。企业的发展必须充分融入承载它的土壤中,紧密把握国家和社会发展方向。通过统战工作,国家各项大政方针能及时被企业家所了解;通过工商联等组织,非公经济人士的呼声得以上达决策层。政商之间的良性互动对非公经济的健康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另一方面,非公经济人士的健康成长得到有效引领。企业家素质最主要体现在人品、修养、社会责任、知识结构等各个方面。具有世界眼光、战略思维、宽广胸怀,是当代企业家不可缺失的基本素质要求。近年来,统战部门通过开展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理想信念教育实践活动,引领非公企业积极参与光彩事业;通过先进表彰激励机制,坚定了非公经济人士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对企业发展的信心。

  二、嵌入与吸纳:统一战线调处政商关系的作用机制

  组织嵌入和政治吸纳是执政党衔接政治系统与经济领域、调处政商关系的两大作用机制。这种嵌入和吸纳主要是在统一战线的领域和框架中进行的。依托嵌入和吸纳机制,统一战线有效发挥了其对经济和企业的控制、服务和引领功能。

  (一)组织嵌入

  新中国成立后,执政党成功地把“一盘散沙”的中国社会整合为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政治社会。这种整合是通过党的组织向社会各个领域的全面嵌入实现的。“这种嵌入即是非常有力的强力推进,但又不是简单硬性表面上的机械性作用,而是内植性的。”[1]执政党领导的各类型党团和社会性组织是政党嵌入社会的组织载体。组织性嵌入机制在社会主义政商关系构建中起到了主导性作用。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政府在整合原有各级商会、工业行会的基础上,创建了全国性的工商联组织体系。在1952至1953年间,全国工商联一省(市)工商联一县市(区)工商联完整的三级体系基本建立。与旧中国的商会不同,工商联是商会制度的一次重大转型。工商联组织是在党和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展开工作。各级工商联建立之后,就被作为工商界参政的代表组织纳入统战及政协系统之中。工商联以私营工商业者为主要工作对象,承担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施管理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功能。历史实践证明,新的国家权力系统“对工商联的全面介入使工商联成为集统战性、经济性、民间性于一体的复合性组织”[2]。工商联组织系统对新国家各类政策的实施起到了不可缺失的作用,达到了协助党和政府调处政商关系的预期目标。

  在传统计划体制下,执政党的基层性组织下延和渗透到几乎所有的社会领域。公有制经济的单一性和国家社会管理的单位化为执政党组织全覆盖提供了便利条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是计划经济体制主要的经济单元。执政党通过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设置党的基层组织,有效实现对经济和企业发展的领导。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发展,单一公有制和单位体制逐步瓦解,社会和市场开始高速自我发育,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经济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对执政党组织渗透和整合国家社会关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灵活有效地向新生社会空间全面嵌入和渗透,成为执政党面临的重大挑战。随着非公有制经济成分规模和数量的不断扩大和增加,以及社会自组织的数量的不断增长,执政党组织嵌入的重点领域集中在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该方面成为统一战线工作的重点领域。1994年,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随着多种经济成分的发展、利益关系的调整和经营形式的多样化,需要改进基层党组织的工作;各种新建立的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日益增多,需要从实际出发建立党的组织,开展党的活动。”[3]世纪之交,中央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进一步明确加强和改进非公经济企业党建工作的重要性和总要求。党的十六大报告系统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非公经济企业党建工作的经验,第一次把非公经济组织中党组织的职责任务写入了党章。2014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非公企业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对在经济新常态下执政党加强非公经济企业党建工作的功能、领导体制、组织覆盖、队伍建设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部署,成为新时期引领非公经济领域党建工作和“两个健康”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据中组部公布的最新数据,全国有157.9万个非公有制企业已建立党组织,占非公企业总数的53.1%[4]。在引领企业经济结构转型、提高企业现代治理能力等方面,党组织发挥了积极作用。统一战线的组织嵌入方式很好地发挥了“占优势地位的政治主体,将不同的社会和政治力量,有机地纳入一个统一的中心框架的过程”[5]的政治整合作用,在促进国家权力与社会、市场良性互动、调处政商关系方面成功发挥了作用。

  (二)政治吸纳

  “政治吸纳”是金耀基在解释香港的治理时首先提出来的概念。他把“行政吸纳政治”定义为:“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把社会中精英或精英集团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吸收进行政决策结构,因而获致某一层次的‘精英整合’,此一过程,赋予了统治权力以合法性。”[6]康晓光、韩恒、郎友兴等进一步用“政治吸纳”的理论框架来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变迁及中国新兴社会群体的政治参与问题。这一分析框架受到研究者的广泛重视。在改革开放后,有效回应经济领域的精英和商人群体的政治参与要求,成为调处政商关系的核心内容。政治吸纳是中国共产党回应新兴经济精英政治参与诉求的主要措施。政治吸纳主要通过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政协等统一战线渠道来进行。精英吸纳和公共政策咨询吸纳是两种主要方式。精英吸纳是改革开放后统一战线工作非常重要的方面。统战工作重点做各领域精英和旗帜性人物的工作,对他们进行政治安排,顺应他们的政治参与诉求,引领他们发挥积极政治作用。公共政策咨询吸纳也是执政党政治吸纳的重要途径。通过发挥政协、工商联等组织咨询议政的左右,政治权力系统能广泛全面地了解非公经济领域新的社会阶层的利益诉求,及时调整公共政策。政协由于其内在的地位优势、人才优势和信息优势,在政府决策咨询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政治吸纳的广泛运用和制度化,是政治稳定和良善治理达成平衡的关键。亨廷顿指出:“在理论上,每一个没有被妥当纳入政治体系中去的社会阶级都具有潜在的革命性。”[7]开放现有政治体制,充分吸纳他们的政治诉求是最佳的选择。20世纪90年代后,工商联组织开始大量吸收私营企业主加入,私营企业主在其中担任的职位不断上升。同时,中国共产党逐渐在政治协商会议中吸纳私营企业主。这一趋势在党的十六大后得到进一步加强。一大批非公经济人士迅速登上中国政治舞台,有不少旗帜性人物担任了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务。党的十六大后,执政党和人大也对非公经济人士打开了大门。对新兴经济领域精英的政治吸纳,降低了他们通过体制外方式表达利益诉求的可能,拓宽了中国现有政治体制的表达和反馈渠道,激活了政治机体的活力,有效巩固了现有政治体制的合法性基础。同时,通过政协会议的提案和“社情民意”等制度性渠道,新兴社会力量可以影响国家权力系统,国家有效吸纳了他们的政治诉求。1991年,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提案工作条例》。各地政协也制订了相应的提案工作条例。政府咨询吸纳的力度和规范性得到进一步提高。随着精英吸纳和咨询吸纳的推进,国家政治体制被吸纳进来的新质因素激活。构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就成为了迫切问题。党的十八大全面思考和回应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问题,着力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这是吸纳政治发展到更高阶段的协商政治的必然要求。

  三、发挥统一战线在构建健康政商关系中的积极作用

  在传统上,统一战线是我们党调处政商关系、政治和经济关系的主导性机制。在当前国家治理中,健康政商关系的构建应更多地借力于基本制度和法治格局,通过制度规则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清晰界定政商互动的边界和规则。建立新型政商关系,不是全盘否定传统政商关系。我们应该全面认识统一战线在处理政商关系问题中的功能优势,深刻把握其存在的不足,以在法治化、制度化框架中更好发挥作用。

  (一)在组织嵌入上,既要着力扩大党组织在经济社会领域的覆盖面,更要着力于“两新”组织嵌入的功能运转,提升组织统战的共振效应

  社会转型推动了新一轮的社会组织化浪潮,新型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大量涌现。“两新”组织大都是按照市场规则或者社会规则建立起来的。执政党力量向“两新”组织的覆盖是党组织融入新社会空间,实现对新经济社会力量的领导、调处政商关系的重要战略。但是,同体制内的企事业单位组织不同,对于“两新”组织而言,党组织是一个外生的力量。它不是“两新”组织内部自发产生的,也不是其组织发展和经营的“必需品”。把外生力量嵌入到“两新”组织中,必须通过卓有成效的党建工作来实现党的组织拓展。

  在当前实践中,党组织对新兴经济社会组织的全覆盖及在非公经济企业建立基层组织的结构性成效是非常明显的。在中央提出相关政策要求后,“两新”组织在“量”上能很快到位。但是,这种组织嵌入的实际功能效果还不理想。党组织还没有从过去习惯于直接控制的思维转变过来,运用市场化和法治化思维发挥党的领导作用的新本领有待加强。如在非公企业党建工作中,一方面,要加强党的组织架构、工作程序、运行制度、工作保障、活动载体等规范要求;另一方面,要在促进党建工作与现代企业制度有机融合上多下功夫,使党组织真正成为推动非公经济企业健康发展的坚强堡垒。这要求我们在推进党组织的力量嵌入时,应更加重视发挥社会性、经济性、中介性组织的主体性作用。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民间组织是具有内在独立性的组织,所以,建构党的组织与民间组织之间的关系,不能从实现党对民间组织的控制为出发点,相反,应该从党如何有效地联系民间组织、发挥民间组织的功能为出发点。”[9]

  要用法律规则清晰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党组织与经济组织、社会组织之间的权力和功能边界。统战部门在做政商工作时,应该引领和适应这种边界清楚的合作和互动,做到交往有道、相敬如宾,而不能勾肩搭背、不分彼此。同时,在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时,执政党要找准切入点和突破口,更好发挥党组织自身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要通过对企业发展的方向引领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为经济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源、营造良好的组织文化。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经济社会组织履行法定职能,在党组织与经济社会组织之间形成一种良性的“共振效应”。

  (二)在政治吸纳上,统战工作的重点应更多地放置在吸纳机制的完善和对吸纳后果的系统整合上

  在对新兴经济领域和新社会阶层进行统战性政治吸纳时,当前实践中存在一些急需重视的问题。一是操作上的形式化、庸俗化问题。有的地方政府和统战部门在吸纳新兴领域人士、进行政治安排时,把关不严。少数地方把重财轻德、重才轻德,搞名额馈赠,只重视私营企业主的经济实力而忽视他们的道德品质和社会担当,把有本事、能办事作为主要标准,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不好的影响;以企业主和主要官员关系远近亲疏为依据进行政治安排的做法,造成一些私营企业主用金钱公关官员,政商之间勾肩搭背、谋求社会职务的腐败事件。二是政治安排缺乏科学系统的评价标准。在具体实施中,缺乏科学有效的遴选机制和严密健全的工作程序等问题。有的地方在政治安排中随意性较大,甚至为安排而安排,缺乏统筹规划。

  对新兴经济领域代表性人士进行政治安排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政策性强、涉及面广,必须从政治全局出发严格规范进行。首先,要确立综合科学的评价标准。对非公经济人士的思想政治素质、履行社会责任情况、守法诚信情况、企业发展与经营管理情况、个人修养及公众形象等进行综合评价,把评价结果作为非公经济人士政治安排及对企业支持的前置条件和重要参考。要在政治安排中把好“政治关”和“代表性关”双重标准。从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角度进行相应的政治安排,把好“政治关”。同时,把握好政治安排的“代表性”问题,把经济实力、社会声望、经营行为、议政能力等要素有效结合起来。其次,把事后性、补偿性安排转型为一种培养性、引领性安排模式,把重点放在加强培养、提高素质、引领“两个健康”上来。把支持服务与教育引导相结合,关注非公经济人士的思想,关注他们的困难,有针对性地进行帮助引导。引导非公经济人士特别是年轻一代致富思源、富而思进和增强社会责任感,增强他们服务社会能力。把培养置在政治安排之前,可以更大程度地发挥政治吸纳、促进国家治理和社会和谐的积极作用。再次,在对政治吸纳的后果进行系统整合、消化吸收上更加着力。在经过一定规模的政治吸纳后,当前一些新社会阶层的吸纳规模程度已达到了相当大的比例。如何从全局处理政治吸纳新生因素与工农联盟的关系,处理先富人群、新型精英与社会大众的关系,成为我国政治生活中亟待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在当前政商互动中,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所采取的偏向经济精英的政策和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加速精英结盟的风险。精英结盟可能导致社会分裂的加剧,精英和普通民众之间的鸿沟会越来越大,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三)在咨询吸纳上,咨询吸纳机制的法治化、制度化建设有待全面加强

  政治协商会议是决策咨询吸纳的主要平台,是经济社会领域向党政系统表达利益诉求的主渠道。在当前的人民政协制度运行中,“功能虚化”是最突出的问题。“政协在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这两大职能的履行上缺乏必要的主动性,被动协商、形式化协商以及奉命监督的现象较普遍地存在。”[8]同时,协商主体参与面狭窄、深度不够,机制不够透明、规范等问题较突出。这些问题存在的主要原因是制度性的。当前,政协的运行主要凭借章程、中央文件及政协全国委员会与地方委员会的各种规章。然而,保障人民政协履职的法律性规定付之阙如。这使得许多新型社会经济精英(如私营企业主)在身份上被吸纳到组织体制之后,获得的只是一种荣誉感。他们在履职、表达、政治参与上仍然缺乏安全感,千方百计想通过和官员的利益捆绑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消除政协运行之中的“软法”弊端,以严格的法律确保政协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职能行使的法定化,杜绝协商的随意性与形式化,切实发挥政协有别于其他机构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功能。从政商关系构建的角度看,政治协商制度是政商间咨询吸纳、博弈互动的主要体制资源。其进一步的制度化、法治化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当前“政”处于绝对主导地位、“商”处于从属依附地位的尴尬局面,为平等互动的政商关系提供一个坚实的支撑平台。

  (四)在统一战线的运行方式上,推进统一战线工作全面融入依法治国的框架中,更有针对性地发挥其调处政商关系的积极作用

  统战工作主要做人的工作。实践证明,统战机制是我国治国理政的一大法宝。在法律和制度不健全的格局中,统一战线工作多以政治策略性功能为主。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格局中,统战工作仍然是最重要的工作。不过与之前相比,统一战线的功能作用必然会有所不同。其战略性、人本性和规范性的特点表现应更为浓厚一些。这就对统战工作带来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推进统战工作全面融入依法治国的框架中,实现其由单一性向全面性转变,着力构建运行有效的大统战格局是我们的基本选择。更充分发挥统战工作在调处政商关系中的优势地位和法宝功能,把统一战线思维机制与全面依法治国无缝对接起来,用法治思维和法治精神引领统战工作。着力构建“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牵头协调、有关方面各负其责的大统战工作格局,形成工作合力”[10]。在政商互动中,党政官员如果能把平等尊重的法治精神、法无授权不可为的法治原则和公私边界清晰的权利意识与真诚交友、真心服务的统战精神有机结合起来,把讲规则与讲人情很好地结合起来,去除政商互动中一些不健康因素,更好激发统一战线机制的强大能量,在构建边界清晰、权责分明、交往规范、合作共荣的健康政商关系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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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巩固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广泛力量支持[N].人民日报,2015-05-21(1).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15JK1286);陕西省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研究基地重点项目(13JD08)

  作者简介:张艳娥(1976— ),女,陕西西安人,西安财经学院思政部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与统一战线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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