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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时代的量子化生存与离散式联结 论政治联盟形态变化与统战工作创新
2020年05月26日 14:20 来源:《统一战线学研究》2020年第3期 作者:谢静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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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奠基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共产党统战理论与实践,其所面对的社会关系和政治结构深受当时居于主导地位的媒介技术和交往方式的影响。当前新媒体技术的爆发式发展和应用,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方式和社会关系,深刻影响了人们的政治认同和政治联盟建构。新媒体技术时代的个体存在方式逐步从原子态向量子态转换:量子化个体处于叠加态,个体的存在方式与特定的数字技术联系在一起。与之相应,群体建构兴起新的关联逻辑——离散式联结。离散式联结具有非整体性和非独立性特点。基于个人认同与群体联结方式的变革,传统统战工作模式面临缺乏竞争力和连接力的挑战。针对当前网络统战工作中的新媒体观念表象化、工具化问题,大统战工作格局要打破统战工作的专业化、部门化,将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贯彻到国家治理的每一领域、每一环节、每一岗位;在多样化的行动中建立多元化的联结形式,尤其是针对个体、具体事件的微联结;充分发挥新媒体传播优势,增强新联结的可见性和感染力。

  关键词:新媒体;自我认同;群体建构;政治联盟;量子化生存;离散式联结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0)03-0017-07

  作者简介:谢静,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复旦大学媒介素质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上海研究基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战理论研究基地专家。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沟通城市:新媒介背景下中国城市传播状况调查和评估”(16JJD860001)

  新媒体技术的发明和发展,不仅极大地改变了媒体业结构,也给整个社会的运作和个体的日常生活带来深刻影响,更对建立在既有交往基础上的社会关系及社会结构乃至社会形态产生极大冲击。近些年提出的“互联网+”概念,是关于新媒体技术结构性作用的一种表述,较为形象地体现了互联网与社会各行业、各方面的广泛关联。不过,这样的表述对于解释互联网技术的作用是远远不够的。第一,它容易给人错觉,以为只要简单加上互联网工具性层面的技术就能与时俱进,而忽略互联网技术给行业生产或社会生活带来的根本变革和结构性影响。第二,以“互联网”指称当前的技术形态,虽突出了联结,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联结形式和逻辑的变化,也忽略了各种新断裂,尤其是在更为隐而不显层面的新联结与新断裂,比如个体的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社会联结与空间机制等。事实上,随着传播技术中移动性、智能化的增强,社会变迁远非“互联”二字可以涵盖。

  当前新媒体技术背景下的统战工作明显体现出“+互联网”的工具性、表象性思维。一是视互联网为新兴行业,将其经营者、从业者作为一类新兴群体纳入统战工作对象的范畴,以期针对性地开展工作。二是视互联网为新兴技术工具,在既有工作领域或模式中增加新媒体技术的采纳与应用。就实质而言,二者遵循的依然是统战工作的传统思维和路径,没有将新媒体技术带来的社会关系革命纳入统战工作的思考范畴,忽视了范式创新的必要性。

  奠基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共产党统战理论与实践,面对的社会关系和政治结构深受当时居于主导地位的交往方式——无中介的人际传播和报刊等大众传播二元并立的交往格局的影响。而当前新媒体技术的爆发式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方式和社会关系,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政治认同和政治联盟建构。为了适应这种变革,我们需要反思传统的统战工作所依赖的深层结构。针对当前统战工作中存在的新媒体观念表象化、工具化问题,本文重点阐述新媒体技术对个人认同和群体联结方式的影响,探讨由此给统战工作带来的挑战以及应对之策。

  一、从主体的原子化到量子化:自我认同的新机制

  统一战线是做人的工作。统战工作解决的是人心和力量问题。除了时代变化带来的某些特性差异,在不同的技术条件下,作为统战工作对象的人有无根本变化?当前的统战理论缺乏对这一根本性问题的反思,依然以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关于人的理解来构建工作体系,从而出现诸多与当下新媒体技术社会不相适应的认识。作为统战工作对象的“人”是具有特定政治身份的个体。然而,在不同环境中,个体政治身份的建构和认同殊异。当前的统战理论主要关注政治、经济等显在环境对个体身份建构和认同的影响,较少留意媒介与技术变迁对认知与交往的影响。然而,关于媒介技术的研究表明,认知与交往的媒介与技术变革,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人的主体构建与自我认同。而主体性与认同感既是人们在世生存的核心所在,也是个体参与政治生活的根本基础。为此,本文将首先分析媒介技术变革带来的主体与认同变化,探讨这种变化给统战实践带来的挑战。

  当前统战理论所建基的“人”的观念,主要来自于现代性理论。现代性理论将现代社会描述为原子式的社会。个体不是如传统社会那样,在“休戚与共”的日常交往和精神生活中组成“默认一致”的共同体,而是依靠契约抽象地联结起来[1],由一系列中介技术——比如货币、机器、传媒等关联团结在一起。由此,现代社会也导致了原子化主体的崛起:从共同体之中离析出来的原子式个体,具有相对独立性和自主性。一方面,作为现代社会原子化的主体虽然是自由的,但同时也是孤立的。他们脱离了各种共同体的牵扯和约束,可以自主独立选择自己的交往对象和认同关系。另一方面,作为原子化的现代主体也是完整的,在独立的躯壳中驻守着可由意识支配和控制的“自我”。

  现代社会原子化主体的诞生,意味着主体的构建乃是建立在一系列二元化的过程之上。首先是主客体的二元化。在主体产生之际,客体也随之出现。作为主体的人将其所处的世界和环境对象化,但同时自我也被他人对象化。在统战实践中,统战工作主体面对特定问题(对象/客体)而行动,但同时又被统战工作对象化。其次是时空分异,即在场与不在场的二元化。如果说传统社会的自我统一性主要建立在身体周遭(在场)时空统一性的基础之上,那么现代社会大量中介技术将当时、当下之外的远距空间和标准时间纳入自我认同之中,形成在场与不在场的二元对立。如果说血缘、地缘等关系体现了传统社会的主要认同方式,那么现代社会在这些认同之外,叠加了更多基于中介机制的身份认同,阶级、民族等政治身份就是中介化的不在场身份。

  不同于现代社会的原子式个体以及二元对立结构的相对稳定机制,当前新媒体技术背景下,社会面临的是几乎彻底的流动性与非连续性。个体的独立与完整遭遇挑战,二元对立结构逐步消解,维持个体与社会稳定的机制本身变得不稳定。个人作为主体面临的挑战是多方面的,从媒介技术来看,数字化正逐步改变个体的认知方式和自我认同的基础,不断消融主客体的边界,重新构造个人与他者的关系。作为人体的延伸,媒体将亲眼所见、亲身体验之外的世界带入人们的生活之中,构造出自我认同的时空结构。每一种新技术新媒体的发明和应用,都在不同程度上改变着认同基础结构。

  现代社会中,大众媒体因其集中性和垄断性为人们塑造了一个相对统一、亲身体验之外的世界,各种政治身份经由大众媒体的中介而确立、强化。但是,随着社交媒体横空出世,所有人经由大众媒介一起看世界、一起感知和体认世界的一致性被瓦解。朋友圈、聊天群折射出的社会现实犹如万花筒,色彩斑斓而形态迥异。从表面看,人们经由各种媒介渠道进入同学、同乡或者兴趣“群”之中,仿佛重新回到传统的共同体状态。但是,杂多而并存的“群”实质上消解了共同体构建所需的“休戚与共”,更何况这些“群”已然嵌入各种中介化的远程时空。比如,同学群成员身在不同处却有可能讨论任何话题,不但无法休戚与共,而且常常意见各异甚至尖锐对立。同时,人们在不同的“群”里进进出出,构造出来的时空结构也只能零零碎碎,高度流动而不连续[2-3]。如此时空机制下的主体身份认同,即使可被冠以某种名称,比如某某的领导、某某的父亲、某某的同学等,但其意义和关系形式已迥然不同,以致社交媒体“群”中的自我认同呈现出混杂而跳跃的特征。人们有时甚至陷入令自我模糊困惑的境地,产生“我是谁?我还是我吗?”的疑惑。

  另外,基于新智能技术的信息推送与分发,改变着人们的认知基础和结构,塑造或改造着人的主体性。有学者就将数字技术所造就的新人称为“后人类”。其基本特点是:“主体性是突生的,而不是既定的;是分布式的,而不仅仅是锁定在意识中的;是从混乱的世界产生并且与混乱的世界结成一体的,而不是占据一种统治和操纵地位并且与世界分离的。”[4]

  与现代社会主体的原子化相区别,新媒体技术时代的主体更类似量子,与原子相对稳定、独立的存在形式不同,量子因处于“叠加态”而面临多种可能性。从量子物理学理论中,我们可以获得两点启示:

  第一,量子化个体处于叠加态。量子的“叠加态”跟其特殊性质即“波粒二象性”有关。“光以波的形式传播,但以粒子的形式离开和达到。”[5]原子也是一种粒子,但是作为粒子的量子尺度更小,正是这种尺度变化导致了活动规则的变化。在新媒体技术时代,与个体相关的信息急剧增加,人们对于自我与他人的认知与理解可以更多建立在个性化信息而非类型化信息的基础之上,而类型化信息正是现代社会区分个体身份的重要基础。正因为此,德国社会学家库克里克将数字社会称为“微粒社会”,以区别建立在平均值基础上的“粗粒社会”[6]。更重要的是,量子不仅是一种微粒,同时是波,其光速运动能力使其可能出现在几乎任何地方。传统社会的自我统一性建立在广延空间的统一基础上。其后,大众媒体将远距时空信息以光速传送到个体面前,但因不能与本地生活完全融合而造成时空分离,或如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所说的“脱嵌”[7]。而当前的新媒体技术不但可以瞬间传送远距时空信息,还可以凭借地理位置、定位技术等将主体更紧密地与身体所处时空进行联结。因此,个体既不是纯粹“在地”,也不会完全“脱嵌”,而是处于一种“叠加态”。个体可能既在此处又在彼处,或者既不在此处又不在彼处。“多重空间中的数字在场”特点,形成了与现代社会“我思故我在”完全不同的主体认同。哲学学者蓝江称其为“我思-数据传输-行为”的同一性[8]。

  第二,个体的存在方式与特定的数字技术联系在一起。正是由于波粒二象性特质,“电子的客观存在是没有意义的,这不依赖于实际的观测。只有当我们去观测它的时候,电子才作为一个实体而存在”。也就是说,量子的存在状况是“与观察者外部世界相互作用的结果”[5]17。以量子的方式去理解新媒体技术时代的个体,可以发现其存在方式与特定的数字技术联系在一起:数字技术展示了个人在特定时刻所处的特定空间、关联的特定个人或群体,并由此刻画出特定的身份特性。这种状态不仅局限于在线情境,还因媒体的移动性增强而越来越与线下生活高度纠缠、互嵌。

  一直以来,统战工作建立在对现代社会原子化个体特征的认识基础之上。这种原子化个体具有较为稳定的自我认同和政治身份,而且个体的政治身份更多地与亲身交往之外的抽象他人联系在一起,这是传统的统战工作得以展开的机会空间。然而,当新媒体技术时代的个体逐步从原子态向量子态转换,自我认同和政治身份的构建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要求我们重新思考并寻找统战工作的新形态与新方式。当然,这并不是说既有的政治身份都失效了,现实恰恰相反。由于新媒体技术可以大量、高速地传递信息,以致各种事件和纷争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繁多激烈,个体在社交媒体圈、群中更容易被裹挟、牵连。这更加容易激活个体的各种政治身份,比如民族、性别、国家、城市等,并形成不同政治身份的连续流动与不断叠加,甚至产生政治身份的模糊,使传统的界定方式难以为继。传统的身份界定是静态先赋的,处于相对稳定不变的状态,可以根据人口统计学的特定指标加以确认和区别。新媒体技术时代量子化生存中的个体则处于一种叠加态,随时随处都可能激活其中一种或几种身份,而且这种身份与其静态的标签未必一致。更重要的是,很少是一种身份单独作用,往往是多种身份交叉、融合,由此也形成了不同的战线和同盟、对手。

  这些现象表明,新媒体技术时代的统战工作需要根据个体认同方式的变化,梳理工作对象与工作方法;辨识处于叠加态的多重身份个体的特点,找到切合叠加多重身份的同一个体的有效方法。

  二、从组织整合到离散式联结:群体建构的新逻辑

  主体的自我认同和政治身份建构,与主体间的关联方式相互影响。当下,在新媒体技术的中介作用下,人们逐步从原子式生存转向量子状态,与之相应,自我与他人的互动方式、群体的构建方式也在不断变化。最为突出的现象是,现代社会以组织整合为主的团结(联结)形式越来越低效,新的关联逻辑逐渐兴起并影响传统组织机构。这种新逻辑对应的是分布式、叠加态的主体,可以被称作离散式联结。与传统组织相对封闭、稳定、持续的整合不同,离散式联结在时间和空间上断断续续,所构造的关系往往呈现碎片化、拼贴式的样貌。

  组织整合是现代社会重要的整合机制。现代科层组织以理性化为基本特征,建立在现代主体的职业化、独立性、非个人化等基础之上[9]。周雪光将组织整合视为涂尔干所说的机械整合和有机整合之外的第三种整合模式,即“通过严密的组织权威和制度来安排和规范组织成员间的关系”,又称为组织一元化。组织整合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重要的治理模式[10]。从信息经济学角度来看,组织是解决信息不对称和降低交易沟通成本的重要机制。组织的稳定结构和规章制度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减少信息不对称[11]。媒介学将组织与特定媒体联系起来,提供了进一步的解释[12]。传统组织受到面对面传播和书面传播在时间(速度)和空间(范围与距离)方面的限制,只能更多地依靠规范的传承而非指令传达。因而,传统组织主要通过相对稳定持续的观念一体化来实现大范围的整合,在地方微观治理过程中则更倾向于灵活自治,即依靠小范围的互动而非远程命令。当电报等电子媒体出现后,迅速传递跨越空间的信息成为可能,更为规范严密的现代科层组织就出现了[13]。

  然而,基于新媒体技术的信息传播迅速、便捷、灵活,不仅极大地降低了交易沟通成本(无限趋近于零),而且传播的线路和范围越来越难以限制在既有组织结构之中。组织整合所依赖的权威、制度和规范面临极大挑战。这产生了两种结果。一是传统组织的逐步去科层化。沟通成本降低使组织中间层级作用下降;多渠道传播和多元声音出现使组织权威降低,导致去中心化;内外沟通门槛降低使组织边界不断模糊,等等。新媒体技术条件下的组织形态因此发生变化,出现“扁平化组织”“后科层组织”“网状联盟”“群”(megacommunities)[14]等新形态。二是组织形态变化带来与传统组织完全不同的新型联结机制出现,即英国社会学者拉什所言“无组织”(disorganizations)机制。“无组织”并不意味着一团散沙,而是指被终极价值而非组织结构起来的团体[15]。共享价值取代传统组织规范,成为联结或整合的新纽带。这与传统组织形成鲜明对照,因为韦伯式的科层组织是理性化、去价值、非人格化的。这种“无组织”的联结或整合更具集体性、更多变,“它们形成、变形又分裂,然后又在别处汇聚起来”[15]70。拉什的表述或许有些极端,但类似的新形态组织形式,如虚拟社群[16]、闪聚等,无疑都是新媒体技术兴起之后才出现的新型联结形式。

  基于个体量子化,这两种组织方式的后果可以进一步解释为量子态个体之间的联结方式变化:

  第一,新形式的联结越来越不具有整体性。无论是有机整合还是组织整合,甚至包括网状组织、虚拟社群等,都或多或少地隐含了一种整体性,将联结形式想象为实体。但量子状态的个体联结关系是不连续、跳跃的,难以构成整体。从空间来看,这种联结可以近在咫尺,也可以远在天涯;可以明确空间定位,也可以隐蔽地理信息。而且,不同于互联网初期的论坛等虚拟社群尚有一个相对封闭的虚拟空间,新型社交媒体上的联结分散在层层叠叠的朋友圈、聊天群等,联结纽带更为分散多样。虽然这些联结所依赖的网络线路相互连通,但从媒体界面考察,又呈现出离散状态的非连续组合。人们在各种尺度的空间游移,将各种地点拼缀、挂钩,兼有网上交流的异步性和差异化的时间节奏[17]。社交媒体构造的联结形式与其说是具有一定整体性的网络,不如说是离散分布的闪烁光标群。现代社会的共同体如现代民族共同体中,标准化、统一化时间是想象性关系建立的重要基础[18]。

  第二,与新媒体技术背景下联结的非整体性密切相关的是非独立性。这不仅意味着联结的边界模糊且持续变化,而且由于网络上的个体在不同的关联中往往只展露某个截面,因此这种联结是个体碎片的组合,不具有独立性。人们以各种符号、标签在社交圈群中相遇、组合,很快又分离。新联结中的个人常常没有形象、姓名、性别、年龄,有的只是标签。由此形成的联结可能只是关联某一议题或行动,难以清楚定义、追踪、观察或维护。

  长期以来,统战工作的联盟构建主要采取组织整合方式,自上而下地搭建社团组织机构、协调成员关系、动员并激励各种行动。社团组织本身相对于党政部门联结形式更为松散,需要组织严密的统战部门自上而下地引领、协调和动员以实现政治整合。随着新技术媒体的普及,大多数社团组织开始采用数字化连接方式。这些社团组织的公众号大多沿袭传统的大众媒体传播思路,采取宣讲式传播,少与成员互动,很难促进观念一体化。由其组建的社交群多是由统一特定身份的统战成员构成的封闭群组,其功能主要为发布通知、传递信息、交流工作,充当低成本的传播工具。

  与前述离散式联结相对照,传统组织整合方式面临两大挑战。其一,缺乏竞争力。统一战线社团组织仍有吸引力,但当人们随手就可以在新媒体上组建一个“群”时,这些社团组织面临竞争压力。它们需要与层出不穷的新联结竞争注意力、时间和精力。除非具备有效激励和丰厚回报,否则人们投入在传统团体中的时间和精力将越来越少。离散式联结本身意味着碎片化参与,人们偶尔在传统社团组织中“闪现”,也让忠诚度和凝聚力越来越难以形成。其二,缺乏连接力。在社交媒体中,聚集成“群”往往有赖于具有足够吸引力的焦点,比如特定事件、议题等;或是多重关联的交叉、叠加,比如有的微信群可分化出无数子群,包括美食群、旅游群、时事群等。传统的统一战线社团组织往往功能单一,相互之间缺乏深入有效的交流互动。相关社团组织无法嵌入人们的日常关系,难以真正形成传播学意义上的群体(联结)。

  三、统战工作的理念与制度创新

  新媒体技术不只成就了新行业和企业家、提供了新言论空间、制造了网络意见人士,从而给统战工作带来新的客体;更塑造了新的生存状态和工作环境,从根本上改变了政治联盟形态,对统战工作提出理念和制度创新的迫切需要。由新媒体技术推动改变的自我认同和群体建构方式,深刻地影响了传统的身份认同、交往关系和联结形态,这些基础性要素的变化影响了传统统战工作框架的效能。“大统战”察觉到了新时代统战工作面临的新环境,但组织机制和工作方式需要创新发展。

  第一,针对自我认同机制变化,大统战工作格局要真正打破统战工作的专业化、部门化,将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贯穿到国家治理的每一领域、每一环节、每一岗位。传统的统战工作建立在明确而具体的个体身份基础之上,围绕相对固定的行业或群体展开工作。当个体更多地以量子态呈现时,这种固定不变的身份区分的意义变小。虽然人们仍然在新媒体交往中以各种身份出现,但是这些身份越来越退化为流动的标签。在频繁变动的新媒体语境中,这些标签的“符号效能”[19]下降,在不同场景中的意义滑动厉害,降低了原初的政治价值。统战工作如果单纯强化特定的政治身份,在新媒体时代将可能进一步消耗身份的固有价值。要打破以主体/客体进行分工的组织结构,将大团结大联合的统一战线主题覆盖到国家全部治理环节。这种新的组织结构方式正是新媒体环境下科层组织改革的重点方向,“网络化治理”[20]、“无缝隙政府”[21]等概念即是这种趋势的体现。

  第二,针对群体建构方式变化,大统战工作格局应在多样化的行动中建立多元化的联结形式,尤其是针对个体、具体事件的微联结,加强渗透力和嵌入性。传统统战工作方法在当前新媒体环境下面临挑战,需要更好应对人们的量子化生存和离散式联结。大统战工作格局将职责分解到不同部门和环节,意味着针对不同问题和情境需要不同的联结与认同方式。尤其要注意避免仅以自我为中心,要尽可能以“共情”“移情”“代入”的方式,深入渗透到具体场景,建立具有高度嵌入性的联结形式。比如,以“事件性”“过程性”来界定网络人士,从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去识别把握统战工作对象,这是对新模式的一种探索。

  第三,充分发挥新媒体传播优势,增强新联结的可见性和感染力。首先,提高可见性。这既指利用网络痕迹识别各类主体和群体,也指创造可见的方式促进新联结。传统身份识别所依据的人口统计学指标仍然是“粗颗粒”的,而数字技术为我们识别更具个性特征的“微粒人”提供条件,也创造了事先行为管理和控制未来的新方法[6]122-123。大统战工作格局应当充分利用这一技术优势。其次,提高感染力。提高联结的可见性与增强感染力相关,要以更加多样的方式促进人们的集结和凝聚。移情是一种方式,充分运用多媒体也是有用的技巧。新媒体传播技巧应当成为新时代统战工作者的基本媒介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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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姓名:谢静 工作单位: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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