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进程速度较快的东亚国家及地区，都建立了一种保障民众权利与集中国家权力的政治与社会体制，即实行开放“权利”与关闭“权力”的对冲体制。

　　中国的政治学研究以往多是书斋思维和纯文本研究的结果。房宁教授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的 《亚洲政治发展比较研究的理论性发现》，在对亚洲国家政治发展进行实证调研的基础上，集中体现了他这些年来对亚洲政治发展所做的思考，提出了“权力与权利‘对冲’机制”这一重要的政治学概念，具有启发性。

　　对于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发展道路，知识界长期以来形成了一些基本共识，总结起来就是经济自由化、政治民主化。美国自诩是这条道路的典范，保障人民的经济权利，开放国家的政治权力，取得了国家建设和发展的巨大成功，并以自身为榜样，向全世界推销其制度文明和政治理念。但房宁教授通过调研发现，美国的成功有其特殊性，不顾自身实际、简单复制美国制度的国家鲜有成功。比如，在政治制度上基本复制美国的菲律宾，腐败长期严重，工业化进程比较迟缓。而工业化进程速度较快的东亚国家及地区，都建立了一种保障民众权利与集中国家权力的政治与社会体制，即实行开放“权利”与关闭“权力”的对冲体制。比如，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都是在“威权体制”或者“准威权体制”时期快速实现工业化和经济高速增长的。这在实践上是对“美国式发展道路”的部分修正或反证，启示我们重新思考某些“不证自明”的观念，比如，“民主是好的，专制是坏的”，“民主才是普世价值”等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否定民主，歌颂威权，而是说不能简单化地用西方学术话语中的所谓民主或威权等概念为不同的国家体制贴标签、下判断，而是要结合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等因素综合考量不同体制的现实结果。

　　工业化时期是社会急剧变动的时期，也是社会转型的进程，社会阶层没有固化，很多人都期望在这个浪潮中改变自己的命运。在工业化进程中改变命运的途径大致有两条：一是投入经济生产，通过生产经营性活动获得收益；二是投入政治，通过争取政治权力获得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如果在这个时期开放政治途径，会吸引很多人和集团通过政治参与获取利益，导致集团之间的政治斗争和权力争夺，甚至引起严重的社会混乱。中国台湾地区就是例证。党禁开放后，台湾地区的政治变得多元、开放，权力系统的运行有了所谓反对党的监督，但也给“陈水扁式”的政治投机者和政客操弄民粹、撕裂群体以机会，他们为反对而反对，给台湾带来破坏和伤害。另外，没有一个安宁稳定的政治秩序，是无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台湾地区在国民党威权时代实现了经济腾飞，在西方式民主时代却陷入经济长期停滞不前。一些政客为了夺取权力，制造舆论话题、制造意识形态对立、把很简单的议题复杂化和泛政治化，搞得社会混乱、政党内耗，错过经济发展的大好时机。

　　在开放民众经济权利通道的同时，关闭政治权力通道，效应就是消除某些具有野心和投机的社会集团试图通过政治参与夺取政权，进而获得经济利益的企图。在经济体开放的威权主义下，国家将民众社会参与的潮流引导到生产性经营活动中，让民众通过经济活动获得社会身份和利益，而不是通过政治性活动获得财富和地位。这种政治体制和发展策略可以激励民众，尤其是引导精英群体把智慧和精力投入到经济建设中，从而快速实现工业化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事实上，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和地区很早就实现了世俗化，国民受儒家积极入世思想影响上千年，不乏勤劳奋斗的传统和引导族人追求财富的成功先例，不像有些宗教国家，国民通过宗教活动就可以获得精神幸福。只要东亚国家内部不折腾，国民通过自身的奋斗，总能探索出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使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取得很大成就，怕的就是政治混乱和内耗，错过发展时机。

　　这一研究成果对中国具有启示意义。中国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中，尤其是中西部地区还没有实现工业化，社会处在大变革过程中。任何国家的民主政治发展都有阶段性和规律性。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决不允许出现类似于台湾地区在“李扁”当政时期的遭遇。正如房宁在文末对政治实践的论述，政治实践的核心内容是统筹兼顾，将社会的基本价值、发展目标与现实利益的实现结合起来。民主固然是理想的治理状态，但民主并不是神圣的目的，而是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一种手段。如果硬性地移植民主带来的是经济停滞，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此，“权力与权利对冲观”有助于我们从理论上全面把握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体系。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