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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自治研究40年:理论视角与发展趋向
2019年05月23日 15:20 来源:《中国农村观察》(京)2018年第6期 作者:慕良泽 字号
关键词:村民自治研究/乡村振兴/治理有效

内容摘要:

关键词:村民自治研究/乡村振兴/治理有效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作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的三大创造之一,村民自治在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以及社会建设诸领域取得了巨大成效,吸引学者展开了广泛研究。在乡村振兴的时代战略中,面向乡村“治理有效”,本文基于跨学科、多领域、多角度研究,选取自主、自治、民主、治理四个视角对村民自治40年的实践和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研究。文章认为,经历了实践创新、理论更新和各方争议的村民自治,其内涵可进一步概括、提升为:村民自治即是乡村社会基于自治传统,在自主的条件下,以民主为保障,达到善治。在部署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实现“治理有效”的村民自治,是村民自治实践创新的要求,是村民自治理论研究的归宿,又是村民自治实践发展和理论提升的趋向。

  关 键 词:村民自治研究/乡村振兴/治理有效

  标题注释:本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民族地区乡土社会与现代国家关系研究”(编号:17FZZ003)和“山西省高等学校创新人才支持计划”资助。

  作者简介:慕良泽,山西大学城乡发展研究院。

  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宜州区屏南乡合寨村开始有村民自治的动议和活动算起,到2018年,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经历了40年。伴随着实践创新、理论更新和各方争议,村民自治进入“不惑之年”,成为改革开放40年来农村发展的一颗明星。回溯村民自治的发展历程,在实践中,村民自治经历了制度创新、组织创新和能力培育三个阶段,目前进入综合创新阶段,即探索不同条件下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和有效治理。针对村民自治实践创新,在村民自治的理论研究中,学者们有的侧重于乡村经济发展,对农民的经济理性展开研究;有的侧重于乡村社会发展,对社会自治展开研究;有的侧重于乡村政治发展,对村民自治内含的基层民主建设展开研究;有的侧重于乡村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对乡村公共治理展开研究,等等。上述研究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略显“零散”。相比而言,站在相对宏观的角度,从跨学科、多领域、多角度来统合、梳理、提升村民自治内涵的研究成果较少。

  在笔者看来,乡村振兴战略的部署和推进,为村民自治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实践领域和更充分的时空条件。为此,面向乡村振兴中“治理有效”的实践目标,针对村民自治的实践场景和理论研究,日常表述中以“三个自我”(即“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和“四个民主”(即“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主要内容的村民自治,可以梳理为“自主”“自治”“民主”和“治理”四大研究视角。对上述研究视角的讨论和反思,将有助于在全面把握村民自治内涵的基础上,提升村民自治精细化水平,引导村民自治实践创新和理论研究向纵深发展。

  一、村民自治的自主视角

  “自主”就是自己做主,是自我意识的生发和个体权利意识的觉醒。与西方国家个体权利意识不同,中国农民身上,一方面存在个体意识的发展,另一方面存在源远流长的、基于血缘关系所构成的家户主义传统(徐勇,2013)。在农村公共事务中,家户具有类个体的特征,是集体行动的独立单元,即“一家一户”。所以,在村民自治制度设计中,“自主”权利既体现在村民个人层面,又体现在家户(农户、家庭)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简称《村委会组织法》)中关于村民个人的权利有多处规定;关于家户的权利,《村委会组织法》的规定有两条:第一,可以以户为单位,推选村民代表。村民代表要对推选家户负责,受推选家户监督。第二,村庄选举期间不在村庄的选民,可以委托其家庭成员或者近亲属(必须是选民)代其投票。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因素是社会现象生成的诱因,又是社会现象发展的基础。在笔者看来,村民自治的自主性,典型地表现在农村经济领域。新中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建立的人民公社制度,过分强调集体利益至上,农民个体意识和个体权利被忽视或轻视,制约了农民自主性的提升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国农村改革开始于人民公社的解体以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人民公社解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确立了农民的主体地位,也调动了农民个体和家庭生产的积极性,重新构筑了农村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农村土地所有权归村集体。在村民自治活动中,“村民”、“家户”和“村集体”首先是经济主体。从研究单位来看,村民自治的自主视角主要研究“村民”这一“理性经济人”与“村集体”这一经济组织和自治单元之间的关系,以及家户的利益与村庄共同体利益之间的关系。就研究内容来看,自主视角的村民自治研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村民自治的经济基础研究。村民自治的治权和经济制度的产权之间的匹配及其改革策略是研究的主要问题。其中,产权与治权相统一、产权单元与治理单元一致、建立农村过渡市场等观点有一定代表性(邓大才,2015;王慧斌、董江爱,2018;马池春、马华,2018;李勇华,2016)。这些研究具有相通的研究思路:认为农村产权改革需要明晰个体权益;同时,在农村产权改革中需要发展集体经济,吸引村民参与集体经济的收益分配。另一类是农村经济发展与村民自治关系研究。此类研究认为,农村经济发展内含村民自治,经济发展形式和发展状况也在塑造村民自治。如有研究指出,农村产权有结构布局,更有过程界定,产权过程本身就是政治过程,农村土地改革需要吸纳农民参与(姬会然、慕良泽,2013);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内含公益、协商、自治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桂华,2017);村庄集体经济就是经济发展中的村民自治(陈明、刘义强,2017),等等。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村民自治具有经济基础;村民自治在经济领域也有发生,其主题随着历史发展而不断变动。20世纪80年代,农村土地经营权承包到户,激发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分田到户首先解决了农户家庭温饱问题。农业提留和农业剩余也壮大了集体经济,村集体有一定财力负担村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村庄公共服务。这也是农村土地所有权归集体所有的初衷。上述经济现象是发生在不流动的村民和相对稳定的村集体当中。随着农业设施水平提升、农业技术进步和城市发展需求,农业剩余劳动力开始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变成农民工。在一些地区,农村人口的流出和流入使得村民资格认定成为村民自治面临的首要问题,同时,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也需要探索,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村委会”)和集体经济组织职能分开等改革应运而生。还有一个现象是,改革开放40年来,农民自主性得以充分发挥,农村个体经济和家户个体经营均有很大发展。然而,在多数村庄,集体经济凋敝,甚至亏空,集体经济收入几乎为零。有限的集体经济明星村,多表现为能人治理或精英治理。于是,村民自治的经济基础、村民自治与集体经济的关系及其调适性改革、集体经济中内含的村民自治因子的挖掘等问题值得深入研究。为此,在流动性和社会化日益增强的新时代实现乡村“治理有效”,自主视角的村民自治研究,还需继续关注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农民问题。包括农民权利意识的激活和提升问题;农民工返乡创业和职业农民培育的平台和载体建设问题;农民在市场理性充分发展、甚至“脱嵌”乡村共同体之后,如何通过持续合作充实公共利益,供给公共物品,满足公共需求,解决市场理性重新“嵌入”乡村社会的问题。①二是农村问题。在城镇化进程中,部分村庄出现“空心化”,空心村的资产、资源的盘活和运营值得关注。在有发展前景的村庄,继续探讨村集体“三资”增值保值、农地“三权分置”、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等问题。三是农户问题。“小农户”将长期存在,但面临生产、生活和日常交往不断社会化的冲击以及由此带来的风险。探索和研究“小农户”与“大市场”“大社会”“大服务”“强资本”等要素的衔接,特别是探索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成为农业发展的前沿问题。

作者简介

姓名:慕良泽 工作单位:山西大学城乡发展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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