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唐皇凤，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 武汉 430072

　　内容提要：社会主要矛盾是党和政府确立自身主要任务的基本依据，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确定国家治理现代化愿景目标、战略路径和行动议程的客观基础。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决定了国家治理的根本任务与工作重点的重新聚焦，更大程度地满足更多人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指向和根本归宿，着力破除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实现更加全面而均衡的发展是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首要聚焦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有望成为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型的强大动力。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社会历史过程。我们需要始终坚持发展为第一要务，大力提升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及时而稳妥地推行“美好新政”，积极探寻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突破口，以公共服务优化国家治理，大力促进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不断提高新时代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水平和境界。

　　关 键 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要矛盾/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选择/美好新政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愿景与路径优化研究”(14AZD009)的阶段性成果。

　　矛盾是事物内部两方面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矛盾广泛而普遍地存在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是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在复杂事物发展过程中，主要矛盾作为处于支配地位、对事物发展起决定作用的矛盾，在具体社会实践中集中体现为中心工作、关键环节和工作重点。社会主要矛盾既是决定国家治理性质和方式的关键变量，也是国家治理的首要聚焦点，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化则是国家治理模式变迁与现代化转型的直接推动力。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深刻的历史性转化，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提出的重大战略判断，深刻揭示了我国基本国情的新特点新内涵新变化。经过近70年的发展特别是近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得到极大提高，已经告别贫困、跨越温饱、即将实现全面小康，基本实现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转变，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性条件已经发生根本性变革。社会主要矛盾作为我们党制定重大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不仅为明晰党和国家中心工作、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行动指南，而且深化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成为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抉择的根本遵循。

　　一、精准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历史性转化的新特点

　　毛泽东认为：“在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包含着许多矛盾，其中必有一种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这种处于支配地位，对事物的发展过程起着决定作用的矛盾，叫做主要矛盾。”并且，“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1]对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判断，总是与我们党对于发展情势的研判和工作重心的转变紧密相联。精准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变化，制定适合国情和时代要求的国家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是提升我们党治国理政有效性和正当性的重大议题。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事物是运动的，矛盾是发展的，而社会主要矛盾则是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社会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客观反映，其变化和转换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1949年至今，我党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重大的结论性判断共有三次。第一次是在1956年的党的八大上，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党中央认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个判断对形成以发展生产力为重点、聚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发展思路和国家建设战略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也为之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回正轨奠定了思想基础。第二次是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正式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重要论断为当时实现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初步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事业提供了理论依据。以社会主要矛盾出现重大转变的判断为依据，我们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航程，广泛调动和充分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并缔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第三次就是党的十九大正式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的重大论断。社会主要矛盾的这次转化是一个内涵更丰富的历史变革，关注的范围更宏大，聚焦的问题更精准，描绘的愿景更鼓舞人心。着力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凸显了我们党对时代脉搏的深刻把握，标志着我们党进行伟大事业的价值取向，彰显着我们党执政为民的政治担当，砥砺着我们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情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历史性转化的新特点主要体现为：

　　(一)需求侧有新要求

　　从需求侧看，“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人的需求不仅具有动态性、延展性和提升性，而且具有层次性、差异性和复杂性的特点，把握人的需求的历史性变化是判定政府职能范围、明晰政府治理目标和优化国家治理工具的重要前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速超过经济增速，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教育、就业、住房、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养老等民生事业发展成效显著，人民生活不断改善。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6000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到4%以下[2]。数百个电视频道，海量的网络信息，人们的休闲娱乐生活丰富多彩，一般性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已经得到基本满足，正在转向对更加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所有这些都是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前提和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曾在2017年7月26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对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进行过详细而具体的描述：“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党的十九大报告重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2]不难发现，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内容广泛，不仅包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且包括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来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以及尊严、民主权利、公平正义等需求。原来的物质文化需要没有消失，而是呈现出升级态势，新生的主观需求则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从精神文化到政治生活、从现实经济社会地位到心理预期和价值认同等方面，对共同富裕、生态优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提出了相应的要求。人民群众需要的品质层次在不断提高，生存型需要正在向发展型需要拓展；不仅需求的数量明显增加，而且需求的质量显著增强；不仅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需求量在增加，而且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的多样化、多层化、个性化、精准化和智慧化的要求也与日俱增。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再是温饱和小康，而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准确地界定了人民群众不断提高的、多样化的需求层次，不仅极大地丰富了“美好生活需要”的内涵，而且明晰了执政党的历史使命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愿景目标。

　　(二)供给侧有新判断

　　从供给侧看，我国的基本国情不是“落后的社会生产”而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主要矛盾转化源于长久积累的物质文化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名列前茅，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80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2]，超过美国、欧元区和日本贡献率的总和。2013-2016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7.2%，高于同期世界2.6%和发展中经济体4%的平均增长水平；2012-2016年，人均国民总收入由5940美元提高到8000美元以上，接近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3]。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7.35%，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8000多万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城镇居民，城镇化进展非常迅速。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走向世界前列，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一工业大国、第一服务业大国、第一贸易大国，落后的社会生产显然不再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另一方面，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突出，成为国家治理必须直面的重大难题。发展不平衡主要体现为经济、政治、社会发展之间的不平衡，也包含区域和城乡发展之间的不平衡。虽然区域发展协调性整体上明显增强，但同时也呈现出新的变化和特点。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大地区的发展差距得到有效控制，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从2012年的54.8%、21.5%、14.4%和9.3%调整到2016年的52.3%、20.6%、20.3%和6.8%，地区差距迅速扩大的势头得以有效控制，但是由于中西部地区基数较小、市场化水平和产业竞争力相对较低，地区差距总量仍然在不断扩大。东西部差距更多体现在东西部农村地区的差距扩大，而东西部城市地区的差距明显缩小；同时，在原有的东西部差距为主的基础上，近年来又叠加南北差距的扩大；不仅表现为传统的沿海与内陆地区的差距，还表现为省域内中心与外围、城市群或都市圈与周边地区的差距，地区发展差距呈现出极其复杂的内部景象。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发展差距虽然经历了一个先快速扩大后逐步缩小的过程，总体上得到了有效控制。从城镇和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衡量，城乡发展差距从2008年的最高值3.33∶1逐步下降到2012年的3.10∶1，再到2016年的2.72∶1，城乡发展差距逐步缩小。但是，我国的城乡发展差距在不同地区间的分布不够均衡，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城乡差距已经明显缩小，城乡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但是农村贫困人口最集中的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的城乡差距依然较大，有些省份的城乡差距甚至仍然在扩大。以2016年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为衡量指标，东部浙江省的城乡差距为2.06∶1，而西部甘肃省的城乡差距为3.45∶1[4]。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带来贫富差距拉大，人民群众不同需求主体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在部分弱势群体的需求得不到合理满足时还会引发新的矛盾。发展不充分主要体现为生产力发展不充分、资源利用不充分，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创新能力不够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还须全面提升等，直接制约了党和政府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能力。就两者的关系而言，发展不充分是发展不平衡的重要根源和客观基础，而发展不平衡则是发展不充分的具体表现，反过来会加剧发展的不充分，进而影响发展的效益与效力。一方面，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是“发展起来后”的矛盾，是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过程中产生的矛盾，这种发展的不够充分，在不科学的发展观和政绩观、不合理的体制机制驱使下，就会产生和加剧发展的不平衡。另一方面，由于发展不平衡，处于发展强势一端的社会主体会过多占用发展资源，从而加剧处于发展弱势一端的社会主体产生需求得不到满足，进而催生出各种社会不满和怨恨情绪，甚而严重影响社会大局的和谐稳定。总之，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是国家治理亟须破解的重大战略议题。

　　(三)“一个变”“两个不变”

　　一个变是指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两个不变是指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社会历史过程，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建立在“国情”没有改变的基础上。在基本国情没变的情况下要解决好新的社会主要矛盾，意味着老问题没有圆满解决，新问题就接踵而至。同时，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性质发生了重大改变，不同于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与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在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并不构成直接二元对立的矛盾。在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过程中，发展本身只是手段，充分而平衡发展能否带来美好生活，需要太多的中间环节，呈现多种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之间有太长的因果联系链条，任何环节和链条的纰漏和断裂都可能导致有效的发展并不能带来人民群众需求的满足。从需要满足的过程来看，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历史过程。低层次需要比较单一，满足需要的条件相应也比较单一，容易满足；而高层次需要的满足，大都属于精神与自我实现的领域，内容复杂，满足高层次需要的条件更复杂，难度空前加大。从需要的内生规律看，低层次需要满足后既可能催生高层次需要，也可能催生低层次需要，但高层次需要满足后，只会产生更高级的需要。美好生活的需要无疑是一种高层次的需要，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和向往也是无止境的，而任何形式的平衡充分发展都是相对的和有限的，这对矛盾的存在可能是永久性的。发展不充分与发展不平衡是相互区别、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发展不平衡是发展横断面的考虑，是面的失衡，主要是解决好物的层面的问题；发展的不充分是从发展的纵向考虑，是发展的深度不够，主要是解决人的层面的问题。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必将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社会历史过程，既是未来很长时间内考验我们党长期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核心主题，也是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聚焦的战略议题。

　　党的十九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新的科学论断，准确判断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科学把握时代特征，深刻揭示时代内涵，有助于全社会对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形成正确认知，必将成为指引我国下阶段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伟大认识论工具”。这一重大理论判断充分肯定了近40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发展成就，既肯定了纵向的增量改善，又揭示了横向的发展差距。同时，我们党深刻认识到当前一系列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发展的不充分、不平衡，使得生产力发展的目标更加清晰化，能够更精准地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相对接，必将助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向纵深挺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发展必然是多面向、多领域的深度探索，在有效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进程中补短板将成为国家治理向纵深突破和高阶攀升的重要取向，而创新不足、民生痛点、区域差异必将成为国家治理重点突破的核心领域，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转化指引着新时代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新征程的航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也必将引领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境界，并为后发国家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提供中国方案和贡献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