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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对农民政治意识的影响研究
2014年02月17日 14:45 来源:《政治学研究》(京)2013年3期 作者:章秀英 字号

内容摘要:城镇化及其制度创新逐渐打破城乡二元体制结构,促使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就业,推动城镇郊区城市化,把城市生活方式扩散到农村地区,使农民摆脱封闭、落后状态。通过对全国9个省市18个县市54个村庄的问卷调查发现,城镇化开拓了农民视野,改善了农民生活,提升了农民政治意识的现代性。然而,以现代理想类型的公民政治意识衡量,还有较大差距。这主要因为农民未取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民权利,职业生活缺乏参与权,征地利益表达渠道不畅,制度化政治参与缺乏,人际交往带有浓厚的传统宗法色彩。因而,推进城乡一体化,须关注农民政治意识发展,使农民政治意识实现良性现代转型与文明进步。

关键词:城镇化;农民;政治意识;影响因素

作者简介:

  内容摘要:城镇化及其制度创新逐渐打破城乡二元体制结构,促使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就业,推动城镇郊区城市化,把城市生活方式扩散到农村地区,使农民摆脱封闭、落后状态。通过对全国9个省市18个县市54个村庄的问卷调查发现,城镇化开拓了农民视野,改善了农民生活,提升了农民政治意识的现代性。然而,以现代理想类型的公民政治意识衡量,还有较大差距。这主要因为农民未取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民权利,职业生活缺乏参与权,征地利益表达渠道不畅,制度化政治参与缺乏,人际交往带有浓厚的传统宗法色彩。因而,推进城乡一体化,须关注农民政治意识发展,使农民政治意识实现良性现代转型与文明进步。

  关 键 词:城镇化;农民;政治意识;影响因素

  作者简介:章秀英,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

  一、引言

  改革开放后,城镇化及其制度创新逐渐打破我国城乡二元体制结构,推动农民向城镇流动、迁移,实现职业非农化;推动城镇郊区城市化;把城市生活方式扩散到农村地区。在经历了30多年快速发展的城镇化后,农民政治意识随着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变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城镇化又是如何影响农民政治意识变化?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无论对于促进农民向现代公民角色转型,还是探索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近年来,城镇化对农民政治意识的影响问题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学者们肯定了城镇化对农民政治意识的促进作用,认为外出打工使农民既受到社会化大生产秩序的约束,又受到工业文明与城市文明的熏陶,其权利意识、法律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都强于传统的农民。①以推动农村器物优化、制度变革与生活方式转型为特色的城镇化进程,在本质上催生着农民人格的公民化路径。②也有学者指出,排斥农民工的狭隘的市民文化和二元户籍制度阻碍了农民工政治意识的发展。③这些研究都只是理论思辨成果。与此同时,一些学者的问卷调查也发现城镇化确实会影响农民政治意识。有学者在对成都市居民的问卷调查中发现,城郊/乡镇居民与农民、城市居民公民意识的显著差异是城镇化因素带来的,④但未分析城镇化因素如何导致差异生成。也有学者在对苏南城乡结合部农民的调查中发现,在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农民的国家观念正在形成,日常行为规范日渐养成,对公共事务的参与趋于积极,但也存在对执法行为不信任、公共行为文明意识不强等现象。⑤还有学者对湖北孝感市的农民工调查发现,城镇化的推进提升了农民工政治意识的现代性,但由于城镇本身现代性功能的不完整、欠缺和城镇化推进的内生性需求不足所产生的逆城镇化暗流限制和削弱了这种提升的力度和效用,使农民工非现代性政治意识广泛存在和滋长着。⑥然而,这些实证研究基于地方性样本,以描述性统计得出,缺乏多变量分析,无法深入探讨城镇化对农民政治意识发展的影响机制。为此,本文抽取全国代表性样本进行问卷调查,探究农民政治意识历经30多年城镇化后发生的变化,运用多变量分析考察城镇化对农民政治意识的影响。

  二、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2011年暑假和寒假春节进行的全国性随机抽样问卷调查。样本的抽取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首先,按照经济发展水平高、中、低抽取9个省市,分别为江苏省、浙江省、山东省、河北省、山西省、湖南省、安徽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河南省;其次,按照各省统计年鉴关于各县市的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指标高低将各县市分为高低两层,每层随机抽取一个,最后,确定了18个样本县市。随后,每个县市按照城乡结合部、城镇郊区和普通农村的地理位置抽取样本村庄,一共确定了54个村庄,依据私营企业主、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人员、产业工人、农林牧渔水利业从业人员、无业、失业或半失业的职业分层进行抽样,坚持户均一人,进行入户调查。在去除一些无效样本后,调查获得了有效数据1297份,有效完成率86%。研究样本的基本情况如下:男性50.9%,女性49%;18—25岁24.1%,26—35岁17.3%,36—45岁25.8%,46—55岁18.9%,56—65岁8.3%,66岁以上5.1%;小学以下14.5%,初中36.2%,高中、职高、中专26.1%,大学20.7%,研究生2.2%;年收入1万以下28.8%,1—3万35.9%,3—5万19.0%,5—8万7.2%,8—10万3.8%,10万以上4.4%,有外出打工经历32.8%;有房屋拆迁经历23.7%;被征地过的30.7%,城市⑦和城中村为28.2%,城镇郊区31%,农村37.47%(比例不足100%的为缺失值)。本书的样本结构与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⑧的性别、年龄较为符合,但为了保证专业技术人员、经理人员以及大型企业办公室人员的比例,样本中受大专以上教育程度比例偏高,但是对本文研究目的没有实质影响。

  将1297份问卷进行编码,按照编码的奇偶性将问卷分成两半,一半649份用于探索性因素分析,一半648份用于验证性因素分析,其余统计分析均用1297份问卷数据作出。

  (二)变量选择和测量

  1.政治意识。政治意识是本文的因变量。政治意识作为政治领域的精神现象,是政治生活和政治活动的心理反映,是人们在特定社会条件下形成的政治态度,政治情感、政治认识、政治信念、政治习惯和政治价值的复合存在形式。⑨本文在借鉴政治意识调查项目⑩、公民意识测量量表(11)基础上,从民主权利意识、参与意识、公共责任感、法治意识、私权维护意识、政治效能感、自由意识七个维度编制了50个测量指标。量表采用李克特五级计分制,分数越高,表明越接近现代理想类型的公民政治意识。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最后留下45个指标,共构成7个维度,各题项的因子负荷量在0.40—0.78之间,7个因子累积解释变异量为55.23%。通过验证性因素分析,得到以下拟合指数:/df=2.945,RMSEA=0.055,NNFI=0.97,NFI=0.95,IFI=0.97,CFI=0.97,GFI=0.90,表明农民政治意识测量量表的结构效度良好。总量表的信度系数0.92,分维度政治效能感0.69,自由意识0.63,其余各维度均达0.7以上,可以接受使用。

  2.城镇化。本文的解释变量是城镇化。目前学界对城镇化内涵的理解因学科视角不同表述各异,但主要涉及人口迁移和集聚、城市空间扩张和土地性质转化、生活方式转型等方面,将这些特征综合起来就是城镇化的全貌,其实质就是社会现代化进程。因而,本文将城镇化界定为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城镇向农村区域扩张,传统乡村生活方式向现代城市生活方式转型,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社会发展过程。据此将城镇化划分为三个维度:

  (1)人口城镇化。本文的人口城镇化仅指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居住和就业的人口分布变动过程。(12)我国农村人口以两种方式向城镇迁移和就业:第一,随着城市尤其是大中小城市发展、规模扩张,向城市(主要是东南沿海地区)迁移和就业,形成中国特色的“民工潮”;第二,在小城镇建设和发展中,“离土不离乡”,实现就业非农化,就地城镇化。因此,本文以外出打工、非农就业两个指标来测量。有外出打工(13)经历的为“1”,没有为“0”。非农就业依据职业类型进行划分,将非农就业(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人员、产业工人、学徒、小贩、清洁工、杂工、门卫、保安、建筑物看管人员、保姆等)界定为“1”,将“农、林、牧、渔、水利业”的从业人员界定为“0”。

  (2)土地城镇化。本文的土地城镇化指“由于城市化的推进,土地利用属性由农业用地转变为城市建设用地以及土地产权属性由农村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土地的过程”。(14)土地城镇化通过“征地”和“房屋拆迁”来完成。相应地,本文以这两个指标测量农民的土地城镇化经历,有征地和农村房屋拆迁经历的为“1”,没有为“0”。

  (3)生活方式城镇化。本文的生活方式是涵盖劳动生活方式(15)、物质消费、闲暇生活方式、社会交往生活方式、政治生活方式的广义生活方式。对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的融入和认同是生活方式城镇化的体现。大众传播媒介既是现代城市生活方式和消费文化的传播渠道,也是农民现代闲暇生活的主要载体。本文用大众传播媒介(电视新闻、网络新闻浏览和BBS论坛参与、网络博客浏览和写作、报纸新闻)接触频率(“从来没有、偶尔、有时、经常、总是”5个等级)测量城市文化认同和闲暇生活城镇化程度。由于测量传媒接触的四个指标α系数只有0.52,本文分别考察各种传媒接触方式与农民政治意识发展的关系。社会交往生活用农民参加相关社会组织,包括同学会、老乡会、志愿者活动、文娱体育健身社团、老年协会、宗教信仰组织、农业经济合作社、柑橘协会等行业组织的参与频率(“从来没有、偶尔、有时、经常、总是”5个等级)来测量,六个指标的α系数为0.74,具有较好内部一致性,将其整合为社会参与因子。农民的政治生活用政治参与指标测量。现阶段我国农民的政治参与行为有选举投票、个人接触、参与居民运动、参与民主管理和监督、讨论政治等。本文以此为基础编制了14个项目,用“从来没有、偶尔、有时、经常、总是”5个等级测量,得分越高,参与越积极。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最后剩下12个指标,共构成三个维度:个人利益表达、选举参与、公共事务参与。各题项因子负荷量在0.50—0.75之间,累积解释变异量为55.642%。通过验证性因素分析,得到以下拟合指数:/df=4.582,RMSEA是0.092,NFI=0.91,NNFI=0.90,GFI=0.92,CFI=0.92,IFI=0.92,自编问卷结构效度良好。三个维度的α值:选举参与0.73、个人利益表达0.72、公共事务参与0.64,总量表为0.82,可以接受使用。

  (三)数据处理

  运用SPSS12.0和LISREL8.70进行数据处理。

  三、城镇化进程中农民政治意识的发展现状

  农民在经历了30多年高速发展的城镇化后,其政治意识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统计结果显示,农民的政治意识总体均值为3.94分(满分5分),政治意识各维度呈现出发展的不同态势。

  (一)私权维护意识已经觉醒,民主权利认知基本清晰,自由意识不高

  权利意识是公民依据正义原则和法律规定,对公民身份应该享有的利益和自由的主观体认,包括对权利体系的认知、理解,以及对权利的主张,当权利受到侵犯时为维护权利而斗争的精神,民主权利意识、私权维护意识和自由意识都是权利意识的体现。

  城镇化进程释放了农民自主性,开拓了农民视野,激发了农民对权利尤其是财产权诉求,当权利受到侵犯时,主张运用法律维护权利(主要是财产权)的意识已经觉醒,私权维护意识维度均值为4.35分。同时,农民在“主权在民”,“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权利意识维度上均值为4.02分,表明农民已基本认同社会主义民主理念,认同自己的国家主人地位。自由意识是现代公民人格的基石,但由于传统中国社会缺乏清晰的人己界限和群己权界,(16)使中国文化虽“充满着大家相勉向上之积极精神,反而掩盖了消极自由”。(17)调查发现,受传统文化影响较深的农民群体,其自由意识维度均值为3.93分,说明自由意识依然不高。

  (二)公民责任认知清晰,国家认同基本确立,但知行未能有效统一

  公共责任意识是公民履行与其公民身份相适应的、符合社会公共善的义务及对行为后果所承担的主观感受。公共责任与维护政治社群相关,包括团结忠诚的爱国美德,宽容、公共理性,生态意识等公共品德。调查发现,公共责任意识维度均值为4.32分,表明农民对公民责任认知清晰。具体到公共责任维度各指标的均值,“即使可以移民,我还是选择做中国人”(4.2),“改革开放是成功的”(4.16),表明农民认同中国人身份,基本认同改革开放。对法律规定的服兵役(4.45)、纳税(4.32)、保护生态环境(4.43)等公民义务认知清晰,承认宽容是美德(4.52),承认小集团利益应服从国家利益(4.2)。然而,在回答“买家用商品宁愿多花钱也要买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商品时”均值只有3.9分,说明当公民环保义务与经济利益冲突时,农民行动易受经济利益主导,知行未能有效统一。

  (三)法治意识初露端倪,依然受传统法律文化影响

  法治意识是指公民将法律视为社会公正的守护者和最高权威,依法享受权利,履行义务和禁令,使法成为自己行为的尺度,自愿服从法律规范的意识。城镇化进程强化了法律在农民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厌讼”心理有了一定缓解,只有29.3%的农民认同“打官司是丢人的事”。但法治意识维度均值不高(3.57),各测量项目的均值也分布在3.5分左右。当法律与人情、乡风乡俗和权力矛盾时,有30.7%的人同意“法律不合情合理就可以不遵守”,25.7%的人同意“即使买卖合同签订了,只要没付钱就可以不遵守”。32.7%的人同意“执政党如果受到法律的牵制,就不能大有作为了”,29.3%的人同意“只要领导品德高尚,任何事情都可以由他做主”,有24.4%的人不同意“即使亲友犯法,我也会举报”,说明传统的“重礼轻法”、“重德轻刑”的法律文化和行动逻辑依然影响着农民的法治意识。

  (四)公共责任导向的参与意识较淡漠,经济利益导向参与意识趋于积极

  参与意识是公民主动参与公共政治生活的意愿和行为倾向,是积极公民意识表征。调查发现,农民参与公共政治生活,监督公共权力运行,进行利益表达的参与意识维度均值为3.86分。从参与意识各项目的均值看,“反对村干部做违背大家利益的事”(4.10)、“参加解决居住区问题的集体行动”(4.02)、“通过电视书籍和报纸了解国家政策”(4.06),这些事项与农民切身利益相关密切,收益较大,参与愿望强。但项目“参与公共事务财务监督”(3.92)、“发动居民运动”(3.76)、“参与村庄公共事务会议”(3.51)、“参加竞选”(3.61)与自身直接利益相关较小,且可能会付出较多的参与成本,农民参与愿望就不高。这表明基于公共责任导向的参与意识较淡漠,基于经济利益导向的参与意识已趋于积极。

  (五)政治效能感较低,不太认同自身影响政治的能力

  政治效能感是指个体对自身政治影响力的主观感受,(18)依据指向对象的不同,分为内部效能感(对自身影响政治的权利和能力感知)和外部效能感(对政府回应性的感知)。(19)拥有较高政治效能感的个体,相信自身对政治的影响力,拥有较强的政治自信心和政治自尊心,能推动个体积极地参与政治。然而,本调查发现,农民的政治效能感在政治意识各维度中得分最低,均值只有3.06分,测量外在政治效能感的项目均值:“老百姓即使对政治事件发表意见也是瞎议论”(3.31)、“我们一般老百姓对政府的作为没有任何影响力”(3.05)、“政府官员不太在乎我们一般老百姓的想法”(2.80)。测量内在效能感的项目“政治有时候太复杂,我们一般老百姓实在搞不懂”均值最低,只有2.62,说明农民对自身内在的政治能力感知甚至低于对政府回应性的感知,这也是农民疏于政治参与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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