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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政治供给
2014年01月28日 09:17 来源:《上海商学院学报》2013年1期 作者:孙力 陈蕾 字号

内容摘要:生态政治的出现和展开是自20世纪后半期以来人类政治文明一个重大变迁。在我国,随着我们对现代化的强调和迅速推进,生态问题也迅速暴露出来,并逐渐成为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乃至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定位的重大问题。中共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内容之一,更加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通过政党的引领,强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政治供给,必将通过制度建设和政策制定,带领全国人民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关键词:生态问题;生态文明;生态政治

作者简介:

  内容摘要:生态政治的出现和展开是自20世纪后半期以来人类政治文明一个重大变迁。在我国,随着我们对现代化的强调和迅速推进,生态问题也迅速暴露出来,并逐渐成为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乃至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定位的重大问题。中共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内容之一,更加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通过政党的引领,强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政治供给,必将通过制度建设和政策制定,带领全国人民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关 键 词:生态问题;生态文明;生态政治

  作者简介:孙力,上海人,博士,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军优秀教员,上海市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陈蕾,博士,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政治学院政治理论系哲学教研室讲师,研究方向:中国政治发展问题。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37-324X(2013)-01-01-06-06

  人类的政治生活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这样一个深刻的变化,从根本上来说,源于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关联属性的变化。中共十八大提出“五位一体”的社会发展宏观布局又是一个历史性的飞跃,是政党引领社会发展的一个典型体现,是科学发展的进一步深化,因为科学发展不仅要求人类社会自身的和谐,也要求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和谐,由此而求得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把生态问题提高到政治的层面,是生态文明新进程的特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也是对社会主义生态政治不断认识和提升的进程。

  一、人类社会生态文明的政治凸显

  政治是人类进入有阶级社会以来的现象,它反映着阶级斗争的内容、走势和结果。然而,随着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展开,政治的内容也变得越来越丰富,更多地超越了人类秩序和制度的范围,开始着眼于其生存的自然大系统的秩序和规律问题。这一变化就是生态文明政治逐步凸显的过程,也是科学发展观产生的重要的时代背景。对此,我们可以从人类社会政治进程的三个阶段来加以分析。

  第一阶段是传统政治时期。它是人类所经历的长期的以自身社会秩序和制度为主题的政治进程。在这一时期,无论是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抑或是中世纪欧洲的基督教神学,还是古代中国以“仁”、“礼”为中心的儒家学说,他们所探讨的政治主题无一不是围绕着人类社会本身,围绕着伦理政治的主调展开的。当然,人们之所以会仅限于解读自身的矛盾,从根本上来说,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因为无论是古希腊的西方还是中国的东方,在近代以前,其社会发展水平都没有超越农耕社会。在农耕社会,由于依赖于自然界的循环和平衡,人们既对自然界存在诸多的无知,又无力抗拒自然界;因此要么对自然保持着敬畏、谨守着自然界的秩序,要么在违背自然界规律时无奈地接受自然界的惩罚。正是这一阶段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基本格局,使得人类政治的重心必然放在人类社会内部的秩序上。

  第二阶段是工业化政治时期。它代表人与自然冲突的外在化,提出了“两个和解”的政治主题。18世纪中期开始的工业革命不仅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也对人类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一方面体现在使人类社会日益两极分化,“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1];另一方面,体现在人与自然冲突的倾向开始显现,即工业革命在使人类掌握了远远超越过去的强大的改造自然能力的同时,也使人类遭受到前所未有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正是由于生态问题逐渐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环境保护和生态治理也因此进入了西方国家管理和政治生活的视野,环境立法和相关举措也由此产生。可见,生态问题融入政治,既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人类无知和无视自然规律、违背自然规律的结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资本主义的时候,不仅批判其人与人的对立,同时也批判其人与自然的对立。“在私有财产和钱的统治下形成的自然观,是对自然界的真正的藐视和实际的贬低。在犹太人的宗教中,自然界虽然存在,但只是存在想象中。”[2]由此,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要改造资本主义,就必须消除这两大对立,实现“两个和解”,即“人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同本身的和解”[3]。这“两个和解”的思想集中反映了生态问题在工业化社会中的体现。

  第三阶段是“大系统政治”时期。它反映当代人与自然的矛盾进一步尖锐化的态势,形成超越人类社会系统的生态问题和对人类生存大系统的规律寻求成为政治的重要内容。工业社会开始凸显的环境和生态问题并没有因为马克思、恩格斯这些先进思想家的批判或者工业国开始的一些政治和管理举措而得到有效遏制。特别是进入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迅速跟进,自然资源的合理运用和环境的保护被经济发展的需求淡化,生态呈现出进一步恶化的趋势。事实证明,生态危机的出现已经严重影响到整个人类的生存,于是,人类政治的主题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生态运动的兴起和绿党的出现就是两个特别突出的新趋势。首先是生态运动的兴起,这一崭新的潮流不仅大大丰富了人类政治运动的主题,同时也深刻地改变了人类对社会发展的看法。许多国家的环境立法在该运动的推动下得以建立,人类的政治思想也因此得到极大丰富。其次是绿党,绿党的出现是“大系统政治”的生动体现,它不仅是生态组织在鲜明的、坚定的政治参与倾向下成长起来的新政党,同时也确确实实在政治参与中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成就。从另一方面看,这种趋势也毫无疑问地体现了当代政党政治的缺陷,即既有的政党没有有效地应对环境问题,缺少对环境问题足够的政治推动。由此,中国的生态政治和政党政治也显然是对当代生态政治和政党政治的超越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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