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 键 词：经验、中国经验、根本经验、成功经验、失败经验、适用经验。

　　作者：宋泽滨：解放军装备学院领导科学教研室教授

　　齐爱兰：中国农业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学院教授

　　邓小平明确使用过“中国的经验”概念。在《邓小平文选》和《邓小平年谱》中出现10多次，“我们的经验”有10多次。此外，大量使用了“我们自己的经验”、“我们最大的经验”、“我们主要的经验”、“最根本的经验”、“基本的经验”、“历史的经验”、“基本经验”、“首要经验”，以及“正面经验”、“反面经验”等等。可以说，邓小平“中国经验”思想观点的内涵非常丰富，已经形成了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深入探讨邓小平关于中国经验的相关论述，既有助于深化当前学术界关于中国经验问题的讨论，又有利于在新的形势下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伟大进程。中国经验是在什么条件和基础上产生的？中国经验的内容和精髓是什么？中国经验有什么借鉴意义？让我们听听小平怎么说！

　　一、学习他人经验：“中国经验”的前提条件

　　对人类进入20世纪中叶以后世界的变化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邓小平提出了许多深刻见解，其中两句名言让人至今难忘。一句是“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1]另一句是“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2]这是深刻洞察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作出的科学论断，是总结建国三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正是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中国的“最大经验”问题。1989年3月23日，邓小平会见乌干达总统约韦里·卡古塔·穆塞韦尼时说：“我们最大的经验就是不要脱离世界，否则就会信息不灵，睡大觉，而世界技术革命却在蓬勃发展。”[3]中国革命和建设走过了几十年的奋斗历程，其中的经验教训许许多多，人们尽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不同层次进行梳理和总结。但把“不要脱离世界”作为“我们最大的经验”乃邓小平总结历史经验的独到视角，其高屋建瓴，发人深省。

　　（一）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经验、好的经验，我们应当把它学回来 

　　“四个现代化”是中国人民世世代代的梦想。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重启四个现代化大业，全国人民精神振奋，为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大干苦干。但实现“四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邓小平为我们指出了解决问题的途径。

　　结束“文革”以后，百废等兴，百业待举，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缺乏知识，缺乏经验。1978年，在国内政治气候尚未完全解冻时，国家向外派出一些代表团，考察西方国家的经济社会管理经验。4月底，在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团访问出发之前，邓小平亲自听取了汇报，并强调指出：“访问中，要广泛接触，详细调查，深入研究一些问题。好的也看，坏的也看，看看人家的现代工业发展到什么水平了，也看看他们的经济工作是怎么管的。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经验、好的经验，我们应当把它学回来。”[4]代表团回国后，又专门听取了详细汇报。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终于开启。但由于缺乏经验，实现四个现代化可能比想像的还要困难些。1980年9月18日，邓小平在会见法国外贸部部长时说：“前一阶段，我们想搞得快一些，过于热心了。但是我们缺乏经验，知识也不够，在国际合作方面对自己的接受能力缺乏清醒的估计。我们对许多事情要总结经验。”[5]1981年9月8日会见日本客人时说：“由于在经济建设方面缺乏经验，我们过去交的学费确实不少。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有好处，就是取得了经验，使我们以后在合作方式上更加考虑要切实照顾到我们自己的情况。” “缺乏经验”是对当时现状的一种真实写照，在实践中不断地增长经验，成为现代化建设的当务之急，学习西方先进经验成为当时的社会潮流。多年对外开放的实践证明，“学习”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学习的过程中要交“学费”，想不交“学费”是很难的。

　　关键不在于交了学费多少，而在于能否“学会”。“没有经验”、“欠缺本领”不要紧，我们可以在干中学，不断积累，不断学习。为此，邓小平发出了向西方学习的号召。1979年3月21日在会见英中文化协会友好人士时邓小平指出：不仅要敢于向西方借钱、引进技术，“我们还要善于吸收，善于使用，善于管理。这一切都需要学习，我们有信心可以学会。”[6]经过十多年的实践，我们取得了巨大成就，积累了许多经验，也遇到了许多挫折，经历了许多教训。1988年9月17日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时说：“我们需要总结十年的经验，制定进一步发展的政策。对一些措施、规划，要根据现实作进一步调整。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是我们早就预料到的，以后还会有，不会风平浪静。我们做好多事还没有经验，欠缺的是本领，不过本领是可以学会的。”[7]事物是不断发展的，总有一些人们没有完全认识的领域和过程，缺乏经验，缺少本领这一现象也将伴随我们改革开放的始终。但只要我们肯学习，向发达国家学习，也向我们自己学习，不断积累，我们的本领就会在学习中不断增长。这既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虚怀若谷的谦逊态度，也表达了学习先进、赶超先进的坚定信心。

　　（二）光凭自己的经验和教训解决不了问题，必须开放 

　　“文革”期间，“四人帮”将学习西方指斥为“洋奴哲学”、“爬行主义”，邓小平对此极不赞同，当时就曾为此进行过针锋相对地斗争。他说：“自力更生，要先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资源，但决不能排除世界上一切先进的成果。”[8]一切先进成果都是全人类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在引进技术的同时，也要注意吸收经验。

　　“拿来主义”是邓小平改革开放初期思考向西方学习、发展自己的一个出发点。1977年9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华侨时指出：“世界上最先进的成果都要学习，引进来作为基础，不管那些‘洋奴哲学’的帽子。我们实行‘拿来主义’。”[9]邓小平认为，搞现代化，必须以世界先进水平作为赶超的起点，采取‘拿来主义’态度。凡是世界上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我们都要拿过来。1977年11月3日会见美籍华人王浩时指出：“科技成果是人类共同的财富。现在我们学习外国先进的东西，实行‘拿来主义’。”并以邻居日本为例，认为日本科学发展得快，就是因为实行“拿来主义”。所以，“‘拿来主义’不坏，真正的科学态度应该如此。”[10]邓小平认为，吸收外国先进技术，作为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起点，是正确的，不这样做才是真正的爬行主义。在那个人们还没有完全摆脱“左”的束缚的年代，“拿来”需要相当的勇气和智慧！

　　向西方学习，实行开放政策，需要引进技术和资金，但吸收经验更重要。1980年3月31日，邓小平会见日本客人时指出：“中日两国友好合作，不光是做生意，还需要交流经验。目前，我们最缺乏的是生产管理经验。管理也是一门科学，是更带有综合性的科学，我们这方面太差了。”邓小平还分析了日本汽车占领美国市场的情况，认为交流生产管理经验是比单纯引进一些技术和做点生意更重要得多的事情，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这样的思想观点，确实很有远见。邓小平1988年6月3日会见“九十年代的中国与世界”研讨会全体与会者时指出：“我们搞建设有三十九年，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但是光凭自己的经验和教训还解决不了问题。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开放。开放不仅是发展国际间的交往，而且要吸收国际的经验。”[11]如果说对外开放初期，我们的重点还是以引进外资、引进设备和技术等有形交往为主的话，那么，邓小平这次讲话充分表明，中国对外开放的纵深发展必须把重点放在“吸收国际的经验”这些无形财富上。

　　邓小平关注着世界各国的发展，只要别人有什么经验可以借鉴，他就坚决主张引进吸收。早在1978年3月28日就指出：“最近罗马尼亚作了个决定，干得好的工厂，干部、工人就可多得一点报酬；干得不好的工厂，干部、工人就要少得一点报酬。这也是奖罚分明。”把兄弟国家贯彻按劳分配政策的一种办法作为经验来学习，最初在推动改革开放方面还是起了很大作用的。1986年9月5日在会见日本时提出：“正像日本战后经济起飞时需要帮助一样，我们也希望从各方面得到帮助，也需要学习别人好的经验。”[12]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在其发展进程中，总会出现一些问题，经历一些曲折。在同外宾会见中，邓小平总要抓住一切机会，让客人介绍该国经验，并思考如何为我所用。1990年5月21日在听取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介绍德国治理通货膨胀的经验后说：“我们有关部门一定会研究你们的经验，我们经验太少。”[13]针对开放地区出现的精神文明滑坡现象，1992年1月21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14]要求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三）外国的经验可以借鉴，但是绝对不能照搬 

　　邓小平认为，搞现代化建设向外国学习是必要的，但不能原封不动的照搬。1977年10月23日会见美国客人时指出“建国初期接受了苏联的经验，苏联的经验也有好的，很多并不好，批判是对的。”[15]后来他还多次总结建国初期照搬苏联经验带来弊端的教训，“我们过去有些东西是学苏联的，那些东西看来是落后了”，[16]指出，“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17]强调只有走自己的道路，才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学习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但不能简单地吸收和照搬，这是早在开放之初邓小平就给予明确的。1978年11月27日会见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在回答中国现在是否正在考虑对政治制度进行某些改革，比如采用西方竞选制度、干部通过选举产生等问题时，斩钉截铁地指出：“整个制度我们同西方不一样，你们叫议会制，我们是人民代表大会制，这个制度不会改变。”“在回答中国是否采用南斯拉夫工人自治的形式时指出：“国与国的情况有很多不一样，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体制。当然，我们要研究他们的经验，但是不能简单地吸收别人的经验，要根据自己的条件来决定。”[18]既要学习研究外国的经验，又不能改变中国自己的根本制度，还要发扬自己制度的优势。1987年4月30日在会见西班牙领导人阿方索·格拉时说：“中国是这么大的国家，我们做的事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中国有自己的特点，所以我们只能按中国的实际办事，别人的经验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搬。”[19]搞改革完全是一件新的事情，难免会犯错误，但我们不能怕，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停步不前。胆子还是要大，没有胆量搞不成四个现代化。但处理具体事情要谨慎小心，及时总结经验，避免犯大的错误。

　　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外债问题。在如何对待外债这个问题上，邓小平表现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早在1979年他就指出：现在国内外都担心我们借外债的偿还能力问题，这个问题不能不考虑。1983年年初又提出宁肯速度不要太快，也不要欠太多的债，借债必须放在有能力偿还的基础上。20世纪80年代初，拉美国家发生债务危机，邓小平对此非常关注，多次谈起这个问题。1984年5月29日会见巴西总统若昂·菲格雷多时指出：“我们很注意学习你们的经验，也注意你们的教训。你们的经验就是我们所说的开放政策，发展速度快。不到十年时间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不容易。你们的教训是债务太多。据说你们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有能力，我们很高兴。我们接受你们发展快的经验，但也避免债务过多的教训。”[20]1986年12月6日会见墨西哥总统米格尔·德拉马德里谈到外债问题时又说：“墨西哥现在是债务太多，而我们是债务太少。债务太少也是个缺点，但我们要避免你们债务太多的问题。”他指出：“可以借债，但要适度。我们要重视你们的经验。”[21]1988年5月15日会见阿根廷总统劳尔·阿方辛谈到第三世界国家的债务问题时说：“我们也借了外债，我们会注意你们的经验教训，就是借债要适度。”[22]对外债的态度是，既要借，大胆使用，为国家现代化提供资金帮助，但又要注意防止外债过多，避免还债风险。

　　向西方学习，吸取他们的经验教训，目的是为了发展自己。1977年9月29日邓小平会见英籍华人作家韩素音时说：“中国人是聪明的，再加上不搞关门主义，不搞闭关自守，把世界上最先进的科研成果作为我们的起点，洋为中用，吸收外国好的东西，先学会它们，再在这个基础上创新，那末，我们就是有希望的。”[23]1980年4月29日在接受卢森堡电视台电视采访时说：“中国自己关起门来建设也不行，必须充分吸收外国的先进经验，充分利用外国的资金、外国的技术，来加速我们的发展。”[24]1980年7月16日视察武汉钢铁公司时指出：“我们要学习国际上先进经验，但光跟在别人后边不行，要有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志气。”[25]向他人学习不是跟在别人后边，而是要在“学会”的基础上“创新”，最终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26]邓小平提出的“两个吸收借鉴”和“两个一切”，充分反映了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人民的虚心学习精神，充分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对世界大势的博大胸怀。他提出的“一个要”，则充分阐释了我们总结借鉴外国经验、向发达国家学习的目的，是最终“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只有将这个目标树立起来，并且牢牢地树立起来，我们的开放才有真正的意义。

　　邓小平把学习他人经验、汲取国际经验，作为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基本前提。总结“中国经验”的着眼点，就是为了瞄准先进、赶超先进，实现我们自己的加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