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结合世界政治态势和中国外交形式做出的重大政治判断。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解，我们可以从中国梦与世界梦相通性、新型国家关系构建的历史必然性和中国外交文化的独到品性来切入。

　　一、中国梦与世界梦的相通性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源自中国梦与世界梦的相通性。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世界各国人民。从世界向度上看，中国梦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具有同一性。中国梦的每个发展维度都以人类的大同愿景为着眼点，都以实现世界梦、人类梦为观照。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崛起是和平的，不会威胁和妨碍任何国家的任何人。中国希望争取和平的国际发展空间帮助自身发展，同时也会在发展的过程中以身作则的维护健康稳定的国际秩序。我们坚持自强不息与平等互利，把内部发展与对外开放科学的结合，同一切尊重和理解中国的国家发展经贸关系。在外交实践中，中国提出并坚守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履行了不称霸、不扩张的庄严承诺。中国同世界上其他热爱和平的国家一道，积极为国际安全和区域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尤其在近年来的全球经济危机中，中国更加努力的践行自己的大国使命，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剂和助推器，诠释了中国的世界发展之梦。同时，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区域经济一体化、南南合作等全球性问题方面，中国积极响应和配合相关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倡议和行动，做出了很多积极的贡献。

　　今天，中国的包容性开放政策已经让这个文明古国傲立于世界东方，我们已经树立起来让地区和世界为之信赖的“中国自信”，我们将日益摒弃“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我们将尽己所能向世界输送博大精彩的“中华智慧”。中华民族的“中国梦”也定将以和谐、稳定、发展、共荣为立足点，与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梦交相辉映。

　　二、构建新型国家间关系的历史必然性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契合构建新型国家间关系的历史必然性。随着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入，全球人民命运被紧紧连在一起，世界各国可谓和则共赢，分则共损。当今世界，由于自然先天的地理不平衡发展和社会后天的历史不平衡因素让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充满了不确定性。随着新一轮的全球范围内的产业革命的来临，人类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将会更加复杂。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风云变化的世界格局中，任何关于“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的政治方案都只会加剧世界范围内的不平衡发展矛盾，最终导入“修昔底德陷阱”，将人类拖向战争、贫穷的深渊。因此，世界命运必须由世界各国共同掌握，建立一种互利共赢、和平发展的新型国家间关系、开创世界政治新局面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从展望性上看，构建新型国家间关系，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支撑性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从地缘角度来讲，我们存在的星球之大足以容纳每一个怀揣世界梦想的国家共生、共存、共发展。二是在全球一体化背景下，世界各国无论在经贸、反恐、核不扩散、气候变化、能源开发、国际交流等方面，都拥有日益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合作空间。三是中国综合实力迅速增长，其主动塑造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型国家间关系的能力相应上升，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将会为维持世界政治格局的总体稳定做出更大贡献。

　　当然，由于政治制度、发展情况以及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世界各国之间难免存在一些摩擦和冲突。未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造新型国家间关系之路也决不会一帆风顺，但只要世界各国存在着日益增多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因素，那么新型国家间关系的发展就会呈现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总态势，从而使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家间关系逐渐趋于成熟和稳定。

　　三、中国外交文化的独到品性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彰显中国外交文化的独到品性。中国选择和平发展的国际战略以实现大国崛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除了是基于中国梦与世界梦相通性和构建新型国家间关系的历史必然性考虑之外，还是由中国外交文化的独到品性决定的。从外交实践上看，当今世界政坛有以下三种外交模式：

　　第一种是“零和”外交模式。这种政治文化的内涵是非此即彼、对抗到底。从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直至1991年冷战结束，世界政治格局饱受此种政治文化摧残。这种外交模式主要表现为规求无度、以邻为壑。通俗地讲，就是“以邻为壑不谦让，相互对抗没商量”。中国坚决反对在任何外交实践中遵循此种文化，这是不符合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对于世界政治格局发展的价值追求的。

　　第二种是“单和”文化模式。主要表现为国家间既存在合作也存在博弈，其一切的国际政治动作都是为了争取狭隘的本国利益，很少考虑人类共同的福祉。这是当今世界政坛占比较多的政治文化模式。这种文化的特点是“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通俗地讲，就是“管他是敌还是友，一已私利握在手”。这也是不符合中国对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理想化追求的。

　　第三种是“和合”文化模式。这是一种搁小异、存大同的外交模式。它倡导“各美其美，天下大同”的外交理念。通俗地讲，就是“求大同存小异，海纳江河皆兄弟”。这正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中蕴含的求同存异、聚同化异的外交原则，认为不同的民族文明和政治信仰应该在合法竞争中互取长短，在合理原则下互相进步。

　　然而直至今日，虽然世界各国都已经认识到“零和”文化的弊端，但我们所期望实现的“和合”文化却还只是存在于一些以实现人类大同愿景为施政理念的政治家的呼吁和憧憬中，多数国家仍然沉迷居于二者之间的“单和”文化。可以说，推动这三种外交文化由低到高的螺旋式转换，是一个艰难与漫长的历史过程同时也是怀揣伟大中国之梦的中华民族的世界之梦。

　　“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和而不同”是历史这架马车前进的根本动力。中国坚持和倡导“和而不同”的国际观，不仅是出于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同时也是来自于中华文明以追求“天下一家”和“世界大同”为最高价值和最高目标的文化传统。中国“和合”外交文化是对“修昔底德陷阱”的否定和超越，具有跨越时空、超越国度的当代价值。因此，国际社会只有奉行“和合”文化，才能共同构建各国人民共有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