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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与反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整合的变迁
2015年11月12日 10:38 来源: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 作者:吴晓林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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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打破了过去刚性的政治整合机制,为阶层分化和社会发展释放了广阔空间。随着阶层的持续快速分化,我国政治整合先后经历了“无意识容纳”和“选择性整合”两个阶段。这一过程显示出“从服务于阶级斗争到服务于经济建设”、“从直接整合到间接整合”、“从机械整合到有机整合”等特征。随着经济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新整合机制的发育却比较缓慢,显示出总体滞后的状态。要构建与社会分化相适的整合体系,就必须处理好“扩大执政基础”与“调整阶层关系”、“控制”与“服务”、“直接整合”与“间接整合”等三组关系。

  关键词:政治整合 阶层分化 社会结构 阶层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打破了过去刚性的政治整合机制,为阶层分化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配置方式的改革,中国社会结构比改革开放之前更具弹性与活力。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政治整合却显示出总体滞后的特性,影响着阶层分化的正常秩序与阶层关系的和谐。如何保持社会分化与政治整合之间的平衡,关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长远布局。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整合的过程和特征,对于反思改革经验与把握未来发展趋势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改革开放之前刚性的整合机制与固化的社会结构

  改革开放之前的二十年间,我国政治整合总体呈现出“刚性”的特征。在组织系统上,国家由于掌握了社会资源的绝对性分配权,因而排斥性地充当了政治整合的主导力量,它通过“城市单位”和农村“人民公社”,将权力延伸至社会的各个角落,全面控制着人们的社会生活。在意识形态上,通过持久的思想教育和群众运动,将“左”的思想被推向极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转化为社会主流意识,钳制了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在治理过程上,国家牢牢控制着社会流动,通过严格的户籍制度和福利制度,划分了城乡的界线,还通过“遣农返乡”和“上山下乡”等运动,将社会发展引向“逆城市化”的轨道。总体而言,改革开放之前的政治整合,其本质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国家“权力”为中介、以群众运动为主线的全面控制的过程[①]。

  这种高度刚性的政治整合机制,最终固化了社会结构,超越了生产体系所能支撑的限度,也冲击了政治发展的进程,因而最终局限了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在城乡关系上,农村与城市二元对立的结构正式确立,农业服务于工业、农村服务于城市,国家通过“剪刀差”和“统购统销”政策将农村资源大量地转向城市;在阶层结构上,国家通过“身份制”、“单位制”、“行政制”等等控制机制,将社会划分为“农民—工人—干部”的三重“身份圈”,人们身份转换和社会流动的渠道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在政治社会关系上,国家力量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社会空间被高度压缩、国家与社会高度重合,因而也不存在国家结构专门化和政治发展的独立空间。这种固化的社会结构,为以后的改革与发展留下了许多“后遗症”。

  二、当代政治整合的两个阶段:从无意识容纳到选择性整合

  改革开放后,市场逐渐取代国家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力量,这就降低了原有整合机制的实效。虽然,在改革开放的政策中,并不存在一种对政治整合的主观构想,当代政治整合还是经历了相应的转变。以1992年为界,我们可以将改革开放以后的政治整合大致划分为“无意识容纳”和“选择性整合”两个阶段。

  (一)1978-1992年:政治系统的无意识容纳阶段

  容纳社会变迁是政治整合的最起码要求,在改革开放的前半期,政治系统许多具体的改革促进了阶层分化和社会结构转型,并且在无意识中容纳了这种变迁。

  1.从僵化的意识形态到“多元一体”的思想容纳

  意识形态是实施政治整合的软件。统一思想是必需的前提,改革开放必须纠正旧有思想的束缚,从极“左”的思潮窠臼中解放出来,如果“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②]与以往发动群众和阶级斗争、疾风骤雨式统一思想的运动不同,新时期在确立指导思想的过程中,采取了开门讨论的方法,并没有采取扣帽子、一棍子打死的方法,反而是做到了心平气和、以理服人,形式更温和更灵活,既打破了人们推进和深化改革的精神枷锁,也改造了思想整合的方式。

  为了统一思想,党在这个时期先后发起了两次思想解放大讨论活动。通过发起“真理标准的讨论”活动,确立了实事求是的路线,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根本方针政策。针对姓“社”姓“资”的思想纷争,发起的新时期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明确了“以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一切是非的根本标准”,冲破禁锢人们多年的思想禁区,解决了困惑中国多年的改革难题。改革开放初期,先后围绕“雇工问题”、经济特区“租借风波”、“洋浦模式”等等在媒体和社会上进行了充分的争论,通过讨论,确实起到了明辨是非、提高认识的积极作用。为私营经济的起步扫清了思想障碍[③]。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原来被高度钳制的状态不断解放出来,形成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一元指导思想”前提下“多元文化并存”的包容框架。

  2.从严格的社会控制到比较自由的社会流动

  社会成员的流动性直接反映了社会的开放程度,它不仅是社会转型的重要社会标志,而且是社会转型的重要社会机制[④],直接影响到社会资源分配秩序和阶级阶层差别。改革开放之前,国家通过阶级标签和户籍、福利制度结合,阻断了社会流动的通路,甚至一度出现了“反城市化”的反向流动。改革开放后,控制社会流动的闸门伴随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革次第打开,实行土地承包后的农民从土地束缚中解放出来,不断应用的农业生产技术,共提供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大约有2000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和下放干部返城并就业,高考的全面恢复和迅速发展也使得一批农村学生进入城市;国家对农村工商业的解禁和对个体经济的提倡以及后来城市化和小城镇的建设等等都大大推动了社会流动。除了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以外,还出现了一波体制内人员向体制外流动的大潮。

  通过国家政策的安排特别是经济结构的调整,中国社会流动越来越趋向自由,先赋性因素逐渐从阻碍社会流动的舞台中退出来,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流动、农民变市民成为社会流动趋势。就人口分布来看,城市化率由1978年的17.92%提高到1984年的23.01%,到1993年提高到28%。原来超越生产力的平等观逐渐被“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观念所代替,在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市场力量的注入大大提高了社会流动率。

  3.从排斥性整合到对其他整合主体的积极调动

  改革开放之前,在平均主义指引下,权力占有及“再分配”成为社会资源的配置关系的基本特征,[⑤]形成了以国家“权力主导”的政治整合组织特征,统一战线工作受到严重冲击,民主党派和其他社会组织被排斥在政治整合的主体以外。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逐步恢复了统一战线工作的政治整合功能,民主党派也陆续开始在政治整合方面发挥作用。1979年6月,邓小平同志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指出:“我国各民主党派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1989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首次指出,八个民主党派是社会主义的参政党,拥有“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的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的权力和地位。1993年八届人大一次会议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写进宪法,首次从法律上确认了民主党派存在和发展的合法性。通过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制度,逐渐恢复了政治体制对民主党派的容纳。发挥了民主党派联系各方面的知识分子、凝聚爱国人士的整合功能。

  总体而言,改革开放前期,随着市场因素不断渗透、国家权力逐渐收缩,我国这就促使原有的阶级社会变成“阶级+阶层”并存的社会,“由‘三明治’变成了‘千层饼’,分化和组合出了许多新的社会利益群体。”[⑥]中国虽然在短期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阶层结构,阶层分化速度之快、范围之广亘古未有,政治系统自身限权不但给以强烈、快速的变迁以空间,还基本容纳了阶层分化这个事实,基本维持了社会的稳定。

  (二)1992年以后:选择性政治整合阶段

  1992年以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市场越来越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阶层结构在全面持续分化的同时,各种利益矛盾也开始较多地涌现出来。自此,中国政治整合主要体现出应对矛盾和冲突的选择性整合特征。

  1.社会阶层的全面分化及其矛盾衍生

  经过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阶级阶层的分化促使社会从封闭半封闭状态,逐渐向更加开放、更加流动的状态发展,社会发展更具弹性和活力。1997年后农业劳动力者在全社会总就业人口中的比重已下降至49. 9%,农民工、乡镇企业职工的高速增长,使拥有源源不断后备军的工人阶级迈上了成为中国最大阶层的征程,白领工人、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企业经营者、高级蓝领队伍的不断扩大,他们与公务员、私营企业主等阶层一起使中等收入群体初具规模。与改革前相比,社会日益走向多元、开放和富有弹性。[⑦]阶级阶层的全面分化“不但压缩了从根本上压缩了千百年来所形成的非民主、非法治因素的生存空间和社会基础”[⑧],还为公民社会的产生也创造了条件,加速了中国民主和法制化的进程。

  但是,社会阶层的分化同时也为中国社会政治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改革以来各阶层的普惠格局受到挑战,大批失业下岗职工、农业发展边际效益下降、利益集团跨越潜伏期,对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与各社会底层的矛盾越来越显性化。“渐进性”的改革路线,缺乏对阶层分化的规则和程序的事前规制,因此阶层冲突向现代化的中心框架输入了巨大压力:

  第一,“梯度性分化”产生了不公平的利益格局,引发阶层间的矛盾。“改革打破了政治身份不平等的社会结构状态,但却形成了贫富差距拉大为主要特征并引发组织、教育等资源分配不均的综合性不平衡新结构状态。阶层分化中利益格局的深层调整特别是分化机制‘梯度’性而导致的社会发展不均衡使社会稳定面临新的挑战。”[⑨]“劳资矛盾”、“干群矛盾”、“城乡矛盾”等矛盾逐渐增多。

  第二,“权力衍生论”驱动了不合法的阶层分化,引起各个阶层的不满。“权力衍生论”认为“在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下,公共权力除了表现为再分配权力外,还在分权让利的改革和市场化过程中衍生成了寻租能力”[⑩],它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精英循环/再生”过程,强占了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资源,干扰了社会结构转化和阶层分化的正常秩序。

  第三,“现代化社会”将各个阶层纳入中心框架,使矛盾冲突集中化。现代化建设促使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将各种不同的阶层纳入中央体制,各种阶层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依赖关系得到加强,随着平等意识的扩展,利益受损的群体会不断地向社会中心施加压力,各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也会在现代化中心密集体现出来。

  2.新时期政治系统对各阶层的选择性整合

  务实的中国领导人在新开启的现代化道路上,并没有采取激进的改革路线,而是在符合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的框架内,“摸着石头过河”,通过利益诱导和社会选择相结合,开始了选择性的政治整合,这主要表现在对两种阶层的“一退一进”上,即:对于工农阶层,国家整合逐渐让位于社会整合,社会力量在整合工农阶层中发挥主导作用;对于新兴阶层,则通过政治容纳和政治参与,对他们实施着较为亲和的整合。

  第一,对工农两大基本阶级的整合日趋非行政化,社会组织成为政治整合依赖的形式。改革开放后,原有人民公社体制终结,国家和农村社会出现分离,农村公共服务等无人问津,国家权力从农村的退出造成乡村社会的“权力真空”,导致了一个时期内农村重新解体和失序。在这种背景下,发端于草根的村民自治成为重建农村秩序、调整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要载体。自1990年代以来,村民自治经历了试点、示范进而向全国推广的阶段。特别是1998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更是推动了农村民主自治的制度化发展。据民政部2008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全国共有村委会60.4万个。通过一系列法律法规,国家提升了“村民自治”的制度环境,体现了国家通过基层组织整合农村社会、重构农村秩序的努力。

  在城市,原有的“单位制”整合机制不断弱化,退出历史舞台。一方面,政治与企业逐渐分离,原有单位办社会的现象逐渐减少,政府通过企业贯彻政治意志和实施社会职能的整合效力逐渐减弱,职工对原有“单位”的依赖性和归属感也随之降低,单位对职工的控制力和整合力削弱;另一方面,经过1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新型的企业组织功能高度专业化和专门化,出现了大批游离于“中国正统的具有行政序列的社会组织之外,他们没有行政级别,在社会上具有名副其实的独立法人地位”[11],大大解构了单位制整合的空间。因而,为了补足原有整合机制弱化的“场域”,国家开始转向适度依赖城市社区组织来实施整合功能。一大批原来由单位供给的社会职能,转交给社区和其他社会组织处理。截至2008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41.4万个、城镇社区服务设施已达12.2万个。国家通过引导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提高其组织、服务能力,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单位弱化所转移出来的整合功能。

  第二,政治系统对一些新兴社会阶层进行选择性、亲和式整合。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所有制结构和分配方式的变革,“我国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新社会阶层”[12]。从规模来看,这部分改革开放的最新受益者人数已经超过1.5亿,约占总人口的11.5 %,掌握或管理着10万亿元左右的资本。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他们的政治诉求也越来越强烈。他们一方面想摆脱社会对他们“资本家”、“剥削阶级”、“根不正,苗不红”的身份猜疑;一方面为了体现个人价值和争取新的利益,力图积极地参与政治、影响政策过程。应该讲,社会新阶层的出现既是改革开放的成果,又带来政治整合的新问题,政治系统是将之排斥在外还是积极纳入,关乎执政党的执政基础和社会稳定。

  2001年江泽民“七一”讲话以后,政治系统增强了对他们的政治整合力度。一是“身份正名”,200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确认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打破了一定时期内社会上对新阶层身份属性的争议;二是,“成为统一战线工作的新对象”,中共中央从2004年起,每年都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定期召开“新社会阶层”人士理论研究班,2006年7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发布了《关于巩固和壮大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统一战线工作新的着力点……要把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的培养选拔纳入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总体规划。”北京市委统战部工商经济处处长谭林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透露,北京市统战部门时常联络的新阶层人士,数量在五百人左右;三是被逐渐纳入进社会组织和政治机构,他们或者通过在工商联、青联、妇联等社团组织担任一定的职务,或者加入党组织,经过党委有关部门推荐,或基层选举,进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或政治协商会议。

  据统计,根据中组部的统计,截至2006年底,全国非公有制企业中共党员达286.3万人,还有81万名中共党员来自个体工商户。从2002年至2006年,全国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数量由9.9万个增至17.8万个,增长79.8%。在十届人大选出的二千九百多名人大代表中,非公有制经济的代表逾二百名,占代表总数近十分之一。十届全国政协里面,有近百人来自新社会阶层。还有相当一部分社会新阶层兼任国家机构各级领导职务。

  通过政治身份的确定、政治体制的优先纳入,国家不但调动了他们社会新阶层的积极性,让他们吃了“定心丸”,还利于调动他们参与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保持社会政治稳定。客观上也促使他们在拥有了较多的经济社会资源之后又获得了接近政治中心的便利地位,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阶层。

  三、反思与展望:现有政治整合机制的特征、不足与完善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阶层分化和政治整合,成绩是巨大的,但是也有许多不足。面对全面分化的社会结构和随之而来的矛盾与冲突,要反思经验与教训,进行全面政治整合的布局。

  (一)当前政治整合的特征:三个维度的考量

  改革开放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对原有政治整合机制逐渐破除的过程,原来僵化的整合机制被淘汰、一些新的整合机制开始被应用于实践。当前政治整合就表现出较大的革新性:

  从整合目的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政治整合从服务于“阶级斗争”等左的路线,转向为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中心任务,促使社会发展的逻辑与现实得到历史统一,能够抓住时代发展的要领,为社会发展动员所需力量。

  从整合手段来看,当前的政治整合,比以往更多地使用“间接整合”的手段。国家从原来直接控制社会资源分配权、全面控制社会生活,转向为较多地受用法律制度整合社会;从原来的“政权下乡”和“单位制”等政社合一的整合手段,转向为较多依靠社会组织进行整合;进入新世纪以后,又开始较多地关注公共服务,国家权力逐渐减少了“直接整合”的力量。

  从整合类型来看,在社会分工、职业差别日渐扩大的情况下,当下的政治整合,更强调职业之间、阶层之间在差异基础上的分工合作,与改革开放之前强调“同质性”的“机械整合”相比,更具有“有机整合”的类型特征,更能激发社会各阶层的建设热情。

  (二)隐忧:当前政治整合的不足

  虽然伴随改革开放政治整合机制有了长足的改善,它在释放社会自由的同时,还较好地维持了社会秩序。但是,这并不代表当下的政治整合机制就是完美无瑕的。其本身还存在一些需要特别注意的隐忧。

  其一,选择性整合虽然有利于提高社会新阶层积极性,但是客观上也不利于阶层关系调整。2008年的“两会”,私营企业界人士就有200余人代表委员,但是2亿多农民工中却只有3名代表。跟社会新阶层相比,农民工的力量几乎微乎其微。从公民权的角度来看,如果说改革开放促使各个阶层有了平等参与市场的经济权利,那么政治参与能否被官方承认,则成为影响公民身份和阶层关系的有力杠杆。政治系统对社会新阶层的“政治赋权”,在扩大他们的公民权的同时,却忽视了其他阶层。如果选择性的政治整合方式长期存在下去,“对政治发展的危害将是十分巨大的。因为这种选择性亲和的作法如果蜕变为政治强力与经济实力的共谋,则必然会导致中国政治发展的畸形,这就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政治参与问题,极有可能演化出无法收拾的政治危机。”[13]

  其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影响了政治整合的效度。在和平建设年代,国家通过一定的社会控制实施政治整合虽然必要,但是却越来越依赖于公共服务来维持政治忠诚。一般而言,社会优势阶层在民事权利、经济权利上已经占据对其他阶层的优势。这个时候,公共权力就要发挥其基本的平衡作用纠正这种不平等,在保持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均等公共服务的基础上,为困难群体提供“底线公共服务”来弥补社会差距,协调阶层关系。但是,中国现有的公共服务体系非但不尽完善,还存在着诸多“不平等”的分布情况,例如“城乡公共服务的失衡”就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城乡一体化进程;社会保障体系对农民工的排斥,则促使农民工在城市中进退两难,不利于提升他们对社会的认同。

  其三,局部仍然存在的“直接整合”现象,影响着阶层分化的秩序,干扰着社会结构现代化的进程。改革开放后,国家权力的自我限权,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家权力对经济领域的干预,压缩了政治系统“直接整合”的空间。但是,由于改革的渐进性,原有决定社会阶层结构的国家权力还不能完全抽身而出,“身份制”、“单位制”和“行政制”照样在社会局部充当了阶层分化的重要变量,国家权力仍然在体制内发挥整合作用。由于不规范的运行规则,权力与市场的媾和时有发生,公私勾结、官员腐败、资源垄断等现象屡见不鲜,这都为政治系统的合法性带来了负面影响。

  (三)构建与阶层分化相适的政治整合机制

  改革后中国社会全面持续分化,但是新的整合机制却发育缓慢,显示出总体滞后的状态。分化与整合之间失衡,成为社会、政治发展的基本矛盾。因而,要加强政治整合机制建设,构建与社会分化相适的整合体系。

  首先,政治整合的目的不仅仅是服务于经济建设,不能依据经济实力来决定公共权力与各阶层之间的亲疏关系。在接下来的改革过程中,公共权力更应该考虑全局性的政治整合,在“扩大执政基础”与“调整阶层关系”之间寻找平衡点。

  其次,政治整合是一个双向过程,改革开放之前,只讲奉献不讲回报的整合方式显然无法调动人们生产积极性,抑制了社会发展。改革开放后,国家虽然打破了这种整合结构,但是“控制”(或汲取)与“服务”显然并没有得到合理处理。在“权义互约”的契约社会,只有通过赋予公民参与资格和分享建设成果的权利,才能增强公民对公共权威的认同。

  最后,逐渐减少“直接整合”的作用空间,促使政治整合行为“间接化”。国家不再通过“单位制”、“户籍制度”等形式对社会实施直接控制,不再过多参与基础资源的配置工作,而是通过社会组织、法律法规、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宏观政策等手段影响社会,增强社会各阶层的凝聚力。

  Review and Reflection of Political Integration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up in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 has broken down the rigid political integration mechanism , having released a wide space for strata differentiation and social development. With the sustained and rapid class differentiation, China's political integration has gone through two stages from "unconscious to accommodation" to "selective integration". This process shows grate change from a direct, mechanical integration around class struggle to an indirect and organic one with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its core. Comparing with the further social development ,the cultivation for a new integrating mechanism is much slower and lagged behind the strata differentiation. To build an ideal corresponding integrating system, we must keep balances between "extending power base" and "adjusting strata relations," "social control " and "civic service", and "direct integration" and "indirect integration".

  Keywords: Political integration , Strata differentiation, Social structure, Strata relations

 注释:  

  [①] 吴晓林:1958-1978年间中国政治整合研究:背景、过程与教训,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1)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3页。

  [③] 柔然:改革开放初期的几场著名争论,党史博采,2007年第12期。

  [④] 刘祖云:社会转型与社会流动:从理论到现实的探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5)

  [⑤] 张宛丽:非制度因素与地位获得——兼论现阶段社会分层结构,社会学研究,1996(1)

  [⑥] 朱光磊:与时俱进正确认识社会阶层的积极分化,天津日报,2002-5-27。

  [⑦] 朱光磊、陈娟:中国阶层分化的纵向观与横向观,天津日报,2009-2-17

  [⑧] 朱光磊、陈娟:中国阶层分化与重组三十年:过程、特征与思考,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10期

  [⑨] 蒋俊明:阶层分化中社会稳定的挑战及政府应对——基于马克思主义利益观视角,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8(5)

  [⑩] 刘欣: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多元动力基础——一种权力衍生论的解释,中国社会科学,2005(4)

  [11] 李汉林、王奋宇、李路路:中国城市社区的整合机制与单位现象,管理世界,1994(2)

  [12]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日报,2002年11月18日。

  [13] 黄相怀、余树林:阶层分化对中国政治发展的挑战与应对,理论与现代化,2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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