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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转型与“嵌入式”政治整合政策的调整 ——对《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修订的历史考察
2015年11月12日 10:15 来源: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3(5) 作者:吴晓林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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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从党章的修订和修改过程来看,中共对政治整合政策的调整“内嵌”于政党转型过程之中。与改革开放之前高举意识形态大旗推行整合的方式不同,新时期以来,中共更注重强化绩效来推动对社会的整合,这使得其整合政策显示出“绩效整合”的特征。但是,党章纵然有“党内法”的崇高地位,尚需要通过不断的改革和制度确保其党内整合的力度。对于面向整体社会的“绩效整合”,则需避免“单边主义”倾向,充分关照民众诉求,才能在意识形态和任务绩效之外,构建与权力授受和情感维系一体的、立体式的整合机制。 

  关键词:政党转型;政治整合;党章;社会结构 

  

    

  一、问题的提出 

  从夺取政权到领导现代化建设,政治社会条件的变化不但客观上要求中国共产党实现角色转型,也促使其主动回应社会发展需求,提升引领社会发展的主观意志。从政党的产生和功能来看,政党本身是阶层分化的产物,并且以夺取和参与政权为目的。那么,如何达成这个目的?取决于它是否具备整合全党和能否赢得民众支持(即内部整合与外部整合)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党要完成转型,就要依靠一套有效的政治整合体系和政策。 

在一些学者看来,政党是集“冲突、整合”于一体的政治组织,政党的功能注定是辩证而统一的。李普塞特将政党称为冲突的力量和整合的工具[];亨廷顿也有类似的判断,他认为“政党看上去确实像是宗派,似乎是在加剧冲突和分裂,然而一旦羽翼丰满,政党就会成为维系各种社会力量的纽带,并为超越狭隘地方观念的效忠和认同奠定基础。”[]萨托利直言:政党是执行“凝聚”功能的机构,其中包括:国家整合、政治整合、社会整合多种意蕴[] 

国内学者对政党的整合功能也有类似的认识。例如王长江就从功能角度可将政党分为冲突取向型政党和整合取向型政党,认为执政党更体现为整合的工具[④];王邦佐等推进了执政党实施社会整合的研究,主要分析了党在新形势下怎样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拥护和支持,并成功整合各阶层和群体力量的机制[⑤];笔者比较了中西两种体制下政党之间如何实现政治整合,认为西方发达国家采取的是“合法反对”的原则,而中共与民主党派则表现出“异体整合”的特征[⑥] 

  时至今日,我国正处于利益格局迅速分化、社会矛盾和冲突频发的时期,面对新形势,执政党应该以怎样的气度应对现有的挑战、完成自身角色的转型、对全面分化的社会实施有效的整合,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回顾国内外的研究,人们大多是从社会结构、利益分析入手来分析整合过程的,本文就将从“《中国共产党章程》(以下简称“党章”)修改”这个小切口切入,以历史分析和文献分析为主,揭示新时期执政党如何实现政党转型,如何调整政治整合机制的?以此透视新时期执政党实施政治整合的特点及其意义。 

  二、政党转型中中共调整政治整合政策的过程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在一段时期内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革命思维”。经由改革开放而始,中共的执政思维与其执政角色才得以逐渐匹配。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2012年中共在十八大,正式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党的新要求,标志着中共执政理念的又一次嬗变。由此来看,从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共自身经历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和服务型政党”转型等不同阶段。 

  政党转型的权威性“自我认定”,往往需要由“党内法”——党章来实现。党章是规范和制约全党行为的总章程,是立党、治党、管党的总章程,在党内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和最大的约束力[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根据时代任务和经验,中共在全国代表大会上适时地修改了党章[⑧]。从这一过程,可以看出执政党如何转型及其实施政治整合政策变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章中涉及政治整合的重要变化主要有四个方面(见表1): 

  1  新时期党章的重要变化 

时间与届别 

指导思想增加 

党的性质 

基本路线与任务 

统一战线 

1982年十二大 

 

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1987年十三大 

 

 

 

 

1992年十四大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1997年十五大 

邓小平理论 

 

 

 

2002年十六大 

三个代表思想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领导物质、政治、精神文明建设 

 

2007年十七大 

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 

 

增加“和谐社会”内容,提出“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 

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成为团结对象 

2012年十八大 

科学发展观成为行动指南 

 

增加“生态文明”建设内容 

 

  1.指导思想的三次丰富显示出中共力图提升行动指南的“统领性” 

  中共的指导思想,不但是整合全党思想和行动的软件基础,还因为其执政地位,对社会各个方面发挥不同程度的整合功能。新时期以来,把一种理论或思想增加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共有三次。 

  第一次修改是邓小平理论进入党章1992年,十四大党章中将全党要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列入总纲之中,肯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作用和重要地位;1997年,中共十五大通过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决定增加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自此,邓小平理论正式作为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载入党章。 

  第二次修改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入党章2002年,中共十六大通过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回顾了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执政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积累了治党治国新的宝贵经验,确立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第三次修改是科学发展观进入党章并成为行动指南2007年,中共十七大通过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在党章的总纲中载入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的内容。2012年,中共十八大通过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正式将科学发展观提升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且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明确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 

  指导思想是决定中共地位、性质和发展的根本方向。与“革命时代”对“革命前景”的展望不同,新时期党章中关于“指导思想”的变化,基本是对一个时期内中共执政经验的理论总结。从“邓小平理论”到科学发展观,基本都被定义为“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指导思想”的调整被寄望于“全党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全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显示了中共对其执政经验进行理论升华、基于新形势的变化而进行的自我改造从而提升“统领性”的努力。 

  2.关于“党的性质”的两次变化体现出中共适时扩大执政的“代表性” 

  一个政党如何界定自身的性质,既关乎着对自身党员的吸引力,也关乎对整体社会的凝聚力。在新时期,中共党章对“党的性质”发生了两次重大改变。 

  第一次是中共十二大(1982年),在做出“我国社会存在的矛盾大多数不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的科学判断的基础上,党章删除了十一大党章中“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是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的、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的条文,转化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这次关于“党的性质”的修改不但扩展了党所代表的对象,还将党的重心从“进行战斗”转向“领导社会主义事业”。这是对文革后“拨乱反正”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巩固与提升。 

  第二次是在中共十六大(2002年),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这次党章修改工作,“突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新形势下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的指导作用,在保持党章整体框架不变的前提下,对一些内容作了适当修改或补充完善。”[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将党的性质修改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从“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丰富为“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昭示了中共对执政基础的扩展有了更大胆的探索,对于党的来源不再拘泥于“出身论”和“成分论”,则显示出其扩大“代表性”的努力。 

  3.路线任务的五次调整显示出中共力图提升“绩效整合”的“完整性” 

  执政党的基本路线被视为党和国家的生命线,是巩固全党团结统一的基础。根据形势的变化,中共党章也着力调整基本路线和建设任务。与指导思想和性质界定这些“思想层面”的、侧重于党内整合的机制不同,中共的基本路线和建设任务更加体现为以“绩效”整合社会的“外部整合”特征,因为它直接将执政党的意图与社会对接起来。十二大以来,执政党对基本路线和建设任务进行了五次重要调整。  

  第一次调整体现在中共十二大通过的党章中。这个版本的党章一改十一大通过的关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逐步消灭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这个“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纲领”,重新规定中国共产党在现阶段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明确工作重点为“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从此,“阶级斗争”这个工作重心在党章中开始转变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 

  第二次调整是十四大通过的党章。这次修订的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是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总结。“四项基本原则”进入党章为中共所领导的现代化事业定了方向、设了规矩。 

   第三次调整是十六大通过的党章。这次修订的党章,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写入党纲,在延续“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础上,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建设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任务写入总纲。体现了中共对当时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谨慎,精神文明建设从此开始提升到“党内法”的位置,。 

  第四次调整是十七大通过的党章。这次党章在适当调整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阐述之外,还在基本路线中规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增加了“和谐”二字,并且增加了“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内容,提出了“四位一体”的现代化建设目标。“四位一体”进入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体现了中共完善执政战略和棋局的努力。 

  中共十八大通过的党章,对“建设任务”进行了第五次调整,将生态文明建设列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进而形成了“五位一体”的建设任务布局。 

  一些专家认为经过对基本路线和建设任务的修改,基本凝聚了执政党推动社会发展,总结经验教训的成果,特别是对事业发展内涵的把握和定位,从属于“以发展绩效赢得社会支持”的“整合”初衷,“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更加完善,有利于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更好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⑩] 

  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五位一体”的布局,显示了中共新时期以来,力图在“意识形态”引领之外,更加强调和丰富“以绩效赢取合法性”的实践。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共的“绩效版图”已经从单纯地注重经济建设扩展了更丰富的内容,这些内容基本涵盖了执政任务的方方面面。 

   4.团结对象和统一战线的两次调整显示中共扩大政治整合面的“自觉性” 

  一个党将谁视为团结对象,如何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是确定整合对象,完成整合任务的基础工作。十二大以来,中共党章对于“团结对象”和统一战线式做了两次调整。 

  第一次调整是中共十二大通过的党章,将以前规定的“革命的统一战线”修改为“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文革”结束后召开的十一大由于还没有完全理清“文革”的错误,仍然强调革命性的统一路线,因而,十一大通过的党章仍写明:“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依靠贫农下中农,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群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十二大通过的党章修订案,将其改为“中国共产党同全国各民族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团结在一起,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民族的爱国力量团结在一起,进一步发展和壮大由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组成的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第二次调整是党的十七大通过的党章,这次修改的党章中,除了坚持十二大通过的党章中对统一战线的论述外,还将“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一同写入爱国统一战线的团结对象。经过这两次修改,统一战线不但从“革命的统一战线”转化为“团结的统一战线”,还适应前几年建设的实践和探索,适时将“新兴社会阶层”及时纳入统一战线的对象范围,反映出中共应对社会阶层变化、扩大整合面的自觉性。 

  三、“政党转型”中政治整合政策转轨的特点  

  结合党章文本修改和党章传播的过程,可以窥探出中共在政党转型中调整政治整合政策的一些基本特点。 

  1.政治整合政策的变化调整反映了阶层分化社会结构变化的实际 

  恩格斯指出:“一个有生命力的党所借以进行活动的法权基础,不仅必须由它自己建立,而且还必须可以随时改变。”[11]党章的修改深刻反映了“客观环境和主观认识的变化,归根到底是客观社会的政治经济变动” [12]。执政党能否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适时巩固和扩大阶层基础,是能否赢得民心、保持执政地位的首要问题。在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过程中,中共政治整合政策的调整基本反映了社会阶层的变化情况。 

  十二大党章就回应了社会各界对“清除‘左’的错误”的要求,终结了“阶级斗争”和“两个凡是”的路线。十二大之后,改革开放政策更加深入,随着经济体制和产业结构的变化,中国社会阶层有了新的变化,其中就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人员”等六个新的社会阶层[13],特别是私营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壮大,深刻改变了中国社会结构和政治社会格局[14],“截止到2001年底,全国登记在册的私营企业已达202.85万户,注册资本总额为18212.24亿元,私营企业共创产值12316.99亿元,营业收入11484.24亿元,全国登记在册的个体工商户为2433万户,注册资金3435.79亿元”[15],“2007年全国私营企业为551.3万户,私营企业主数1396.5万人,雇工人数5856.6万人,注册资本总额93873.1亿元”[16]。如若不能适时反应社会阶层的新变化,将新产生的阶层及时纳入到正式体制,这些阶层的利益就无法畅通表达,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势必与现行体制发生摩擦。 

  基于这些变化,十六大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载入党章,并且规定“其他社会阶层”亦可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这等于打开了社会新阶层加入共产党的通道。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来看,这些改动旨在反应改革开放二十年后社会阶层的新变化,“有利于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提高党在全社会的凝聚力和影响力”[17],显示出中国共产党吸纳新阶层的开放性。 

  而十七大通过的党章进一步将“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列为统一战线的工作内容,则反映出中共对社会新阶层更加积极的整合态度。党章的这些变化正是在阶层分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党基于增强执政基础而做出的。其中“五位一体”总布局的提出,无疑是在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为了调整阶层差距、实现社会协同发展的战略改变。 

  2.执政党的政治整合内含了内外整合双重任务 

  从党章的内容和历次修改过程来看,中共不但强调内部的团结,也重视执政基础的扩大。这说明,执政党的政治整合既包括党内整合,又包括对整个社会的党外整合。其中,前者是后者的基本保证,没有党内的整合就很难推进对社会的整合;后者是前者的外延与目标,党内整合就是为了将社会整合到党的执政中心中来,完成执政目标。 

  党章的修改过程,见证了中共推进内部整合的全过程。新时期以来,党章的历次修改都贯穿着“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主题。例如,十二大党章,就首次提出了“加强党的建设”的三项基本要求,并且认为“中国共产党要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必须加强党的建设”;十四大党章修改决议,要求“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十六大党章修改决议案,再次明确和肯定了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党对“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的探索意义,认为党章的修改“对于动员全党”具有重要的作用,十八大党章增写了“加强党的纯洁性建设,整体推进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等内容。 

  从党章的修改过程,也可以看到中共对党外整合的布局。这既包括对政府组织和社会团体的整合,例如十二大党章就增加了“党组”的规定,要求“在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经济组织、文化组织或其他非党组织的领导机关中成立党组”,“主要负责实现党的方针政策,团结非党干部和群众”,增加了“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关系”的一章,规定“共青团的地方各级组织受同级党的委员会领导”;也包括对基层社会的整合,例如十二大党章就规定:“商店、学校、机关、街道、人民公社、合作社、农场、乡、镇、人民解放军连队和其他基层单位,凡是有正式党员三人以上的,都应当成立党的基层组织”。而党章中的指导思想、基本路线、统一战线则指出了党外整合的最广阔范围和目标,从“三个代表”和“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进入党章来看,可以看出执政党“增强阶级基础和扩大群众基础,提高党在全社会的凝聚力和影响力”的努力。 

  在历届修改党章的决议案中,中共都强调对党章的修改有利于统一党内思想和行动,“团结和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此可以看出,党章的修改是将党内整合和党外整合辩证统一起来的。 

  3.党内与党外具有不同的政治整合方式 

  党的执政地位决定了其政治整合具有内外两个向度,从党章的修改过程来看,党在实施两种整合时采取了不同的整合方法。 

  对于党内党员的整合,中共主要采取组织纪律、教育学习等形式。中共强调组织纪律对党内整合的作用,十二大党章对党员提出更严格的要求,增加党的纪律一章,要求党员在思想上政治上高度一致,强调“坚持民主集中制”,并单列“党的纪律检查机关”为第八章,对党的纪律检查机构的设置及职权、任务都作了新的具体规定,使纪律检查委员会有了完整的系统,成为新时期党内整合的组织保障;十三大党章,还对第十六条进行修正补充,增加“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并且不断增强了党内民主和党内监督等内容。为了推动党内整合,历届党章修改后,中共都会要求开展党章的教育学习活动,例如党的十二大就“决定全党各级党委和每个党组织都要认真组织对于新党章的学习,努力使全体党员认真理解党章总纲和党章的各项规定”;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就决定,用三年时间,在全体党员中开展一次党章学习活动,2006年,胡锦涛在中纪委第六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学习党章、遵守党章、贯彻党章、维护党章,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工作,还要求加强党章学习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十八大闭幕之后,习近平在多个重要场合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把学习党章作为必修课”,将其学习党章视为“加强党的建设的一项基础性经常性工作”,认为学习党章对“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要求“在全党兴起学习党章、遵守党章的热潮”[18]。改革开放以来中共陆续开展大规模的集中教育活动,通过整党、三讲教育、先进性教育等活动来统一党内的思想,这些都可以被视为推动党内整合的具体措施。 

对于党外的政治整合,则主要采取法律、统一战线、群众路线、宣传教育等手段。从中共的指导思想来看,不论是邓小平理论还是后来的“三个代表”思想与科学发展观,都是首先进入党章,而后进入《宪法》,使之从党内最高法的形式转化为国家最高法的内容,成为国家的最高意识形态,进而统辖全国人民的思想和行动;从党章来看,中共对于党外人士的整合,除了通过吸收入党使外部问题“内部化”以外,更重要的是通过统一战线或群众路线,开展整合,中共在党章中一方面强调对民主党派的团结以及扩大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强调群众路线,文革后的十一大党章,就在总纲中增写了一段,“全党必须保持和发扬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保持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十二大党章中增写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内容,规定“在自己的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此外,中共还“坚持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群众”,通过公共媒体等在社会范围内宣传党章、传播党章教育信息。  

  4.体现了中共执政过程中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从党章的修订来看政党转型和政治整合,可以清晰地看出,在政党转型中,中共在保持其一贯的谨慎作风的同时也充分体现出与时俱进的灵活性。 

  中共对新兴阶层的整合,就是经历了“试点”(例如逐步给以私营企业主阶层经济地位、一定的政治地位)到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体现了对社会阶层变化的谨慎反应和工作上的原则性;但是党在指导思想、基本路线、团结对象和统一战线等方面政策的变化,又确实吻合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能够较好地反应社会变化,对于提高党的整合能力、推进现代化建设具有深刻意义。其中关于“党的性质”的变化在国际共运史上也是第一次出现,而别的国家的一些党(共产党)要么因为改变党的路线走向衰弱,要么走向死亡。中共这样一个大党,在人口众多的大国中,依然保持着较为稳定的执政地位,并且在文革后极其困难的情况中走出新的道路,这与其对社会基本面发生的变化作出的及时反应密切相关,体现了中共“来自方方面面、为方方面面服务”的包容性和进步性。 

  四、结论与讨论:“嵌入式”整合机制与“绩效整合”的主线 

  新时期至今,中共虽然没有系统思考政治整合的总体布局,但是还是在政党转型中触及到了政治整合的主题。就这个意义而言,“政治整合政策的调整”实际上“嵌入”在政党转型过程中,政党转型虽然并非抛出了“整合”的议题向,却在实际上带动了整合政策的转向。 

  与改革开放之前高举意识形态大旗推行整合的方式不同,新时期以来,中共强调经济绩效对整合社会的地位,促使整合方式更加实在有力。伴随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中共在转型过程中,一方面在组织层面吸纳新衍生出来的社会阶层、关照新阶层的利益,另一方面扩展“绩效”的内容,力图兼顾社会成员的更多需求,以更多更好的绩效整合社会。 

  需要关注的是,中共的整合政策虽然随其转型得到了相应的调整,但是这种调整大多时候不具备“能动性”和系统性。要想很好地整合社会,除了强化党内教育和纪律以外,尚需通过不断的改革和完善的制度保证其整合功能的有效性。特别是以“绩效整合”为主线的整合政策,更多时候需要避免“单边主义”的倾向,应当充分关照民众的诉求,从意识形态、任务绩效、权力授受和情感维系等层面构建立体的整合体系,填补党内精英与民众之间的距离,紧密党与群众的关系。  

注释:

   [][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一致与冲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6页。 

  []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第374页。 

  [] []乔·萨托利:《政党的类型、组织与功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3期。 

  [] 王长江:《政党现代化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 176 页。 

  []王邦佐:《执政党与社会整合:中国共产党与新中国社会整合实例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徐勇:“‘政党下乡’:现代国家对乡土的整合”,《学术月刊》,2007年第8罗峰:《嵌入、整合与政党权威的重塑:对中国执政党、国家和社会关系的考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吴晓林、万国威:“合法反对与异体整合:中西政党关系的比较研究”,《社会主义研究》,2009年第6期。 

  [] 中央纪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党章遵守党章贯彻党章维护党章——学习胡锦涛同志在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06124 

  [] 对于中共历届全国代表大会修改的《党章》,本文简称为“**大党章”。  

  [] “中国共产党历次党章的制定及修正简况”,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4507570.html 

  []白石:《党章修改符合党心民意——解读十八大党章修改》,求是理论网,20121119日。http://www.qstheory.cn/dj/djjj/201211/t20121119_194997.htm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395页。 

  [12] 叶笃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与党章》,上海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163页。 

  [13]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新华网,20021117 

  [14]吴晓林:从政治“排斥”到“积极整合”:新时期党对私营企业主阶层整合政策的变迁,《探索》20124 

  [15]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干部群众关心的25个理论问题》,学习出版社,2003年,第16-17页。 

  [16] 汝信等:《2009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349页。 

  [17] 参见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9/65444/4429136.html 

  [18] 习近平:认真学习党章 严格遵守党章,《人民日报》,201211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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