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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是如何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的
2016年01月12日 10:56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京)2006年第10期 作者:田改伟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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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田改伟,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天津师范大学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

  内容提要: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提出要坚持正确理解和宣传毛泽东思想,准确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要完整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科学评价毛泽东思想以及毛泽东的历史地位,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评价毛泽东的错误;要坚决维护和不断发展毛泽东思想,强调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不能丢,系统总结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和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邓小平在历史转折时期,坚决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对我国顺利进行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关 键 词:邓小平/毛泽东/毛泽东思想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项目“邓小平意识形态安全思想研究”(批准文号:05CKS005)的阶段性成果。

  在粉碎“四人帮”和“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如何科学地正确评价党的历史、评价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是关系到中国是否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党的领导的重大问题,为世界所瞩目,也是我国顺利进行改革开放必须回答的一个重大问题。在历史转折关头,邓小平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站在战略的高度,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措施,坚决维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一、正确理解和宣传毛泽东思想

  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确定下来之后,如何正确地理解和宣传毛泽东思想就成为我们党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在我国人民中的威望越来越高,他的这种崇高威望是在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但是,这种威望也容易造成对毛泽东的盲目崇拜。1957年以后,把毛泽东思想无限地拔高,不仅成为一种不良的社会风气,也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邓小平敏锐地看到了这个问题,他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主张要完整地宣传和理解毛泽东思想,尤其不能把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割裂开来。1960年3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天津会议上讲,他跟毛泽东都认为在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上存在着两个问题:“第一,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把毛泽东思想用得庸俗了,什么东西都说成是毛泽东思想。例如,一个商店的营业额多一点就说是毛泽东思想发展了,打乒乓球也说是运用了毛泽东思想。第二,马克思列宁主义很少讲了。”① 邓小平强调:“对待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很严肃的原则性的问题,不要庸俗化,庸俗化对我们不利,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不利。”② 把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眼中只有毛泽东思想,这其实是在损害毛泽东思想,“光讲毛泽东思想,不提马克思列宁主义,看起来好像是把毛泽东思想抬高了,实际上是把毛泽东思想的作用降低了”③。

  同时,邓小平一直认为,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在宣传中过分突出毛泽东的地位,实际上是在损害毛泽东的形象和地位,其实也是违背毛泽东自己的意愿的。邓小平说:“切不可因此把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分开,应该把毛泽东同志看作是党的集体领导中的一个成员,把他在我们党里头的作用说得合乎实际。”④ 在新中国刚刚进行社会主义探索的过程中,邓小平就提出要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正确地看待毛泽东在党内的作用和地位,这与后来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提出的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评价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是前后一贯的。

  1975年1月,在毛泽东的提议和支持下,邓小平重返中央的领导岗位,代替病重的周恩来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邓小平一方面冲破重重障碍,着手进行全面的整顿,扭转严重混乱的局面;另一方面,他开始反思“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做法,率先提出要全面学习、宣传和贯彻执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而最重要的就是反对把毛泽东思想片面化和庸俗化。

  1975年9月至10月间,邓小平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曾两次插话,指出各方面都要整顿,包括在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问题上。他认为,怎样宣传毛泽东思想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在相当多的领域里,都存在着怎样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指出:“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邓小平历数了几个领域存在的对毛泽东思想的割裂现象,他指出:“比如文艺方针,毛泽东同志说,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是很完整的。可是,现在百花齐放不提了,没有了,这就是割裂。现在相当多的学校学生不读书,这也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反对的是教育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劳动,并不是不要读书,而是要读得更好。毛泽东同志给少年儿童的题词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嘛。还有,毛泽东同志讲了四个现代化,还讲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是三项基本社会实践,现在却把科学实验割裂出来了,而且讲都怕讲,讲了就是罪,这怎么行呢?”⑤ 针对这些不正常的情况, 邓小平指出:“毛泽东思想紧密联系着各个领域的实践,紧密联系着各个方面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我们一定要全面地学习、宣传和实行,不能听到风就是雨。”⑥ 作为我国意识形态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的巨大力量就在于它的科学性和完整性,而在“文革”的狂热中,割裂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实际上是在削弱毛泽东思想的威力和作用,成为对我国意识形态最大的威胁。维护它的完整性和科学性也就成为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重点。

  二、准确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首先必须纠正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片面宣传而被扭曲了的毛泽东思想,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恢复毛泽东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本来面目,这成了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首先要处理的根本问题。然而,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推行“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认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⑦。这实际上反映了党的一些领导人不愿意认真反思“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根源与教训,尤其是没有意识到准确完整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对于顺利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作用和意义。另一方面,由于“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和党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一些错误,在一些人的心中产生了对毛泽东思想、对党的领导、对社会主义的怀疑乃至否定的情绪。很显然,如果不澄清是非,就难以说服、抵制和纠正人们的这些错误认识。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敏锐地看到了维护毛泽东思想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性,为完整、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作出了巨大努力。

  1.提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观点,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

  1977年4月, 邓小平在写给中央的一封信中明确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⑧ 同年5月,邓小平在同中央两位同志谈话时又初步表明了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反思和要求对各项工作进行拨乱反正的思想,他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我和罗荣桓同志曾经同林彪作过斗争,批评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而不是把毛泽东思想当作体系来看待。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⑨ 他在恢复工作以后,就开始着手在各个领域,进行拨乱反正、恢复毛泽东思想本来面目的工作。

  (1)恢复了毛泽东的建党思想。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建立一个坚强的共产党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关键。“文化大革命”期间,党在人民群众中的作用、党的力量受到了极大摧残。邓小平恢复工作后就着手进行整顿党的工作。他在1977年7月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就重新提出了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并着重强调了毛泽东的建党思想。他指出:“毛泽东同志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党的作风是什么,都有完整的一套。”认为“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并强调,“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我个人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他说,“毛泽东同志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充分信任群众,历来反对不信任群众、不依靠群众。对群众的议论,毛泽东同志是非常注意的。”邓小平深有感触地指出,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林彪、“四人帮”等人把党的风气搞坏了,“他们弄得我们党内同志不敢讲话,尤其是不敢讲老实话,弄虚作假”。针对这种现象,邓小平指出:“我们只要充分信任群众,实事求是,发扬民主,把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和党的一整套作风恢复起来,发扬起来”,这样就会达到毛泽东所说的建党目标,即“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⑩。邓小平强调恢复毛泽东党建思想,抓住了毛泽东思想的核心,也为以后重新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打下了基础。

  (2)在教育科技战线以及文艺战线进行拨乱反正,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就多次提出要纠正“文化大革命”中错误的知识分子政策,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1977年5月,他就提出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同年8月,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以及9月在同教育部主要负责人的谈话中邓小平多次提出要对教育战线进行拨乱反正的问题。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系统地阐述了对教育与科技领域的拨乱反正,恢复毛泽东思想本来面目的意义和紧迫性。1977年8月, 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说:“我个人认为,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里,对科学研究工作、文化教育工作的一系列指示,基本精神是鼓励,是提倡,是估计到我们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是好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或者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针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全面否定教育战线取得的成绩,认为“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错误判断,邓小平指出:“对全国教育战线十七年的工作怎样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如果对十七年不作这样的估计,就无法解释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了。”据此,邓小平指出:在世界观改造方面,“不仅是知识分子的思想要继续改造,工人农民和共产党员的思想也要继续改造。这是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了的”(11)。1979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中央批发的1966年2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平反了大批冤假错案。

  (3)恢复了毛泽东关于发展生产的思想。“四人帮”反对发展生产,鼓吹“四个现代化实现之日,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之时”,对生产力进行疯狂地破坏。邓小平深刻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不搞现代化,科学技术水平不提高,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末,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我们国家的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12) 发展生产力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贯主张,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邓小平在“文革”结束后恢复和发展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正是站在我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高度,提出了把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任务。

  2.支持和领导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两个凡是”的错误主张,实际上是僵化地理解了毛泽东思想,削弱了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和作用。邓小平明确指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他还说自己提出的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不赞成“两个凡是”的意见和主张“是经过反复考虑的”(13),这是关系到能否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理论问题,也是无产阶级政党之所以具有战斗力和先进性的理论来源。以“两个凡是”为代表的思想之所以能够提出并得到一些人的赞成,主要就是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条式理解造成的。1978年7月, 针对在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大讨论中所遇到种种阻力和非难,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14) 邓小平回顾了党的历史上几次如何克服理论脱离实际、一切从本本出发的错误,指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正是坚持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才使我们的事业不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以真理标准的讨论为契机,兴起了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

  1978年9月, 邓小平在听取中共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更加明确地指出:“怎么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个大问题。……什么叫高举?怎么样高举?大家知道,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在这里,邓小平第一次把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归结为“实事求是”。并指出:“违反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15) 这样,就使人们认识到了“两个凡是”错误的实质,为如何维护和高举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指明了方向。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系统论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以及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提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因为“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针对“文革”后党内存在的一些僵化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现象,邓小平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16) 邓小平的这次讲话成为即将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为全党所认可,从而使全党在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取得了空前的共识,不仅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貌,同时也解决了我国意识形态方面出现的危机,使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得到了巩固和加强。

  三、科学评价毛泽东思想及毛泽东的历史地位

  1977年开始进行的在思想和教育等战线上的拨乱反正工作,实际上很多方面都涉及到了对毛泽东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指出:“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至于在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做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17) 这个意见得到了党内的一致认同,并写进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之中。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加紧了在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拨乱反正的工作,在思想、组织、宣传、军队等各个领域平反冤、假、错案,努力恢复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地位。但是,还有一些人把恢复毛泽东思想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说成是“丢刀子”,是“非毛化”,是“砍旗”。同时,又有人把改革开放说成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不正确评价毛泽东思想已经影响到我国的现代化进程。这样,把正确评价毛泽东思想和建国以来党的历史提上了日程。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过程中,邓小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围绕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一主题,阐述了自己对于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的科学的、严肃的态度,为维护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

  1.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功绩,提出核心是要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是无数革命先烈和全党同志、全国各族人民长期奋斗的结果。我们不应该把一切功劳都归于革命的领袖们,但也不应该低估领袖们的重要作用。在党的许多杰出领袖中,毛泽东居于首要地位,他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1979年,邓小平在回忆党的历史的时候就深切地说:“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18) 这个结论后来被写进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之中,得到全党的认同。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过程中,邓小平认为,决议的首要的任务就是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在这方面,邓小平一向是明确而坚决的。他强调,这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19) 一条。1980年6月, 邓小平在同起草《决议》的一些负责人谈话时又指出:“决议草稿看了一遍。不行,要重新来。我们一开始就说,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现在这个稿子没有很好体现原来的设想。”并指出要“重点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同志正确的东西是什么方面。”“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邓小平着重指出:“如果这个问题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20)

  2.坚持马克思主义两点论,实事求是地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

  (1)对于“文化大革命”,邓小平认为“它使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泛滥,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21)。毛泽东的错误主要就是违背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在晚年,思想不那么一贯了,有些话是相互矛盾的。(2)坚持马克思主义两点论,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分析毛泽东晚年的错误。邓小平认为,1957年在反右派的斗争后,毛泽东的错误虽然越来越多,但是他还是有很多正确的东西,毛泽东本人也还是努力认真纠正过“左”倾错误的。就是在“文革”期间,毛泽东也是本着反修、防修、免于资本主义复辟的目的出发,并且也没有想把所有的老干部打倒。这段历史并不是一团漆黑,“这十年中间,也还有健康的方面”的,特别是在外事工作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中国作为大国的地位是受到了国际上的承认的,并且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提高。而以后之所以能够粉碎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结束“文化大革命”,并重新把国家工作的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这些事情,还不是毛泽东思想教育的一代人干的?”(22) 邓小平指出:拿毛泽东的错误与功绩相比,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尽管他犯了错误,但“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23)。(3)毛泽东所犯的错误有他本人的主观原因,但是,毛泽东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人,他的一些错误之所以能够发生,是跟当时的制度有关,也跟当时党的整个状况有关。邓小平指出,“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人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发动“文化大革命”,“不能说他没有责任,不过也不能全由他一个人负责”(24)。

  3.注重党的领导制度建设,主张从制度层面防止错误的发生

  邓小平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他多次讲到:“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25)“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于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26) 以史为鉴,邓小平在以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十分注重党的领导制度建设,从制度的层面来防止错误的发生,从而始终维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我国意识形态中的主体地位不动摇,维护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

  四、坚决维护和不断发展毛泽东思想

  1.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不能丢

  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原理为指导,独创性地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的正确的理论概括,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一个人的创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参与了毛泽东思想的建立和发展;但由于主要是毛泽东的思想,他在运用和发展马列主义方面贡献最大,是最杰出的代表,因而以他的名字命名。自1945年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以来,我们党就用它教育和培育了整整一代人,从而赢得了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对此,邓小平卓有远见地说:“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27)

  2.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如果不了解过去,就会妨碍我们对现实生活的认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毛泽东的重要著作中包含的许多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有着普遍意义,现在和今后对我们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正如邓小平所说:“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28) 邓小平的这些论述,为我国如何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指明了方向。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新思想、新观点、新主张,在很多领域都发展和丰富了毛泽东思想。

  3.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和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系统总结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指出毛泽东思想具有多方面的内容,它主要包括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的理论;关于政策和策略;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关于党的建设等。指出,毛泽东思想在这几个方面都以独创性的科学著作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决议着重指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串于他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样,系统地总结毛泽东思想,为更好地坚持毛泽东思想,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作出了很好的榜样。

  对比苏联解体的教训,我们可以看出邓小平在评价毛泽东的问题上体现出的战略眼光。正如邓小平在1980年8月接见外国记者时所指出的:我们要对毛泽东作客观的评价,要把毛泽东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并且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29)。意识形态领域的正本清源,为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科学的思想理论武器,为我国在新的形势下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注释:

  ①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3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4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4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4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页。

  ⑦ 《人民日报》1977年2月7日。

  ⑧ 《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6页。

  ⑨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9页。

  ⑩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4—46页。

  (11)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8—49页。

  (12)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6页。

  (13)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39页。

  (14)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4页。

  (15)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6、128页。

  (16)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1、143页。

  (17)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9页。

  (18)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8页。

  (19)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44、446页。

  (20)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50、452、453、454页。

  (21)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57页。

  (22)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54页。

  (23)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61页。

  (24)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49、455页。

  (25)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51页。

  (26)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0、333页。

  (27)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52页。

  (28)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54页。

  (29)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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