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应对难民问题的历史传统 

　　“难民问题”对于欧洲人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当西欧成为现代社会“中心”的那一刻起，人们就因为贸易、宗教、政治乃至战争等原因，穿越陆地或海洋，来到异国他乡定居。这种追寻美好生活的“非常规”行动就从未停止过。仅仅在20世纪，西欧的大规模人口迁入就经历了1922年俄罗斯60万人涌入德国、1939年50万西班牙难民涌入法国、1945年110万德国人返乡、八十年代的“波兰危机”及1992年30万阿尔巴尼亚人和20万南斯拉夫人进入欧洲等七次难民潮。

　　欧洲国家一直以来都对移民现象表现出开放包容的心态，这有利于欧洲的战后重建并且实现了“繁荣三十年”的景象。众所周知，今天所有的欧盟成员国都是1951年日内瓦《难民地位公约》和1967年纽约《难民地位议定书》的签署国；《欧盟人权宪章》第19条明确规定，保护那些在本国受到不人道或贬低人格的刑罚并逃离外国的人员；同时，连续签订的三个五年协议，即《坦佩雷协议》（1999—2004）、《海牙协议》（2004—2009）和《斯德哥尔摩协议》（2009—2014），也为欧盟在保障难民自由、安全和公平等关乎人类基本权利方面奠定了基调。

　　从1973年石油危机以后，欧盟成员国都希望减少甚至阻止移民。然而，这几乎成为不可能实现的目标。自20世纪80年代起，东南亚国家以及智利等国都将欧洲作为庇护权申请的首要目的地。美国“9.11”事件发生后，打击恐怖主义成为边境管控工作中的重要选项，边境管控更加严格细致。但是，由于欧盟仍然宣称坚持保护“人类基本权利”等原则，试图在欧洲理想与现实政治中找到“人权话语”的平衡点。

　　地中海难民凸显欧洲人权话语体系颓势 

　　自2008年以来，进入欧盟的非常规移民由59881人增长到2012年的72437人。与此同时，自2013年以来，非常规移民已经增长了48%，达到了107000人，并且这个数字仍在不断攀升。这些移民主要来自叙利亚、厄立特里亚、阿富汗和阿尔巴尼亚。特别是自2013年10月发生在兰佩杜萨海岸366名偷渡者死亡的惨剧开始，欧洲面对这一次“地中海难民潮”中发生的种种人道主义危机，不仅凸显出欧盟各国处理难民危机的“力不从心”和“与邻为壑”的掣肘外，同时也显现出欧洲自二战以来秉持的“人权话语”条约体系在应对机制与解释功能上的僵化与颓势。

　　从法律程序上看，欧洲人权话语的“虚高标准”将打破难民庇护配额的接纳平衡。欧盟的传统做法是将难民庇护权申请与边境管控措施结合在一起。通过难民的甄别程序、遣返比率与接纳速度等技术性指标的量化控制，辅以欧洲中间地带“蓄洪区”，如黎巴嫩等国的缓冲，以及“原地等候”、“境内外申请”差别待遇等原则，将“难民潮”的时间与空间压力消解于严苛的移民申请程序中。这样就使得欧盟在过去的难民潮中，一边可以维持人权话语的“理想”模式，同时又能以实用主义的“现实”条件应对本国的难民接纳压力。2015年9月2日，叙利亚3岁小难民艾兰·库尔迪死亡这一标志性事件中，正是由于库尔迪一家无法达到其移民目的地加拿大“G5”规则（至少5名加拿大公民或永久居民担保）的条件；同时在欧盟境外递交庇护申请获批的希望渺茫的情形下，才无奈选择了“投奔怒海”的偷渡之路，以期成为梦寐以求的“境内申请者”而最终酿成悲剧。

　　从政策效果看，欧洲人权话语的“理想模式”易导致各国难民政策的“选择性变脸”和民众人权意识的“混乱与偏见”。自2011年以来，向欧盟申请庇护权的人数持续高速增长，其中叙利亚难民仅仅占2.3%，本次难民潮的人数也只达到了欧洲总人口的1%。但是，在这些70%的庇护权申请者中，选择国家集中在德国、法国、瑞典、英国和意大利。从今年4月的自愿分摊到5月的强制性分摊的“难民配额清单”出台，欧盟各国低估了那些年轻的、手持智能手机，不断联系本国家人，又时刻关注世界舆情的“新型难民”的力量。民意如水，一些接纳国的居民担心难民中混入极端原教旨主义分子，已经开始以宗教派别对难民进行“选择性欢迎”，“只对‘真难民’慷慨”的声音也见诸于英法主流报端。即使被难民们称为“妈妈”的默克尔也在9月12日不得不重启德国边境检查。匈牙利等东欧各国也纷纷关闭边境，本次地中海难民危机将进一步升温。

　　人权理想与现实被严重撕裂 

　　这场难民危机导致了欧洲人权话语“理想”与“现实”的严重撕裂。欧洲各国政府相互指责，却难以弥合分歧；而欧洲民众正在经历一场潜伏已久的人权观念危机。“人权话语”是现代社会，尤其是欧洲理想所创造的新的“诸神”之一，不仅与欧盟政治的“事实”存在着明显的不可通约性，而且可能导致相互冲突。如果以“潮流”的观念，某种特定的“善”或者“价值”来引领人们，作为世界生活的目标，以求得在理论上的和谐统一，无论其愿望的美好或名义的崇高，都将对现代人的“自由”构成威胁。这种被伯林称为“形而上学的一元论”，一个“概念性错误”已经在欧洲的主流“人权话语”的结构中预现出来。因而，这场难民危机的背后是欧洲战后以来所确立的人权话语体系的解构危机，是一场现代政治危机，更是一场现代哲学危机。它可能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导致欧洲一体化的理想破灭，甚至是欧洲中心主义的价值体系面临崩溃。

　　面对如此困境，欧洲的一些知识分子相继发声，批判欧洲难民政策。如吉登斯所言，难民问题本身并不严重，而是被肤浅的媒体与聒噪的政客所绑架，其中还不乏“慷慨与人类团结的精神”可嘉赞许；而哈贝马斯并不如此乐观，他认为难民危机之后，是整个欧洲政治的危机，为真正长远地维持欧洲的理想，必须放弃精英政治，克服技术官僚政治的弊端，别让无能的政客和市场力量左右欧洲的未来。

　　作为欧洲理想之一的“人权话语”，不可能脱离当下欧洲政治现实而孤芳自傲。任何形而上学的“主流”人权话语都可能导致无法估量的人权危机的发生；任何脱离本国发展实际的“虚高”人权标准也可能导致人道主义悲剧的重演。人权话语没有所谓的“主流”与“非主流”，只有“量体裁衣”的人权话语体系才是自立、自足、自信的。尊重每一个国家平等的和平发展权，重视本国人民的民生基本权利，才是解决欧洲难民危机的正途。叙利亚小难民的“照片效应”可能被人们逐渐淡忘，但是本次难民危机已经开启了新的“人权时刻”，将对世界人权话语加以重新审视。这个问题本身就值得所有国家认真对待。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人权教育与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