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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者关于全球治理的研究
2014年04月24日 08:27 来源:《国际政治科学》2013 年第 1 期 作者:徐进 刘畅 字号

内容摘要:近年来,中国学者对全球治理理论与实践做了大量的引介和研究工作,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本文从全球治理理论及其主体、全球经济治理、全球环境治理、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中国与全球治理五方面入手,全面梳理和总结了 2004 年以来中国学者对全球治理研究的现状与趋势,成就与不足。通过梳理,我们发现,中国与全球治理的研究与全球治理在中国的引介、扩散、再研究的进程基本上是同步的。中国学者正在逐步超越单纯对全球治理理论的引介与评论阶段,开始对全球治理的具体领域展开视角各异、深浅不同的研究,同时,以中国的视角看全球治理,乃是国内不少学者研究探讨全球治理的 “终极”关怀点之一,他们对中国参加全球治理的进程与方式提出了思路各异的针对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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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近年来,中国学者对全球治理理论与实践做了大量的引介和研究工作,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本文从全球治理理论及其主体、全球经济治理、全球环境治理、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中国与全球治理五方面入手,全面梳理和总结了 2004 年以来中国学者对全球治理研究的现状与趋势,成就与不足。通过梳理,我们发现,中国与全球治理的研究与全球治理在中国的引介、扩散、再研究的进程基本上是同步的。中国学者正在逐步超越单纯对全球治理理论的引介与评论阶段,开始对全球治理的具体领域展开视角各异、深浅不同的研究,同时,以中国的视角看全球治理,乃是国内不少学者研究探讨全球治理的 “终极”关怀点之一,他们对中国参加全球治理的进程与方式提出了思路各异的针对性建议。

  全球治理是全球化时代受人瞩目和较为流行的概念之一。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治理理论越来越受到各国学者的重视。随着中国逐步深化改革开放,愈发深入地参与到全球化的各个进程之中,中国学者也对全球治理兴趣渐浓,对全球治理理论做了大量的引介和研究工作,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本文是对2004年以来国内学者的这些研究成果所进行的梳理和总结,涉及的文献超过200篇。对已有研究成果的回顾与总结是学术研究进步提高的必经之路,国内已经有两位研究者在这一领域进行了文献回顾。蓝剑平的《国内关于“全球治理”理论的研究进展:一个文献综述》考察了1995—2008年的178篇文章。①

  作者考察了国内学者全球治理的三种定义,分析了国内学者在研究中涉及的三个问题,以及对未来全球治理理论的展望。可以说,作者把握住了中国学者对全球治理理论最为用功、研究最为深入的点,但对广阔的全球治理领域缺乏关注。不管是需要改进的问题还是对外来研究的展望,都缺少一种对现实问题的关怀,而一再考察理论,以至于考察理论也仅考察了定义。这使作者的综述显得过于“窄化”。白云真《全球治理问题研究的回顾与前瞻》考察的是到2007年止十年间的国内全球治理研究,其基本的关照领域除了定义之外,还包括必要性分析、构建途径和评价,其研究视野宽于蓝文。②

  但不足之处还是引介较多、深度不足,只是添加了需要跨学科的研究。总体而言,白文相对蓝文是一次改进和提高,但仍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即忽视具体领域的研究,主动放弃了对其进行回顾和梳理,单纯由理论到理论,仍然存在自我窄化的缺憾。

  可以说,这两篇文章对这一领域进行了有益的总结,其所提出的问题切中肯絮,其所提出的前瞻建议,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实现和印证,但是存在的不足仍然需要正视。因此,在这两篇文章已经作出不小贡献的部分,本文将尽量简略,而这两篇文章未发之覆,本文将深入阐发。本文主体分为五节。第一节是对全球治理理论和全球治理主体研究的梳理,第二、三、四节分别梳理全球经济治理、全球环境治理、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第五节是对有关中国与全球治理相关研究的梳理。每节又分为三个小部分。第一小部分为现状与趋势,主要说明国内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状况,包括研究领域,研究思路、特点以及研究趋势的介绍;第二小部分为共识与分歧,主要说明国内学者在研究中所涉及的观点、研判、对趋势认识的趋同点和趋异点;第三小部分为主要缺陷,主要说明这一领域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一、全球治理理论及其主体

  本文首先将对国内学者关于“全球治理理论”和“全球治理的主体”的研究进行梳理和回顾。也就是说,这部分回顾的内容为“是什么”和“谁在做”。这两者从逻辑上讲,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多元主体性也是全球治理最突出的特点之一。从这个角度讲,将这两者合在一起是比较必要的,也是比较适宜的。

  (一)现状与趋势

  早在世纪之交,国内关于全球治理思想的大规模引介就开始了。随着引介的深入,国内学者的研究从介绍、模仿和质疑进一步延伸到了发展、完善和改进的程度。从2004年以来,就全球治理思想进行研究的程度不断深入,大致可分为以下两大部分。

  1.全球治理理论

  学者们对全球治理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着力比较多的研究点有:(1)分析全球治理生发的动因;①(2)分析全球治理的原则、结构和局限;①(3)思考全球治理的价值冲突和解决途径;②(4)提出全球治理具体模式;③(5)解读全球治理的影响,如对国际法、国家主权的影响等。④

  当然,上述分类并不是绝对的。不少学者在研究中往往不局限于其中一部分,而是沿着逻辑思路进行展开和分析。从综合的角度来看,庞中英的《霸权治理与全球治理》就对以上各个具体主题都有涉及。⑤

  2.全球治理的主体

  上文亦有提及,多元主体性是全球治理最突出的特点之一。这一点自然不会被国内学者忽略。在具体的把握上,国内学者大多从一个角度、两个方面来对全球治理的主体进行分析。

  一个角度指非国家行为体,从全球治理理论本身来看,对非国家行为体的“偏爱”是由理论本身的特性所决定的,因此大量学者在此领域不惜笔墨,研究较为集中。在这个角度之下,具体是从国际组织和全球公民社会这两个方面来切入的。

  在国际组织方面,学者们从政府间组织(IGO)和非政府组织(NGO)两个方面入手。关注这两者的论文数量大抵相同,只不过学者们多以某一具体的政府间组织来切入前者,而基本上是从整体的非政府组织的角度来对待后者,这既是NGO相对弱势情况下的客观体现,也在某种程度上暗示了这些学者在分析和研究时的倾向。①

  在全球公民社会方面,学者们的把握基本上是基于对角色的认识来分析其对全球治理的影响和作用。其中既有具象的对于个别领域影响的认识,②也有宏观上的整体认识。③

  另外,还有一大类的文献需要提及。全球治理这个概念之所以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体认,是与社会党国际(SI)的大力倡导分不开的。作为该国际在世纪之交政策调整的一种产物,全球治理浸润着西方当代左翼思想,而天生与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对立。这种政治思想史意义上的认定和研究,乃是研究全球治理所不能缺少的哲学底蕴。只可惜国内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以直接介绍为主,大多是对社会党国际进行跟踪研究的学者所写出的论文,介绍情况有余,而具体深入不足。④

  (二)共识与分歧

  由于全球治理理论完全由国外学者提出,因此对于早期从事全球治理研究的国内学者来说,其主要肩负的任务乃是准确无误地将外国学者已有成果进行引介。由于国内学者的理论源同一,因此在引介过程中理论叙述的同一也就可以理解了,本文将不在这方面进行梳理。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国内学者在引介之后的消化,即对全球治理的评价、对全球治理的改进意见等。在这方面,学者们的观点并不一致,因而产生了梳理共识与分歧的空间和价值。

  1.对全球治理缺陷的认识趋同

  作为一种批判性吸收逻辑的自然延伸,国内学者在引介全球治理理论的同时,也大多言及其缺陷。归纳而言,主要聚焦在如下两点。

  (1)集体行动的逻辑。刘雪莲提出,“利益的依存性和危机的共同性要求人们必须逐步形成全人类的价值认同与凝聚力,逐步确立全球意识和全人类利益优先的原则,以超越国界的全球视角和全球合作去应付这一严重挑战”,然而现实却是,“事实上国家利益和全球利益的对立和冲突时常发生。因为各国在‘全球利益’的名义下,追求的仍然是自己的国家利益”。①潘亚玲则将其称为“全球治理中的猎鹿困境”。②

  (2)规范性稀缺。林永亮在《全球治理的规范缺失与规范建构》中谈到,由于民众对主权的普遍认可,各功能领域协调不足,全球公民社会发育不成熟,因此,“当今世界还不能称为一个真正的世界社会,那么作为社会之内生产物的规范,其缺失也就成为一种必然”。③卢静也认识到,“全球治理因缺少全球协调、管理、制裁的机制而降低了其效用”。④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在以“全球治理面临的挑战或者困境”为名目的分析中,添上了国家主权的流散,造成国家对于全球治理的抵制。⑤

  2.对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认识趋同

  在为数不少的文献中,对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的认识基本上是趋同的。李红利归纳了五条,包括“促进人类社会的协调发展”“促“促进各国内部自身的发展”。①李茂平则简单地归纳为三条,“参与、协调”“补充、纠偏”“监督、约束”。②不管是三条还是五条,国内学者在这一点上已经探讨得比较全面了。

  3.对全球治理中价值冲突的认识分歧

  作为一种“从发生学意义上”来自西方的理论学说,其来到中国必然会遭遇“水土不服”。而且这种中西方价值冲突既是长期共存,也是无解的。在这一意义上,如何对待这种价值冲突,考验着学者们的智慧。在这一方面,存在着两种观点。

  第一是反对所谓“全球共同价值观”。吴兴唐认为,“自由、民主、人权固然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但社会制度、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价值标准各不相同。从‘全球治理’主张者对人权、民主、自由的论述来看,则完全是西方标准。这就是说,‘全球治理’的论述者要把西方式的民主、自由和人权价值观作为‘全球共同价值观’”。③

  这种观点政策性比较强,也比较主流。另一种观点则比较罕见,认为中国不仅不应排斥这种共同价值观,还应该参与其中,为己所用。张劲松在《论全球治理过程中的中西价值冲突及其消解》中提出,想要在全球治理过程中消解中西方价值冲突,就是要确立全球治理过程中的全球共同价值观,中国要参与其中使“我国的主流价值观成为全球共同价值观的重要来源……我国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尊重全球共同的价值观,由此我国日益减少与其他国家及非政府组织的价值冲突”。应该说,这样的声音是理性平和,发人深省的。刘小林在其论文《全球治理理论的价值观研究》中非常直白地谈到,“中国目前已经到了从根本上调整总体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关键时期,绝不能做与全球公益背道而驰的消极力量”。①由此可见,在这个问题上,国内学者存在根本性的分歧。

  (三)主要缺陷

  全球治理作为一种外来理论,国内学者做了大量引介工作,使其在中国扎根发芽。在引介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方向性的缺陷,主要有以下两点。

  1.引介多,创见少

  这一点自然有不少客观因素作祟,但是经过十几年的引介,随着整个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引介阶段的完结,具体到全球治理研究领域的引介工作也应该随之告一段落了。引介工作做得再好,也不过是一个研究领域的初始阶段,不能完全体现研究者的研究能力和整个学科的研究水平。因此,国内学者亟须“升级换代”,尽快脱离引介阶段,进入一种创见的提出阶段。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在研究的过程中亦步亦趋,理论视野不断窄化,重要理论的定义不致虚化,理论观察角度也不致偏离。

  2.缺乏具体领域和个案的研究

  对于具体领域和个案的研究也许是下一步研究应当努力的方向。本文余下的部分也将表明,与本部分所梳理的文献相比,各个具体领域的文献尚不及本部分的1/3,甚至更少。而关于具体个案的研究就更加稀少了。在这样巨大的空白面前,国内学者似不应无动于衷。

  国内学者纷纷从宏观上来把握和理解全球治理自然有着自身研究的考量,但是具体领域和个案研究的稀少,似乎向学者提出了挑战,但同时也为他们开启了一扇新的大门,需要学者们努力不断探索充实。

  二、全球经济治理

  2004年以来国内学者对于全球经济治理的研究大致可以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划界点。在此之前,全球经济格局大体保持稳定,研究者多注重静态地对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贸易、金融、汇率等问题进行分析和介绍。然而随着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国际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原有经济霸权逐渐衰落,新兴国家逐步崛起,全球经济治理从制度到理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学者们也相应地调整了研究视角,转入一种动态把握的方向上来。

  (一)现状与趋势

  G8发展到G20,“金砖四国”发展到“金砖国家”,这两件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重大冲击的事件引起了国内学者的极大研究兴趣。2009年11月在《现代国际关系》杂志上刊载的一组题为“G20崛起与国际大变局”的系列文章,可谓集国内学界之大成。国内学界在这一方面研究趣味的转向由此可见一斑。

  在研究趣味转向的大背景下,学者们在已有的传统的贸易、金融、汇率等单项研究的基础上,着重把握时代大背景下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动所带来的影响和启示。在这些研究中,学者们将单项研究成功融入对格局和结构等宏大主题的诠释之中,显得支撑有力,论述有据。在这个层面上,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是主要研究从G8到G20嬗变的,如卢静的《试析八国集团的改革与发展前景》。①

  另一方面则主要研究“金砖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崛起,如卢锋、李远芳和杨业伟的《“金砖五国”的合作背景和前景》。②当然也不乏综合视角从全局把握的论文,如李稻葵的《富国、穷国和中国———全球治理与中国的责任》。①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涉及国际制度相关的内容,学者们自觉不自觉地会在行文中提及有关国际机制的相关理论。他们对具体国际制度的探讨,对从宏观上理解国际制度也是一个有用的诠释。在研究方法上,学者们大量运用了定量分析。最典型的是卢锋、李远芳和杨业伟的《“金砖五国”的合作背景和前景》给出了18张图表来阐明金砖国家在当前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②

  (二)共识与分歧

  学者们敏锐地捕捉到了世界经济格局的重大变化,在他们对这种变化的总体认识基本趋同的同时,也在一些具体问题的认定上面存在不小分歧。

  1.总体认识的趋同

  如何认识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秩序和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是学者们近几年来至为关切的问题。在对这些问题的总体认识上,学者们在探讨和碰撞中凝结了不少共识。

  一方面,G20、“金砖国家”等机制的出现对新兴国家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正如赵晓春认为,“G20机制的形成,将有利于中国等新兴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借此更有效地捍卫自身的权益,促进自身的发展。从长期来看,这无疑将有利于国际格局多极化的发展”。③

  但同时,这一作用也不能估计得过大,陈东晓就谈到,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新兴大国,但是“新兴大国在引领世界经济转型方面的作用依然有限”。④

  崔立如也比较尖锐地指出,“G8曾被批评为‘世界富人俱乐部’,某种意义上,G20也是‘富人俱乐部’。参与G20的新兴国家比起发达国家要穷很多,但在发展中国家中又是‘富国’”。①

  对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霸权在本次金融危机中的相对衰落,中国学者抱持着非常谨慎的态度。李稻葵就认为,“我坚信发达国家在未来十年之内会有一个非常艰苦的调整过程,也许十年之后会调整成功,但这个过程是非常痛苦的”。②

  钟龙彪也认为,“经过金融危机,西方传统大国实力虽相对削弱,但绝对实力仍占主导,而且主导国际规则的改革和话语权”。③可以看到,中国学者们对于整个格局的认识基本一致,既没有妄自菲薄,指出了格局对我有利的一方面,但同时也非常客观冷静和理智,对于格局变动中不变的因素保持着高度的敏感乃至警惕。

  2.对于G20走向的否定性共识

  国内学者普遍对于G8向G20的演进非常感兴趣,也在各自的论文中有肯定性的论述。但是,对于接下来G20的走向,学者们大都不持乐观态度。

  崔立如就认为,G20代表性不足和机制性不足这两大缺陷导致了G20如要“转化、升级为总揽全球治理的长效机制”需要走很长的路。④钟龙彪也认为,G20“将不会达到联合国的水平,虽然它可能也会涉及一些同经济议题发生关联的其他全球性议题,如气候变化、核扩散等,但这个组织的主要职能仍将集中于经济领域,而不会成为一个处理所有全球性议题的平台,‘功能溢出’不大可能作用于该组织,使其转变为一个政治类组织”。①

  陈素权在论文结尾时,也对前景看衰,他认为“二十国集团从金融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安全、社会、环境等领域,还需要有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②言辞之中可以看出,学者们对于G20的发展前景普遍不乐观。

  3.对格局变动原因的歧见

  虽然对格局变动的结果认识比较一致,但是学者们对这种变动的原因的解释却并不相同。在2009年11月《现代国际关系》上刊载的一组主题为“G20崛起与国际大变局”的系列文章中,作者们普遍认为世界经济格局乃至世界秩序的变动乃是一种权力的转移和再分配。其中又以唐永胜为典型,他认为权力积聚和流散仍然是这次格局变动的合理解释。③

  这种解释被曲博归结为对当下“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变化”的两种解释途径之一。除了这种权力转移或者权力结构变动的解释之外,曲博认为还有一种解释,即“强调全球经济联系性质的变化”,也很合理。因此他提出,前一种理论不能完全解释这次变动的全部原因,“权力转移论和功能需求论这两种理论路径具有不同的政策内涵”,在未来的全球经济治理制度设计上也有不同的作用和地位。曲博主张一种合二为一的中间路线。④在这一点上,以曲博为代表的少数学者确实和学者们的主流意见之间存在分歧。

  (三)主要缺陷

  现阶段研究的缺陷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1.关注事实多,关注原因少

  以格局变动为例可以看出,大部分学者对格局变动的认识比较清晰,整体上也比较一致,但是对格局变动的原因缺乏深刻的分析。大多以西方传统大国霸权衰落、全球治理迫切、新兴国家崛起这一逻辑思路来进行解释。

  这套解释方法的问题在于它过于严格地强调权力转移。它在解释IMF份额变动等权力转移比较明显的案例时,较有解释力,而对于一些相反的事实却不能完全涵盖。事实上,新兴国家的崛起存在相当大的问题,它们作为权力转移对象的前景并不被另外一些学者认可和看好。李稻葵就认为“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国家未来五年左右会不会出现新的一轮自己的金融危机?我看在所难免”。①

  卢锋、李远芳和杨业伟的定量研究也表明新兴国家的所谓崛起存在相当严重的问题。②在这种情况下,权力转移可能只是对当前现象的一种感性描述,上升到理性分析还需要更多的努力。

  2.对于中国的责任阐述过少

  李稻葵将他眼中的新格局阐述为“富国、穷国和中国”,而后专门辟出一部分谈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具体政策和举措建议。而类似的论述在其他学者的研究中非常少见,尤其是中国自身尚存在定位不明的棘手问题。政策上定位为发展中国家并不一定代表着学理上就可以照此移用。通过学者们研究的数据也可以看到,与其他“金砖国家”相比,中国在各项经济指标上都与它们存在相当大的差异,恐怕不能将中国简单地和那些国家混为一谈。

  因此,当务之急是针对中国的特殊状况,对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特殊责任予以阐述。然而,遗憾的是,当前的文献对这方面要么没有提及,要么进行政策性背书,要么仅仅一笔带过。

  3.描述性多,理论性少

  从查找到的文献来看,多数学者仅满足于描述事实。大量的数据摆出来,但没有有效地予以利用。卢锋、李远芳和杨业伟的研究虽然有18个图表支撑,但是相关的结论仍然没脱离既有套路的窠臼。和全球治理其他领域一样,全球经济治理也是一个具有明显跨学科特征的领域,但是学者们在研究过程中,似乎忽略了这一点,没有及时汲取本学科以及其他学科中有益的理论。甚至比较正规的经济学分析也比较少见,令人遗憾。

  三、全球环境治理

  自从20世纪末环境问题日益凸显,不断威胁人类生存以来,全球环境治理就不断升温,尤其是对温室气体控制所进行的全球谈判连续受挫引发了世界范围的大量关注和讨论。自2004年以来,国内学者紧紧抓住这个热点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成果颇丰。

  (一)现状与趋势

  国内学者对全球环境治理的探讨经历了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发展过程,尤其是自哥本哈根气候大会(COP15)部分受挫以来,一直前景不明朗的全球控制温室气体的谈判极大地激发了学者们探索的兴趣,自2009年以来,这一方面的文献数量显著增长。

  1.研究领域

  在检索得到的相关文献中,学者们的研究相对集中在两大领域。其中一大类是从宏观上以整体的视角来把握全球环境治理的。如王宏斌和陈一兵的《论全球环境治理及其历史局限性———国际政治的视角》等。①

  另一大类则聚焦在气候谈判、温室气体控制这类时下热门的话题之上,如张胜军的《全球气候政治的变革与中国面临的三角难题》,②以及胡鞍钢和管清友的《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国的贡献———兼评托尼·布莱尔〈打破气候变化僵局:低碳未来的全球协议〉报告》等。①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哥本哈根大会的受挫以及一段时间不明朗的形势,不少学者纷纷运用理论武器针对现状进行发言。比较有特点的,如康晓和许丹的《绝对收益与相对收益视角下的气候变化全球治理》②和潘亚玲的《论全球环境治理的合法性———一项结合政治学、法学和社会学的尝试》。③

  以上两个方面具有一定的重叠关系,从数量上看,基本旗鼓相当。但是从时间演进上看,2009年后,国内学者对于全球环境治理的兴趣越来越集中在气候方面,一般意义上的概述则不再花大篇幅提及。

  2.研究特点

  一方面,概述全球环境治理的文章多采用传统的逻辑演绎方法,从全球治理的概念入手,推出全球环境治理的概念,定义时往往参考乃至于照搬相关国际组织发布的文件中所采用的定义。在这一类研究中,学者们采用规范研究方法,致力于分析全球环境治理的动力、条件、局限乃至实现途径等具体内涵。④

  另一方面,学者们也注重运用理论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索。康晓和许丹的《绝对收益与相对收益视角下的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一文开宗明义地指出,“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中的纷争与合作还是源于国际政治中绝对收益与相对收益的矛盾”。而在文献综述部分则较为全面地回顾了有关这一问题的既有论述,文章结构也大体依据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而展开,体现了一种理论运用和探索的学术自觉。①

  张胜军的《全球气候政治的变革与中国面临的三角难题》和潘亚玲的《论全球环境治理的合法性———一项结合政治学、法学和社会学的尝试》尝试一种跨学科的开拓式探索,借用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和社会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多层次多角度地审视了全球环境治理中日益凸显的权责利矛盾(也即合法性)问题,角度新颖。

  (二)共识与分歧

  综观这些文献,可以发现,学者们在研究过程中都多多少少触及了眼下全球环境治理的核心矛盾和解决路径,整体上水平比较齐平。对于这些问题,学者们或多或少地确实存在一些共识。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一些具体对策乃至一些重大的战略性问题上,相关学者还是存在一些分歧。

  1.对全球气候政治重要性日增的共识

  张海滨在其论文开首即明确提出,“气候变化议题已牢牢地占据着当今国际政治议程的核心位置”,他甚至认为气候变化正在塑造21世纪的国际政治。②

  马建英甚至提出了“气候外交”的定义,可见其已经将全球气候政治提升到了相当的高度。③于宏源在他基于问卷调查形成的论文中,提出了气候变化与全球安全治理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他认为“气候安全问题并非单纯的生态环境安全问题,而是与经济、资源、能源等其他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相互影响、相互作用”。④在其他文献中,学者们对于这一点认识比较一致,甚至在表述上也比较近似。

  2.对当前全球环境治理困境的共识

  康晓和许丹在论文中运用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的理论来解释当前全球环境治理尤其是全球气候变化谈判陷入僵局的原因。其他学者亦有类似的分析。如陈佳提出,“正确处理全球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是实现全球环境治理的意志基础”。①

  又如于宏源和王健的《全球气候治理和发展中国家气候谈判策略研究》以及胡鞍钢和管清友的《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国的贡献———兼评托尼·布莱尔〈打破气候变化僵局:低碳未来的全球协议〉报告》都将这种困境归结于“囚徒困境”。②

  不管是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还是囚徒困境,都是一种所谓的社会性稀薄的大环境,其伴随着集体行动的逻辑带来的阵痛,造成了当前的困境。在这一点上,学者们虽然表述不一,但是共通的地方还是比较明显的。其他文献分析全球环境治理局限性时,也大多持类似的观点。可见,国内学者对于当下全球环境治理困局的认识是比较一致的。

  3.对减排认识的分歧

  张胜军在《全球气候政治的变革与中国面临的三角难题》一文中认为,“如果中国希望尽到减排的责任(透明减排),同时又要在国际气候机制中扩大影响力,获得话语权甚至领导权,那么中国的GDP增长必然受到限制”,这种减排导致GDP减速的认识也是他的三角难题得以成立的不可或缺的一环。在分析中国的减排问题时,不少学者持类似的观点。然而胡鞍钢和管清友在其论文中,援引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研究,表明减排对GDP影响并不大。他们进而谈到,“即便按照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情景预测,到2040年,中国GDP要比现在增长6.9倍,而不减排情况下中国GDP增长为7.2倍。这一测算还没有完全计入减排和低碳经济对中国经济带来的巨大收益”。也就是说,减排不仅不会对中国的GDP增长带来巨大的难以承受的影响,甚至在经历了产业升级换代之后还会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助推作用。这种“减排乐观论”是对上面“减排悲观论”的一种驳斥。

  (三)优点与不足

  整体而言,国内学者对全球环境治理的认识水平比较齐整,不论是切入问题的角度,揭示治理的主要矛盾,还是提出相应的对策,都展示了良好的学术素养,准确把握了全球环境治理这一新近兴起话题的脉搏,对形势动态的发展反应迅速及时且准确。

  在研究思路上,国内学者娴熟地运用国际关系相关理论,除了对全球治理理论本身进行深入探索之外,在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外交学以及国家利益分析方面也进行了富有成果的拓展和反思。①

  除此之外,排除概述性论文,国内学者并没有局限于全球环境治理概念本身。由于全球环境治理本身就有着跨学科性质,因此,学者们也顺势而为,广泛地采纳其他学科有用的理论和概念,取得不少成果。②

  在方法上,国内学者在规范研究的同时,也尝试引入了其他的研究方法。比如,于宏源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的形式,指出了现阶段国家主管气候变化问题的工作人员认识方面的欠缺,这种第一手材料的搜集和分析既有研究意义又有文献价值。③

  胡鞍钢和管清友的两篇论文都采取了量化分析的方法,计算出“中国采取减排措施的年平均GDP损失不足1%”“中国开始减排的时间早晚对GDP影响差别不大”等具有重大意义的结论,对于大量规范研究既是修正也是很好的补充。④

  但是不容否认,在研究中还是存在不少不足。一方面,研究中很少能像马建英这样能在论文最后对一些耳熟能详的政策用语进行批判性反思。很多学者还是画地为牢,以现行政策形势为准绳来组织文章论点,造成客观性不足。以上文提到的“三角难题”为例,就可以看做以主观政策臆想而非客观经济数据为基础的虚构命题。这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学者轻慢自身独立性和前瞻性使命的表现。

  另一方面,即使在学者缜密的研究下,整个全球环境治理研究还是存在大量低水平重复的现象。学者们的研究水平大体齐平从另一角度来看就是陈陈相因,缺乏创见。不管是运用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还是囚徒困境来解释全球环境治理困局,都是在运用已有的理论框架来分析一些给定条件下比较固定的国际关系生态。而对于各国外交决策的具体分析,包括为在短时间内全世界所有国家需要达成妥协的COP大会而进行的“危机外交”,都鲜有人触及。这也就导致在具体探讨全球环境治理的具体进展时,除了大而化之的理论模型,缺乏细致的可操作的分析工具。由此可见,国内学者在这一方面的研究还需要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坚持不断创新和突破,以取得更大的进展。

  四、非传统安全的全球治理

  非传统安全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如果以“除了某某之外的某某”这一类句式来阐发其内涵,则首先就面临着逻辑学中对于定义要作肯定描述的规定的挑战。因此,非传统安全本身工具性意义大于逻辑性意义,源于此,国内学者在研究分析中,大多采取“各切一块”的方式,在各自具体的领域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比较少见宏观的概述。盖因于此,本部分暂且将这些研究归入非传统安全事务的全球治理这一大类。

  (一)现状与趋势

  国内学者对于非传统安全事务的全球治理方面的研究,自2009年后才逐渐开始发力。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海盗、恐怖主义和全球性公共卫生问题一时间进入议题高频爆发期,不管是索马里海盗猖獗、本·拉登被击毙还是甲型流感的疫情,都呼唤着学者们在这些领域进行突破和创新。另一方面,这也与宏观层面的全球治理理论经过不断引介,在国内的语境中讨论比较成熟有关,不少学者在对现状进行描述后,都倾向于在对策部分把希望寄托在全球治理的进一步贯彻上面。①

  除了这些热点问题之外,也有不少学者在相对冷僻的领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赵洲发表在2011年的两篇论文都针对了日本福岛核事故所造成的核灾难处置的大背景,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②还有一部分学者就当下全球进入风险社会这一大趋势入手,探究如何通过全球治理的途径来解决风险、危机以及如何开展援助等问题。③在更冷僻一些的领域,还有学者探讨了全球科技治理,④商业贿赂的全球治理⑤等问题。

  在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多数的文献还是集中在人们更为关注的“主流”非传统安全议题上面,而一些冷僻议题,点到为止,没有学术上的对话和诘驳。相应地,在这些“热门”议题中,学者们从最开始的“历史—现实—逻辑分析—对策”这种惯用的套路逐渐过渡到了应用博弈论和一些国际关系理论的层面上,在学术上的交流和互相砥砺之下,文献水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在这些文献中,我们可以发现,学者们大体先从国际法相关的条文展开,叙述该领域全球治理主要制度的建立过程,进而展开当下已经形成的体制的分析(包括特征、要素、条件、动力等),之后对其弊端进行梳理,最后提出改革的方案或者中国参与应对的对策。使用该结构最典型的文章,应属陈颖健的《公共卫生问题的全球治理机制研究》。①

  该文从全球公共卫生问题的发展出发,进而探讨自世界卫生组织建立起来之后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最后将局限与要素分析进行了杂糅式的陈述。另外,尚有少量学者应用了博弈论进行分析,典型的如王焱的《国际反恐合作:新自由制度主义的视角》一文,运用简单的博弈论模型,阐明了打击恐怖主义的症结所在。②

  (二)共识与分歧

  虽然学者们的研究领域比较分散,但是从整体上来说,非传统安全事务的全球治理各领域之间尚存在不少共通之处。作为共同依附于全球治理母体的概念和实践,其具体碰到的问题虽然各异,但就其症结来说,无疑具有合并分析的必要和可能。学者们在各自领域得出的共识和分歧,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也是继续思考全球治理非常良好的基础材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阐明学者们的共识和分歧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1.对制度化水平低下研判的共识

  在论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局限性分析/对策分析/政策建议部分,学者们总会指出一点,即虽然在过去的发展历程中已经取得了不少进步,但是在因应现实的全球问题时,全球治理的制度化水平尚不够高。

  在核安全的全球治理领域,赵洲认为,还需要“确立并普遍实施统一而有约束力的核能安全的国际规范”,因为目前的“核能安全方面的国际公约只是为缔约国确立了基本的框架义务,它并没有确立明确具体的、有约束力的核能安全标准等方面的义务”。从这个角度讲,想要实现作者在文中提出的“保护的责任”,还需要加大制度建设,有力地约束各国。①

  在海洋相关议题的全球治理方面,姚会彦提出,“为了合理地开发海洋、利用海洋,国际社会必须建立与全球治理相适应的海洋危机解决机制”,可见,作者对于当下的海洋危机解决机制并不满意。②

  在恐怖主义的全球治理方面,王焱论文第三大部分的标题就是“在全球治理中完善国际反恐怖制度建设”,里面的三点具体建议也全是针对制度层面的问题进行的阐发,其对制度化水平的研判情况可见一斑。③

  在援助的全球治理方面,丁韶彬在《国际援助制度与发展治理》中认为,尽管援助领域的国际合作有加强的趋势,但作为全球减贫和发展治理的一种安排,国际援助的制度化程度仍处于较低水平。④

  这些不同领域的文献都共同指向了全球治理制度化水平低下,而在其他文献中也不难看到类似的对全球治理制度化水平的研判。因此,可以说国内学者在这方面的意见比较一致。

  2.存在一种全球治理工具化的普遍倾向

  全球治理在器物、制度和观念层面都有自己的地位和作用。而不少学者在研究中,显然更关注其在器物层面的影响,将全球治理作为一种“政治正确”的解决问题的工具,以对策建议的形式提出。程光泉提出,“只有在全球治理模式之下,才能适应全球化的客观要求,才能有效应对后果严重的全球化风险”,这个语势强烈的判断句暗含了作者对于全球治理的工具性认同。①

  朱威烈的论文《中东恐怖主义、全球治理与中国的反恐政策》虽然题目和关键词中都具有“全球治理”四字,但通篇并没有阐述全球治理概念的意思。在作者的逻辑中,全球治理就等于反恐合作,而反恐合作又是中国政府下一步应对恐怖主义威胁所应当采取的对策。因此,作者在文末写道,“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也将会继续增强中东反恐和国际反恐的参与和合作,努力为中东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自己更大的贡献”。②

  将全球治理直接概化到如此具体的一项政策,可见这种工具化倾向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以风险社会为关注点而开展的一系列全球治理研究,大多具有这种工具化的倾向。

  3.对全球治理不同主体关注度的差异

  比较公认的是,全球治理的主体包括民族国家、国际组织(包括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和个人等。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因为全球治理摆脱了单一民族国家治理的模式,在引入其他主体的过程中拓宽了治理的内涵和外延,才使得全球治理这一概念如此突出。因此,多元主体性作为其突出特征,应当得到研究者的适当关注。就此而言,学理上,如果研究者没有具体规定自己的对策范围,则对策应当针对不同主体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但是在学者们的具体研究中,还是摆脱不了一种国家中心主义或者权威国际组织中心主义的倾向,在对策部分要么简单地只在政府—国际组织层面做文章,要么即使关注到了其他主体,也仅以一种补充和辅助的地位来对待之。

  邢怀滨和苏竣在其论文《全球科技治理的权力结构、困境及政策含义》中,专门处理了各个不同主体在全球科技治理中所占据的不同地位,并分析了因此产生的权力结构。从该论文中的表2、图3、图4都可以看出研究者的学术自觉。①

  与此相反的是,学者们在承认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的同时,仍不忘确立国家的主导地位。陈颖健在《公共卫生问题的全球治理机制研究》结尾处谈到,“虽然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日益明显,但其在全球卫生治理中还只是起着补充性作用”。在其援引的文献中也写道,“国际非政府组织基本上只能发挥着发展和治理的补充性角色,处于边缘与半边缘的地位”,这更是将作者的态度展露无遗。②

  客观地说,学者们的这种不同态度是结合了各自领域发展状况的一种陈述,大多数并不需要上升到学理是非的层面。

  (三)主要缺点

  纵观这些文献,大体存在两种有问题的倾向。第一是有一种将全球治理视为一种工具的倾向。这种倾向的问题在于忽略了全球治理本身是一个在场的事务,需要各个层次的参与。仅仅在器物的层面上发言,而忽略一种制度和观念的大变革,会使得对策肤浅乃至误入歧途。另外,工具性的倾向也容易导致一种无责任式“搭便车”心态的依赖,这恰恰是一种对全球治理的“反动”,尤其需要更正。

  第二是以一种法条的态度来对待全球治理的现实。这虽然跟研究者自身的学术背景多少有些关系,但是对于法条的前置性描述使得学者们普遍容易在研究的最后以“现存体制的漏洞———我们应当如何填补或者改革”这样一种标准模式结尾。事实上,法条往往是全球治理的最终结果,研究者们“自觉地”放弃了对全球治理进程的分析,对层次的把握,对主客体的理解,而把法条过早地抛出来,无疑会使自己沿着一条虚构的逻辑线继续下行,不断忽略在场性的事实,最终只能做出一种虚浮的自圆其说式的结语。

  五、中国与全球治理

  没有中国参与的全球治理是不完整的。作为一个拥有超过13亿人口的大国,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加入全球治理的潮流,乃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然而,在学者们的眼中,由于中国自身国力有限,对全球治理也需要加以辨别,慎重而为。

  (一)现状与趋势

  以中国的视角看全球治理,乃是国内不少学者研究探讨全球治理的“终极”关怀点之一。在这个天下还没有大同的世界里,主权国家导向的思考乃是最现实和最具操作性的。学者们也乐于以自己之所学,分析中国在全球治理中所处的境地,并提出自己的对策。应该说,中国与全球治理的研究和全球治理在中国的引介、扩散、再研究的进程基本上是同步的。毕竟,在“拿来主义”之外,思考本国在其中的处境就成为了非常容易延伸的逻辑。但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对于这一类问题的兴趣并没有大幅波动,维持在一年2~4篇。当然,在相关的资助之下,这方面也有不少专著问世。在研究领域方面,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大类。

  第一类是“和谐世界”思想与全球治理关系的研究。这类研究大多数将全球治理作一种静态的观念层面的解释,然后与“和谐世界”思想进行并列叙述,提出“和谐世界”思想与全球治理不仅趋同并且还是全球治理思想的改善和提高。该类以陆晓红的《“和谐世界”:中国的全球治理理论》一文为典型。①值得注意的是,俞可平以转引庞中英类似观点的方式,表达了对这种观点的认可。②

  第二类是对具体问题的研究。这类研究比较细致,重心集中在了特定的某一个问题之上。学者们在选择这些问题时,大体选取的是较为热点或者进展较好的,以便增加自己论文的分量。这些问题集中在气候变化、扶贫等方面。比如,杜旸在《全球治理中的中国进程:以中国减贫治理为例》中花了一半以上的篇幅,来详述中国为世界扶贫事业所作出的具体贡献和这种贡献的推广价值。③

  第三类则完全以中国政府的视角和思路来思考对待全球治理潮流的方式、方法和处境。该类文章大多以“新观念—旧情况—应对之策”来展开论述,其中不乏切实的论点。如蔡拓的《全球治理的中国视角与实践》,就把中国政府对于全球治理实然和应然的态度和应对之策分析得非常实际。④

  (二)共识与分歧

  学者们在这一问题领域内的共识与分歧,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比较细微。当然,这里面政策性的原因不在少数。学者们的某些顾虑也是能够理解的,然而即便是正面的阐述,学者们的分歧也还是不自觉地呈现在了观察者的面前。

  1.将“和谐世界”思想作为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理论的共识

  2005年,胡锦涛主席在不同场合都阐发了“和谐世界”的思想。随后学者们对这一思想进行了大量解读,其中一种解读方向,就是将其引入全球治理的视域中进行考察和梳理,这也可称得上是“全球治理的中国化”了。

  在这方面进行阐述并第一个形成文献的,要属崔艳红的《试论中国和谐世界思想对全球治理理论的意义》。在该文中,作者在论述了全球治理的局限性之后,认为“和谐世界思想与全球治理理论之间是一种趋同与完善的关系”。①

  这一观点对其后的文献影响很大,陆晓红在其论文中继承并深化了这一论述思路,在《“和谐世界”:中国的全球治理理论》一文中,作者将“趋同”关系细化为“理论定位上具有同一性”和“理论的构成要素上具有一致性”,将“完善”细化为“和谐世界理论升华了全球治理的核心价值”等五点。②

  至此,这种观点就比较成型了。其后俞可平在其论文《和谐世界与全球治理》中认为,“中国提出的和谐世界理论与国际上流行的全球治理理论有许多共同之处”,“也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色”。而在论文的后半部分他也以全文转引庞中英的五点论述的形式再次承认了这个已经定型的论点。其他学者的相关论文也大体沿着这条思路进一步展开,基本上没有脱离这一模式。

  2.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态度的共识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态度是复杂而矛盾的。蔡拓论述道,“中国在参与和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一方面感受到全球治理的必然性、合理性,从而加大了参与国际事务并且与国际规则接轨的自觉性与力度;另一方面,对西方发达国家强调和关注的非领土政治、全球公民社会有较多保留。对突破联合国和多边主义框架、由全球公民社会倡导和推动的全球层面与跨国层面的活动和新机制的建立持慎重态度”。这可谓点出了关键,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也予以体认。①

  可以说,蔡拓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态度把握得比较准确,比较全面,国内学者中无出其右者。王越乙看到了“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增高迫使我国政府接受全球治理”这一必然性的存在,②而王传剑则一直强调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这个角色属性。他认为,“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则性问题是中国必须明确自己的身份定位,坚守自身发展中国家的属性,坚定地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③

  值得一提的是,苏长和在他的论文中提出,“是合作最大化而不是利益最大化更能表达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行为动机”。④由于苏长和是结合自己在论文中提出的模型来发微的,因此,暂时无法建立和蔡拓等人交流的通道,但在基本态度的认定倾向上,倒是不会构成分歧。

  3.对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的分歧

  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应当起到何种作用呢?学界主要有两种看法。第一种看法是认为中国的作用是一种不冒头的消极作用。蔡拓认为,中国对全球治理的理解受到一些制约,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国“只是一个崛起中的大国。这种状况就决定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谨慎、低调、不出头的风格,并且更希望也更习惯于在现有的国际组织和多边主义的体制与框架中处理人类公共事务”。⑤

  王传剑认为,“对中国来说,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必须兼顾本国利益与国际利益,统筹好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妥善处理好自己发展与国际社会共同发展之间的关系”。⑥

  第二种看法认为,中国应当积极地承担起责任,主动地参与到全球治理中,这既是对国际社会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贡献,也可以回击“中国威胁论”,为中国崛起创造更好的环境。在一篇发表在“和谐世界”思想提出之前的论文里,李兴借用了“国际主义”来表达他的意见,“尽管全球化使各国经济民族主义上扬,甚至带来国际政治的资本化,给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关系带来新的课题,但国际主义未可全盘抛弃,只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其作用的形式和内容发生了变化”。①

  而张劲松认为,“面对全球治理,我们的政府无须恐惧,我们完全有能力克服全球治理所带来的挑战,我国政府的荣耀在于参与全球治理,并为全球治理的规则贡献自己的力量”。②将政府的荣耀归于为全球治理作出贡献,可谓截然相反于消极派,而表达了一种积极派的观点。应该说,不管是积极还是消极,参与全球治理的必然性这个大方向始终未有改变。学者们只是各自寻找一种能够符合实际的方式来论述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作用。

  (三)主要缺点

  这方面的研究大多是政策性的规范研究,因此,批评的余地也并不大。但仍有两个缺陷值得指出。

  第一是研究方法上的缺失。不过,由于政策性研究强调对政策的把握,因此忽略方法倒也是常态。第二则是针对“和谐世界”和全球治理的一点意见。将“和谐世界”这样一个最高领导人代表政府作出的政策宣示与全球治理思想做比拟,似乎有窄化“和谐世界”思想的嫌疑。“和谐世界”是一个理想的目标,是一个政策的宣誓更是一个国家的外交观念。与全球治理比拟的后果是将上述三类定位削减。陆晓红的研究强调理想的目标,而俞可平虽然不反对,但似乎更希望将对“和谐世界”的解读拉回到国家外交观念变化这一主题上。因此,在这个领域的解读虽然极为强调政策性,但是学界似乎也不应该自降标准,窄化解释。

  六、结论

  本文梳理了中国学者自2004以来对全球治理问题的研究成果。通过梳理,我们发现,中国学者正在逐步超越单纯对全球治理理论的引介与评论阶段,开始对全球治理的具体领域(经济治理、环境治理和非传统安全事务的治理)展开视角各异、深浅不同的研究,同时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进程与方式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本文作者通过梳理与总结展示了中国学者在全球治理研究领域的成就与不足,希望中国学者今后能对全球治理领域的具体问题作出更敏锐和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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