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时，苏联及其反法西斯盟国对德国、朝鲜半岛实行了军事占领。苏联在两地的军事管制机构应运而生。本文拟对苏联驻德军管机构、苏联驻朝军管机构建立、运行的背景加以简要比较。

　　一

　　纳粹德国战败在前，日本战败在后。因此，苏联驻德军管机构的成立时间早于苏联驻朝军管机构。盟国对德国问题的讨论是从德黑兰会议开始的。尽快击败法西斯的共同目标，使社会制度迥然不同的苏联、美国、英国走到一起。到1943年，苏军在战场上对德军的优势地位已经确立。美英等盟国也希望苏联尽早对日开战。在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发表声明：苏联准备参加粉碎日本侵略者的战争。但是他的声明是有保留的，即对日作战必须在德国投降之后［1］。斯大林有自己的考虑。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苏联和德国关系的走向常常影响着欧洲乃至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苏德关系和睦，两者皆得利；反目则两败俱伤。卫国战争爆发后，德国对苏联的威胁大于日本。德国在苏德战场前线聚集153个师(超过300万人)，60万辆车辆，3580辆坦克，7184门大炮，2740架飞机。德军还得到12个罗马尼亚师、两个半斯洛伐克师、18个芬兰师的支持。后来，入侵部队还加入了3个意大利师和1个西班牙“蓝狮”［2］。盟国商讨处置德国，进行战后规划时，“对斯大林来说，压倒一切的优先考虑是苏联的安全。”［3］

　　在波茨坦会议上，盟国就对德管制期间采取共同政策中的政治和经济原则达成了协议。雅尔塔会议决定，苏美英达成一致：德国应被分裂，德军应被解散。三国还同意，法国在德国应该有自己的占领区，可以加入盟国对德国军事管制委员会。

　　希特勒政权覆灭后，德国被苏美英法四国分区占领。德国苏占区的范围是：易北河以东，包括东普鲁士和柯尼斯堡周围与立陶宛、波兰、白俄罗斯共和国交界的德国领土。英国占领了所谓的西北占区，美国占领了西南占区。法国临时政府除了也想占领柏林的一部分之外，事实上只对地理上邻近法国边界的地区感兴趣，而这些地区恰好在英美占区之内。因此，法国占区就必须从英美占区中划分出来(下称英美法占区为“德国西占区”)。

　　苏方代表是Г·朱可夫元帅(后由В·Д·索科洛夫斯基元帅接任)。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事委员会1945年4月23日第5号命令，是苏联驻德军管机构成立、开展活动的依据［4］810。Н·Э·别尔扎林上将被任命为苏联驻柏林的第一任城防司令员。别尔扎林出车祸死亡后，由А·В·戈尔巴托夫上将接替其职务。

　　斯大林不会忘记自己国家在俄日战争失败后的利益损失，不会忘记新生苏维埃政权成立伊始日本参与其中的外来武装干涉。随着斯大林工业化的展开，苏联国力不断提升。诺门坎战役让日军领教了苏军的实力。此次战役与《苏日中立条约》使苏联东线无战事，可以全力放手攻打希特勒。德国投降后，在亚太地区反日斗争的浪潮中，日本在军事上已是强弩之末。对日本实施军事打击，不仅可以确保苏联东部的安全，而且有助于扩大苏联对东北亚地区的影响。“迈斯基备忘录”可以说明这一点。该备忘录认为，在构建未来和平和战后秩序时，苏联的具体目标应该是这样一种局势，即在长时间内，至少在欧洲和亚洲，使苏联的安全得到保障，和平得以维持。据此设想，迈斯基陈述了苏联关于未来和平的最佳原则。其中，在亚洲，苏联希望不战而从日本得到南萨哈林和千岛群岛，苏联应支持建立苏、美、英、中“四大国”起决定作用的战后维持和平与安全的国际组织，并争取从美英获得对自己战后重建的援助［5］。1945

　　年夏天，斯大林解释苏联需要千岛群岛和海上军事基地的原因时说：“我们是封闭的。我们的舰队没有通向太平洋的出口。需要让日本从各方面都不堪一击：从北部、西部、南部和东部。我们还需要大连和旅顺，为期30年，以防日本恢复力量。我们可以从那里打击它。”［6］

　　在美国拒绝了苏联分区占领日本的提议后，争夺地处东北亚战略要冲的朝鲜半岛，可弥补苏联在日本之所失。1945年8月15日，朝鲜终于摆脱了日本的殖民统治，迎来了光复的曙光。但是，“8·15”光复并不是依靠民族主体的力量实现的。朝鲜被苏、美两国分区占领。同年9月8日，Д·Р·霍奇中将率领美国第24集团军在朝鲜南部登陆。苏联第25集团军(И·М·奇斯佳科夫、Г·П·科罗特科夫先后任其司令)进驻朝鲜北部。苏联驻朝军管机构设在平壤。它以卫戍司令部为基层组织、以各道苏联顾问为联系中介、以朝鲜北部苏联民政局为中心机关开展工作［7］。

　　盟国占领德国、朝鲜后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尽快恢复当地的基础设施，稳定那里的社会秩序。但是，德国、朝鲜战后重建的起点不同。德国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由于战争使其满目疮痍———所有的公共设施、之前运行的纳粹行政部门都已被破坏。盟国首先要做的就是重建经济并发掘当地的合作者。“苏军卫戍司令部和卫戍处着手工作伊始，就不得不在极端复杂的情况下，解决诸多的困难问题。然而若不广泛吸收当地居民积极参加工作，苏军当局是无法解决所有这一切难题的。各级军事委员会、卫戍处和各政治机关的工作人员，首先吸收了从集中营出来的德国共产党员，以及反法西斯分子和其他民主人士参加各区民政机构的工作。”［4］811

　　朝鲜落后是日本殖民统治的结果：朝鲜人被无情地剥夺了从艺术品到蔬菜的一切东西。一些朝鲜上层人士通过与日本合作保护了身家性命，而且获利颇丰。但是大多数大地主被日本的开发商剥夺了祖传的地产和农业资产。日本还大量使用朝鲜劳动力。到1945年前，多达600万的朝鲜人被日本人强迫当劳工。此外，还有数以万计的朝鲜青年被征募到日本军队，送到南部战场当炮灰［8］。奇斯佳科夫有这样的回忆：“我们对朝鲜民众的生活状况知晓越多，沉重感就越强烈。我们对可怕的贫穷、无安身之所、文盲众多和瘟疫不断感到震惊。”［9］

　　二

　　从短期上看，苏联驻德军管机构、苏联驻朝军管机构的相继建立，为苏联在欧亚大陆防范法西斯势力死灰复燃构筑起两个“桥头堡”。鉴于德、日在欧洲、亚洲策划形成两个战争策源地的历史，苏联驻两地军管机构的一个重要任务是遏制德、日的工业潜力，并借机壮大自身的实力。其突出表现是拆迁德、日的工业设备，它“对于战胜国虽然可以提供有利的时机，以发动或加速工业化进程；但对于战败国则会造成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严重损害。”①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先看德国。1945年初，苏联成立了副外交人民委员И·迈斯基为主席的德国赔偿委员会。它不仅要对苏联在二战期间的人员、财物损失进行总体估价，还负责制定从军事、经济上肢解德国的计划。苏联人民委员会特别委员会、经济部门的专门委员会负责具体搬迁工作，并编制了应当没收、作为苏联实物赔偿的企业、设备、实验室等的清单［10］173。之后，大张旗鼓展开拆迁工作。到1948年春天，苏联已经拆除了一千九百多家工厂，其中近1700家是被整体搬迁的。为解决设备搬迁中出现的生锈、受损等问题，苏联人将德国专家与他们的机器一同运回苏联。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将机器留在德国，把生产出来的产品攫为己用［11］135。德国大学科研潜力也在苏联搬迁之列。德国学者提供了如下案例：苏联专家参观了德累斯顿科技大学并将有价值的东西列了清单。1946年夏，所有物品被装入1400个大箱里。而将这些箱子运送到苏联动用了220列铁路货车。所有的仪器和实验室以及大学图书馆的所有书籍杂志都被运走。随后德国学者也被强迫为苏联工业做研究和工作［12］119。

　　苏联可以直接到德国本土拆迁其设备，对日本工业设备的拆迁则要通过中国东北、朝鲜北部进行。在特别委员会运作的两年时间里，苏联从德国和日本的4786个企业运走了将近100万车皮的各种设备，其中包括655个军工企业［13］173－174。苏军对中国东北日本企业的拆迁有着严格的计划：从1945年9月初开始，至1945年12月3日结束，拆迁重点集中于动力生产输送设备、发电机、实验仪器、实验室、医院，以及开采、化学和水泥等重工业的成套设备上［14］。

　　苏联在朝鲜北部的拆迁，遭到美国的抗议。苏军对鸭绿江水电站动力装置进行局部拆除，并准备将其运回苏联。这些设备及其他“战利品”将通过朝鲜北部铁路运往清津、元山等港口，然后用苏联船舶运往符拉迪沃斯托克。1945年11月8日，美国驻莫斯科大使А·哈里曼致信苏联外交部，对拆除朝鲜北部电站动力装置提出抗议，因为运出这些设备装置“触及朝鲜整个能源产品的50%”［15］149。苏联不得不暂停此次行动。1946年1月，苏美驻朝鲜军事代表举行会议期间，双方再度因此发生争执；美国还派鲍莱为首的代表团到朝鲜北部调查，最后的结论是，苏联并未把工厂设备搬走，而是在试图恢复工业和复兴经济②。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为剪除德国纳粹残余，苏联率先于1945年9月在其占领区进行了土地改革。根据苏联军管机构总司令1945年10月30日和10月31日的命令，扣押了前帝国和纳粹党的全部财产，以及所有被工厂主抛弃的企业③。

　　朝鲜北部在1946年完成土地改革。其打击重点是为日本殖民统治效力的朝鲜人：规定没收日寇走狗、卖国贼、地主及协助日寇侵略的朝奸的土地、庄园、农具、灌溉设备等。将这些土地、农具、牲畜等无偿地分给无地的贫农及少地的农民［16］。随后，开始工业国有化改革。法西斯投降后，德国、朝鲜均面临“向何处去”的历史抉择。两者都要面对盟国军事占领的现实。德国、朝鲜各自战前形成的经济联系，被盟国分区占领人为分割开来。

　　朝鲜南北经济本来相互依赖。北部工业发达，拥有丰富的自然原料和水资源。南部则是重要的农业区。北部过去提供给南部工厂的煤炭和电力，现在被苏联所控制。美国则占据了交通枢纽与谷物生产中心。在与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哈里曼会晤时，驻朝美军司令霍奇将军表示：“建立一个独立的南朝鲜的主要困难在于它依赖共产党统治下的北方的肥料、焦炭、烟煤和电力。南方缺少资源，没有多少东西可以拿出来换取它所需要的原材料。但是北方缺少食品，因为俄国占领军靠着当地供养”［17］。

　　实际上，哈里曼在1945年11月8日曾经致信苏联外长B·M·莫洛托夫。其中提到：“受美国政府之命，我正在考虑，能否与苏联政府就整顿朝鲜通信、贸易、财政和其他尚未解决的争议问题达成协议之事进行谈判”；在信尾有这样的话：“美国政府希望知道，苏联政府是否授权驻朝苏军司令就此事与霍奇将军谈判；或者，是否希望两国政府就上述问题进行讨论”［18］97。这表明，美方是关注朝鲜南北经济往来的。苏、美驻朝军队统帅部在朝鲜南北经济往来上也有分歧，包括：1945年9月13日和10月2日，美国第24集团军司令先后两次向苏联第25集团军司令提出了关于每月从北部调拨7万吨供铁路、企业及住宅供暖之用的煤炭、50吨硫酸铝、30吨供汉城饮用水净化之用的液态氯。直到11月中旬，这些问题仍未解决。部分原因在于美国未向苏联统帅部支付费用。仅1945年8—9月，朝鲜南部从北部调拨了价值40万元的电能，却未支付费用［15］148。朝鲜领袖之反对此项划分，乃基于经济立场，据称：两占领区政府间事实上并无联系，平时南部供应全国之粮食，西北部则拥有该国之水力发电及其重工业之大部，南部仰赖北部之动力，朝鲜领袖并因两个占领政府实将妨害独立朝鲜政府之最后建立而反对此举［19］1072。随着“三八线”日益被封锁，朝鲜南北经济联系中断。德国苏占区尽管受战争破坏的程度较低，但在原材料供应方面严重依赖西占区、而且人口结构也相当不合理。美国对其占领区的经济规划多有无法落实之处。苏联占区用农产品及原材料交换西占区的部分被拆除的工业设备的协议只实施了两个月就终止了［19］1072。

　　战争对德国、朝鲜劳动力是巨大的消耗。苏联向两地输出其劳改营制度：1945年苏联红军横扫德国时，苏联军事当局立即开始建立劳改营，最后总共建立了11个特别劳改营。其建立目的是为打断德国资产阶级的脊梁，关押的法官、律师、企业家、商人、医生和记者，其中甚至包括一些希特勒的反对者。在朝鲜北部，约有40万人已经作为囚犯死在劳改营中［20］。不同于英美两国很快释放其战俘，苏联关押的成千上万的德国战俘之中，有一部分直到1956年才被释放［12］116。

　　作为战胜国，苏联在德国、朝鲜获得了诸多益。苏联对外政策的重点是维护、巩固其既得利

　　益。随着苏美对抗日益公开化，苏联对德、日工业设备的拆迁有所调整，由削弱转而扶植当地经济。以最初准备搬迁的119家德国工厂为基础，苏联成立了31个股份公司。以此加强对其德占区经济的控制。这里工业总产值的近30%属于苏联。专门生产铀的“维斯穆特”股份公司在其中最具战略意义［21］。不仅如此，根据苏联驻德军管机构司令1947年6月4日的第138号命令，成立了德国经济委员会。其目的在于协调和计划苏占区经济的恢复工作。委员会由各专区经济管理局的领导人、“自由德国工会联合会”的代表和农民互助联合会的代表组成。根据1948年2月12日第32号命令，经济委员会具有立法权，并于1948年3月9日对经济委员会进行了改组。在朝鲜北部，苏联分别在1946年、1947年两次转交出日本留下的工业企业、交通运输企业、银行、行政大楼、文化场所、住宅及其他财产。仅1946年9—10月转交的工业企业、财产和物资的总值就达4726316361元［15］150。这样，苏联在两地的占领区开始向苏联模式转进。经过疾风骤雨式的改革，当地的传统精英已经被消灭殆尽。

　　相比之下，德国西占区、朝鲜美占区并未进行彻底的经济结构改革。1947年1月1日，英占区和美占区合并为双占区。其“真正目的是创建一个新的西部德国的政治实体，其中经济委员会扮演着类似政府的角色。”［11］137法国后来加入。

　　三

　　比较苏联驻德军管机构、苏联驻朝军管机构的建立及运行，可管窥苏联及其盟国关系从合作走向冷战过程之一斑。从国际环境上看，1945—1946年的美苏关系还正处于一个从合作走向对抗的过程，苏联与其战时盟国在德国、朝鲜问题上尚有合作的愿望。德国要承受第三帝国和冷战的双重遗产，朝鲜面临日本殖民统治和冷战的影响。朱可夫元帅评价盟国对德国军事管制委员会工作时指出：“必须承认，美英对参加管制委员会的工作，是预先作了全面准备的。他们手里有编写得很好的有关整个德国以及德国的经济和军事潜力的参考文件。……苏联在对德作战的重要作用，美英关心苏联早日出兵对日作战，这是管制委员会初期工作比较顺利的原因。”［4］842－843除了共同在纽伦堡对主要战犯进行审判外，苏联与其战时盟国对德国战后民主化改革的立场和做法差异很大［11］128－132。

　　两者对占领区政党的政策不同。1945年6月10日发布的苏联驻德军管机构总司令第2号命令，允许成立反法西斯的政党和组织，并且可以开展活动。同年秋，德国西占区当局要求由个人志愿组成的、有意成立新党的团体向当局申领组建政党的许可证。许可证的发放被严格控制。在苏联的策划下，1946年4月，苏占区的德国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合并为统一社会党。

　　朝鲜的情况与之有相似之处。与美国不同，苏军不仅承认各地人民委员会的合法地位并且推动其发展。与德国不同，朝鲜左翼、右翼政党在日本投降后建立了人民共和国，但是双方围绕莫斯科外长会议有关朝鲜托管决定的斗争却日益激烈。1945年12月27日，苏联、美国、英国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决定设立美苏占领军代表组成的联合委员会对朝鲜进行改造和治理，主要任务是同朝鲜各民主组织商讨建立统一临时政府。在如何执行莫斯科外长会议决定问题上，朝鲜政党出现分化：朝鲜共产党为首的左翼支持托管，李承晚、金九为首的右翼反对托管。朝鲜北部的民族主义者以曹晚植为首，它在苏军进入朝鲜初期一度很有影响。曹晚植不仅反对莫斯科外长会议决定，还与李承晚、金九联络。苏联清算了曹晚植，加大了对金日成的支持力度。曹晚植的政治浮沉不单单是个人事件，很多曹晚植的支持者———民族主义资产阶级、僧侣、知识分子成为朝鲜北部体制实际的和潜在的反对者。随着“苏籍朝鲜人”和侨居国外的朝鲜共产党人归来，朝鲜共产党的力量不断壮大。1946年1月3日，苏联驻朝军管机构负责政治工作的А·М·伊格纳齐耶夫召开朝鲜北部报纸编辑和书刊检查员会议，向与会者布置了工作任务，即通过报刊向居民正确宣传莫斯科决定、与企图歪曲该决议精神的亲日派斗争、培养朝鲜人民对莫斯科决定的信任感、号召人民解决当前的问题等［18］105－106。1946年7月，金日成领导的北朝鲜共产党与金枓奉为首的新人民党合并。

　　美国宣布“马歇尔计划”以后，苏美关系明显走向对抗。1947年10月，美国驻德武装力量总司令克莱将军发布了关于在美占区允许公开批评苏联的命令。在此之前，是禁止公开反对盟国的。在朝鲜，美国自莫斯科外长会议以来就纵容右翼势力的反托管运动。苏联驻两地军管机构依靠当地的左翼力量、联合当地的文化协会来应对。邱平在1949年发表的《韩国的厄运》一文中指出：朝鲜问题至今已演化成苏美间思想上的直接冲突。在德国问题、朝鲜问题上皆有一个不可突破的人为防线，两边都有不同的币制，对立的政府［19］1680。这个分析是有道理的。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