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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乡村与信息赋能:弥合城乡数字鸿沟的可行能力框架
2020年05月22日 09:04 来源:《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 作者:吕普生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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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现代信息与通信技术正在转变为新的生产要素和治理工具,为打破传统城乡分化状态进而推动新时代乡村振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然而,城乡之间正在扩大的“数字鸿沟”阻碍着城乡融合进程。城乡数字鸿沟可视作人们接触和使用信息资源的一组机会和能力的城乡分化状态。这些机会和能力的组合即是信息可行能力集合,包括信息生产的可能性、信息接入的可及性、信息支付的可担性和信息使用的知能性。当前我国城乡数字鸿沟就体现为农村居民在上述四个维度上处于劣势当中。如果得不到有效弥合,城乡数字鸿沟很可能会导致农业在数字化转型中落伍、农村在数字贫困中面临新的不平等、农民在公共决策参与中陷入“数字民主鸿沟”,最终阻碍城乡融合进程。

  关键词:城乡数字鸿沟 数字乡村 可行能力 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D4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804(2020)02-0069-1169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整体政府理论的县域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研究”(18BZZ08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吕普生,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城乡发展极不平衡,是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中最突出的一个方面,而城乡发展失衡的关键,又在于农村基础设施、经济发展、物质生活、民生服务和文化建设等各领域都还存在一系列短板。能否最大程度补足农村发展短板,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中实现乡村振兴,不仅影响到5.6亿农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且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也再次强调,要立足国家制度建设层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

  一、问题提出及文献回顾

  为应对城乡发展失衡问题,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如何全面推动乡村振兴,已经成为新时代执政党、国家和整个社会面临的重大命题。长期以来,城市现代工业经济与农村传统小农经济分立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使得城乡之间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形成了城乡“经济鸿沟”;而城乡区隔的户籍制度将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锁定在户籍身份上,限制了农村居民的跨域流动和向城流动,也使农村居民难以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形成了城乡“社会鸿沟”和“福利鸿沟”。作为经济和社会分化的结果,城乡居民之间在信息基础设施的接入程度、电子资源的获取机会、信息通讯设备的支付能力、数字信息的应用意识和使用能力等方面都存在显著差距,形成了城乡“数字鸿沟”。根据第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城乡之间无论是在互联网普及率还是在网民规模方面,都存在显著差距,而且呈扩大之势。如何妥善应对城乡信息分化态势、有效弥合城乡数字鸿沟,成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重要现实问题。

  数字鸿沟是信息富有者与信息匮乏者之间在信息获取与处理方面的差距。早在1995~2000年间,美国连续发布的4份经典报告《在网络中落伍》明确提出了数字鸿沟问题,意指经济体之间在信息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信息基础设施的普及、信息的获取与处理能力等领域存在的差距现象,认为数字鸿沟已经成为美国面临的主要经济问题和公民权问题。在此之后,数字鸿沟问题引起各国政府、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的普遍重视。

  对于如何衡量(城乡)数字鸿沟,学界大体有二维论、四维论和六维论三种观点。二维论认为数字鸿沟是“处于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个人、家庭、企业和地区之间在获得通信技术的机会上,以及在互联网的使用上所存在的差距”。这实际上是从接入机会和有效使用两个方面的差距来理解数字鸿沟,在学界得到较多的认可。基于这种区分,翟本瑞将数字鸿沟进一步理解为两个序位的鸿沟:第一序位存在于信息拥有者和信息欠缺者之间,第二序位存在于使用良好者与使用不良者之间。这两个序位的数字鸿沟还被理解为初级鸿沟和次级鸿沟。

  区分接入(拥有)和使用的二维视角在我国城乡数字鸿沟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包括国家信息中心早期发布的《中国数字鸿沟报告》以及其它讨论城乡信息分化的研究都立足于二维框架。不过,也有学者主张突破传统的二维视角,从信息技术的意识、接入、利用和环境四个维度来构建一套测度我国城乡数字鸿沟的指标体系,其中信息技术意识涉及信息主体是否想要接入或使用信息技术,而信息技术环境涉及信息主体的经济收入、消费水平等影响信息技术接入的外部条件。这种理解的依据是,城乡数字鸿沟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经济和社会问题。四维论超越传统的技术主义路线,极大地拓展了对于数字鸿沟问题的理解,在后续研究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比如,有学者从信息基础设施、信息利用、信息意识和信息环境四个维度,分析我国城乡数字鸿沟与贫困状况之间的显著正相关关系。

  四维论面临的一种批评是,它是一般化的数字鸿沟测量体系,在应用于中国城乡数字鸿沟方面缺乏对于城乡差异性本身的深度审视,比如城乡之间在经济发展、教育状况、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距。为了更准确地反映出城乡之间的差异性,一些学者试图充分引入城乡差异性元素,构建一套具普适性的城乡信息鸿沟测度指标体系,具体包括信息资源、信息基础设施、信息技术利用、信息行为、信息素养和信息环境六个维度共45 项指标。

  从既有研究来看,全球范围内对于数字鸿沟问题的关注和研究仅有20余年时间,而中国城乡数字鸿沟问题也只是在近10余年才开始受到重视的。直到2018年1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才首次明确提出要实施数字乡村战略。以数字乡村战略弥合城乡数字鸿沟进而推动乡村振兴,可以说是大有可为的新兴研究领域。既有文献在如何理解和测量城乡数字鸿沟方面已经作了有益的探索,特别是提供了可资参考的测量指标和经验数据。

  不过,现有研究对于城乡数字鸿沟问题的理解存在两大局限:一是虽然强调了信息接入的城乡差异,但暗含着一种信息设施接入自动带来信息资源接入的假定,忽视了数据封锁和信息壁垒所带来的城乡数字鸿沟问题,这要求我们把数据开放和信息扩展程度纳入到对于信息接入的理解当中。二是局限于后向探索,关注的是信息接入与使用以及影响接入与使用的因素,而对于作为信息接入与使用的前置环节的信息生产(比如信息技术研发、智能设备生产、网络信息资源的生成等)所隐含的数字鸿沟问题,则被许多研究忽视了。这要求我们反思单纯的后向探索方式,将触角逆向延伸到前向探索即信息生产领域。如何在一个同时关注前向探索和后向探索的更具整合性的分析框架中理解我国城乡数字鸿沟,探讨其可能带来的新型城乡二元分化风险,进而为有效弥合城乡数字鸿沟提供新的思路,正是本文着力探讨的问题。

  二、在可行能力框架中理解城乡数字鸿沟

  城乡之间无论是在信息生产、信息接入及扩展方面的差距,还是在信息意识、信息使用和信息支付方面的差别,归根结底都是城乡居民在接触和使用信息资源的机会和能力方面的差距,而农村居民在这些机会和能力方面处于显著劣势当中。可以说,城乡数字鸿沟本质上是接触和使用信息资源的一组机会和能力的城乡分化状态,这种信息差距及其发展态势也被称之为“信息分化”。本文把这些机会和能力的组合称之为信息可行能力集合,以便为理解和应对城乡数字鸿沟问题提供一个更具整合力和更有深度的分析框架。根据从信息生产到信息使用的客观完整过程,农村居民在信息接触和使用方面的可行能力包括以下方面:

  一是涉农信息产品生产和涉农信息资源提供的可能性,也就是在信息生产环节,智能产品和信息资源的提供方是否有动力将现代化信息技术应用于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只有在信息供给方提供契合农业生产与农村生活的信息化产品与服务的时候,发展数字农业和建设数字乡村才具备技术的可能性。二是在信息接入和扩展方面农村居民的可及性,也就是农村地区信息基础设施的就绪程度和信息资源向广大农村地区的有效传递、开放共享程度。三是在信息消费方面农村居民的可担性,具体指农村居民在信息产品和信息资源的消费过程中是否具备支付能力。四是在信息使用方面农村居民的知能性,即农村居民是否具有使用现代通信技术改善生产生活的意识和意愿,是否掌握相关的信息知识,是否具备信息收集、处理能力以及依据数字信息加以决策的能力。概言之,信息生产的可能性、信息接入(含信息扩展)的可及性、信息支付的可担性和信息使用的知能性,共同构成了信息可行能力集合。只有在上述条件得到充分满足的情况下,农民居民才真正拥有将现代信息技术应用于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的可行能力,而当前我国城乡数字鸿沟就体现为农村居民在这四个逻辑一贯的维度上处于显著的劣势当中。

  1、信息生产鸿沟:信息生产的城市化和知识化偏向

  信息生产领域的城乡数字鸿沟是指信息技术和数字化产品的提供商将信息研发、生产和应用的主要人力和财力投放在利润率更高的非农事务领域,而涉农事务的信息化由于利润率较低或短期内缺乏市场而不为提供商所重视,与此同时政府也未及时矫正这种信息生产的城乡分化倾向。从数字农业发展和数字乡村建设角度看,信息生产领域的城乡数字鸿沟首先体现为信息化农业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匮乏,比如在农田基本建设的信息化和自控化、畜禽棚舍环境监测与调节的智能化、农产品仓储环境监测的信息化与自控化等方面,目前数字信息技术的应用都还非常有限,特别是能够为小农户所应用的信息化生产工具更为稀缺。其次,城乡生产性数字鸿沟体现为涉农数字化信息资源供给不足。涉农资源既包括土地、水、气候、生物等影响农业生产的自然资源,也包括如何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如何使用农机技术以及如何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农业技术资源,还包括资本、劳动、需求、价格和物流等方面的农业市场资源。这些涉农资源一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数字化和信息化,另一方面更需要整合成有序化信息集合,形成可供农户应用的农业资源信息系统。再者,城乡生产性数字鸿沟还体现为适用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农村日常生活和公众参与的信息技术供给不足。

  作为信息接入与使用的前置环节,信息生产领域的城乡数字鸿沟在大多数研究中都未引起重视,原因在于生产性数字鸿沟具有极强的隐蔽性。这种不易为人察觉的生产性数字鸿沟受到市场化生产模式的影响。信息通讯产品属于高新技术领域,其研发、生产和应用需要巨额资金投入。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信息通讯产品的供给商就必须遵循市场规律,面向具有支付意愿和能力的群体,生产出具有市场需求的信息化和智能化产品。这种市场化模式的结果,是信息通讯产品的生产和应用带有强烈的城市化和知识化偏向,因为城市中具有信息意识、知识和技能的群体不仅需要现代化信息通讯产品,而且具备支付意愿和能力。相反,长期以来农村经济发展的滞后性抑制了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对于现代化信息通讯产品的市场需求,从而限制了供给商在数字农业领域的研发和生产。当然,市场化生产模式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要通过国家战略安排来矫正市场化模式的局限,将信息与通讯技术的研发和生产导向国家亟需的乡村振兴领域。

  2、信息接入鸿沟:信息基础设施接入和信息扩展的城乡差距

  信息基础设施的接入程度和信息扩展程度都影响到人们对于数字信息的可及性,然而农村在这两个方面都与城市存在显著差距。在信息基础设施的接入指数方面,学界已经作了很多讨论,构建了一系列衡量指标,包括每百户家庭彩色电视机、固定电话、移动电话、电脑拥有量,人均通信业固定资产投资,每平方公里人均光缆长度、接入互联网的家庭比率或互联网普及率等等。其中,互联网普及率的城乡差异是反映信息接入鸿沟最为直观的指标。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历年发布的《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1~2018年间,尽管城乡互联网普及率都在提高,但二者的差距却呈扩大趋势,2011年农村地区比城镇滞后33.9%,2018年滞后程度扩大到35.8%。从最新的2018年数据来看,农村地区人口规模依然庞大,而互联网普及率却仅有38.4%,说明农村地区仍有绝大部分居民没有接入互联网。

  与广受关注的基础设施接入鸿沟不同,信息资源扩展程度的城乡差异很少受到重视。信息扩展程度涉及到信息的有效传递和开放共享。实际上,农村地区不仅在信息基础设施接入方面远远滞后于城镇,即便在已经接入信息基础设施的地方,受山区地形复杂、信息基础设施密度低且配置低的影响,许多农村地区的信息传递质量也比城镇差得多,这主要表现为网络传输速度的城乡差别、移动手机和广播电视接收信息的质量差异。此外,信息的开放共享程度既与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信息封闭有关,也与信息背后连带的线下资源有关。尽管现代信息技术和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从人人互联走向万物互联的条件,但农村地区不仅在人人互联方面滞后于城镇,在线上与线下互联方面更是天然之别。以线上购物为例,受农村地区需求较少、交通运输成本高、快递业向农村地区延伸滞后的影响,城市物品要通过互联网流通到偏远农村地区,依然面临很大的障碍,农民居民即便接入互联网并且具有使用能力,也难以像城镇居民那样享有万物互联的便利。

  3、信息支付鸿沟:经济分化带来信息支付能力的城乡差距

  在衡量信息基础设施接入的相关指标中,光纤和移动通讯网络等前端设施的接入状况大都跟政府、运营商的投入程度有关,而手机、电脑等终端设施则跟用户的支付能力有关。即便在信息就绪的情况下,用户是否使用以及多大程度上使用信息化设备和网络资源,也受经济考量的制约。因此,支付能力的城乡差距是衡量城乡数字鸿沟的关键维度,它影响到民众对于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可担性程度,从而影响到民众能否获得优质的信息资源。正如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所强调的,“在信息的获取和供应中压倒一切的决定性因素是支付能力。”

  支付能力主要取决于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和产品价格。在市场定价的前提下,城乡居民对于信息化产品和信息资源的支付能力差别就主要体现为城乡收入差距。根据国家统计局2013年以来城乡一体化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的新口径统计数据,2013~2018年间,虽然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55%)快于城镇居民(48%),但与城镇居民的绝对差距仍呈扩大趋势,其中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的2.7倍。从人均消费水平看,在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数据中,跟信息消费密切相关的两项消费支出分别是(a)人均交通、通信消费支出和(b)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2017年,城镇居民a、b两项消费支出(6169元)是农村居民(2680元)的2.3倍,这意味着农村居民在信息技术产品和信息资源方面的消费能力远远弱于城镇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城乡差距从根本上决定了城乡之间的信息支付鸿沟。

  4、信息使用鸿沟:植根于城乡教育差距的系统性知能差距

  信息接入和支付鸿沟,最终也会在信息使用环节反映出来。信息使用层面的城乡数字鸿沟既有信息使用数量或频率方面的差距,也有信息应用深度方面的差别,前者可以通过网民规模来衡量,而后者主要通过网民对于互联网的具体应用方式来分析。就网民规模而言,2011~2018年间,我国城乡网民规模一直存在巨大的差距,其中城镇网民规模大体维持在71.4%~73.5%之间,而农村网民规模长期停留在26.5%~28.6%之间,也就是说,在全国所有网民中,仅有略多于四分之一的网民来自于农村地区,农村网民在总体网民中的占比远远不及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后者在近8年快速城镇化的背景下未曾低于40%(图1)。

  

图1 城乡网民规模差距与城镇化进程(2011-2018)

  就互联网的具体应用而言,城乡网民之间存在着更为深层次的应用性鸿沟。近年来的《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一般将个人的互联网应用分为五大类:一是基础应用类,包括即时通信、搜索引擎、网络新闻和社交应用;二是商务交易类,包括网络购物、网上外卖和旅行预订;三是网络金融类,包括互联网理财和网上支付;四是网络娱乐类,包括网络音乐、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视频和网络直播;五是公共服务类,包括共享单车、网约车和在线教育等等。在基础类(新闻资讯除外)和网络娱乐类应用方面,农村网民与城镇网民的使用率差别不大,其中即时通信、网络音乐、网络游戏、网络视频等应用的使用率低于城镇网民大约4-10个百分点。但是,在商务交易类、网络理财类和基础类的新闻资讯应用方面,农村网民的使用率与城镇网民差距较大,其中网络购物、旅行预订、网上支付和互联网理财等应用的使用率差距在20%-25%之间。此外,部分公共服务和商务交易应用具有显著的城乡区域化特点,城镇网民在共享单车、网约车和网上外卖等应用方面更为突出(这与农村缺乏相应的线下服务有关),高于农村网民20个百分点以上。这些差异表明,农村网民对于互联网的使用大抵停留在即时通信和网络娱乐这些使用门槛较低的浅层次应用方面,而在较为复杂、具有较高技能和文化要求的应用方面,农民网民的使用深度远远不如城镇。

  信息应用深度跟人们的信息知能以及决定知能差距的教育状况密切相关。在2018年底的非网民当中,农村地区占了63%以上,而非网民不使用互联网的主要原因是缺乏使用技能和受限于文化程度。根据第43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不懂电脑/网络技能和文化程度限制导致非网民不上网的占比分别为54.0%和33.4%”,因年龄太大或太小不上网的非网民占比为11.2%,没有上网设备、不需要/不感兴趣、没时间、当地无法连接互联网等原因造成不上网的比例均未超过10%,其中因无法连接互联网而造成不上网的比例仅为4.3%。由此可见,信息使用技能和文化程度是影响信息使用状况的关键因素,二者可以统称为信息知能,而这些信息知能的养成又与教育状况密不可分。可以说,城乡之间系统性的信息知能鸿沟植根于城乡教育差距,不彻底改变城乡失衡的教育格局,不有效提升农村居民的文化水平和信息使用能力,仅提高信息接入程度和支付能力仍难弥合城乡数字鸿沟。

  三、城乡数字鸿沟带来的问题

  在数字化浪潮奔袭而来的时代,数字差别被认为正在成为继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体脑差别之后中国社会的第四大差别。更为严峻的问题是,数字差别跟城乡差别叠加在一起,相互强化。城乡数字鸿沟本身是城乡经济和社会的结构性分化的产物,如果得不到合理抑制和有效弥合,它很可能会进一步强化城乡社会的结构性差距,带来新的城乡二元分化风险。

  (一)农业的数字化转型受到制约

  城乡数字鸿沟衍生的第一大风险就是新的城乡经济落差,这种经济落差在数字经济中将会表现得更为显著。当前中国社会正在步入一个以数字化生产力为基本特征的数字经济阶段。“数字经济是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数字技术创新为核心驱动力,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通过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提高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加速重构经济发展与政府治理模式的新型经济形态。”从其构成来看,数字经济包括数字产业化(即信息通信产业)、产业数字化和数字化治理三个方面。其中,产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增长的重要一极,它将现代数字技术应用于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等传统产业领域以实现其数字化转型,在改变其生产模式的同时提高生产效率、产品质量和数量。据有关统计,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1.3万亿元,名义增长20.9%;数字经济总量超过GDP的三分之一,达到34.8%;其中产业数字化部分的经济规模为24.9万亿元,占数字经济比重由2005年的49%提升至2018年的79.5%,表明现代数字技术正在加速渗透到各个产业领域,产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

  从数字经济的内涵和它带动的经济增长效果可以看出,数字经济使得主要的生产力要素发生变化,数字化的信息和知识成为核心生产要素。能否充分接触和有效使用数字化信息,很大程度上将决定农业、工业、服务业等产业领域数字经济的发展状况。但是,城乡数字鸿沟却给不同门类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带来了差异化的机遇。由于涉农信息技术匮乏、农村地区信息接入和使用水平较低,农业生产的数字化转型空间受到极大的限制,使得农业领域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远远滞后于非农产业。2018年服务业和工业领域的数字经济占行业增加值的比重(数字经济比重)分别达到35.9%和18.3%,而农业领域数字经济比重仅有7.3%,农业生产数字化程度远远低于全行业数字化水平,并且2018年相较于2017年的增长速度也显著慢于服务业和工业。这意味着农业生产在作为新经济形态的数字经济浪潮中已经被远远地抛在后面,除非城乡数字鸿沟能够得到有效填平,否则这种新型城乡经济分化还会继续扩大。

  (二)农村的社会建设面临新的挑战

  城乡数字鸿沟除了导致数字经济发展机会的不平等之外,同样也会在社会领域滋长一些新的问题。

  首先,根据上文提出的可行能力框架,城乡数字鸿沟本质上是城镇与农村居民在获取和使用信息资源的一组机会与能力上的不平等状态,突出地表现为农村居民获取和使用信息资源的可行能力的匮乏,也就是“数字贫困”。可以说,农村地区的数字贫困本身是一种植根于经济贫困但又不同于经济贫困的新型贫困状态,它除了与经济支付能力有关之外,也与农村居民在信息意识、信息技能和文化程度等知能性因素方面的能力不足密切相关。

  其次,城乡数字鸿沟阻碍了农村居民的向城流动,包括阻碍农村居民对于数字化信息资源的共享利用。农村居民流向和融入城市,实现城市化,就需要掌握城市生活的基本技能,适应当前城市社会通过互联网络发布信息、供给服务、参政议政的生活方式。然而,对于信息知识短缺和使用能力不足的农村居民而言,即便流动到城市,要真正适应基于互联网的万物互联生活方式进而融入城市社会也是相当困难的。因此,农村居民信息使用能力的贫乏状况,极大地限制了他们的向城流动趋势。对于留在农村的居民而言,获取和使用信息资源的可行能力的不足,也使得他们要么难以接触数字信息,要么不善于有效使用数字资源,因而被排斥在信息服务之外。这种情况在农村学龄儿童难以分享和使用线上教育资源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它所引起的城乡教育差距和贫困的代际传递问题也亟待破解。可以说,城乡数字鸿沟既镶嵌于现有的城乡结构性分化体系当中,也进一步再生产新的城乡不平等。

  再者,数字鸿沟对农民的政治参与也存在影响。在获取和使用数字化信息的可行能力上的短缺,将阻碍农村居民进行网络政治参与。据统计,截至2018年12月底,我国非网民规模仍有5.62亿,其中农村地区非网民占总量的63.2%,这意味着有大量的农村居民难以通过网络政治参与方式表达利益诉求,与此相对的则是我国越来越多的公共决策通过互联网来征求民意。对于缺少接触和使用网络设备的机会和能力的农村居民,这无疑是一种新的鸿沟。

  四、基于可行能力框架的数字乡村战略

  城乡数字鸿沟带来的系列风险,要求我们必须采取有效举措及时加以应对和防范。与此同时也需要认识到,在信息社会,数字化的信息和知识甚至网络本身已经转变为生产力的新要素,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正在塑造万物互联的新时代,为每一个具备信息可行能力的群体提供了新的发展机会。如果农村居民能够及时把握数字化时代的新机遇,将现代信息通讯技术有效地应用于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那就极有可能加速推动乡村振兴。因此,以数字乡村战略弥合城乡数字鸿沟,就成为当前我国推动乡村振兴的重大举措。笔者以为,我们可以立足于本文提出的可行能力框架,从扩充农业信息化空间、提高农村信息可及性、增强农民信息支付能力、培育农民的信息知能以及推动农村互联网应用等方面,探讨弥合城乡数字鸿沟的可能路径。

  1、扩充农业信息化空间:涉农智能产品生产与农业数字化转型

  信息生产内在的城市化和知识化偏向大大降低了信息技术服务方研发和生产涉农智能产品的可能性,从而在初始环节挤压了农业信息化空间。实现农业生产的数字化转型,最根本的前提是政府要加大力度推动涉农数字化产品的研发生产与涉农信息的整合性提供。一方面,通过税收减免等方式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鼓励信息技术服务方开展农业科技创新,研发和生产适合于大中小不同类型农户、农业生产不同环节、以及差异化农业生产条件的数字化农具、自控化农业生产系统等智能产品。在市场化激励不足的情况下,还可以建立涉农智能产品生产专项基金,用于补贴涉农智能产品的研发和生产。

  另一方面,各级政府还要联合信息服务企业,着力推动涉农资源的信息化建设,将影响农业生产的自然资源信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技术资源信息、服务于农产品流通消费的市场资源信息加以数字化和整合化,建立面向农户和社会的数字化涉农资源信息系统或农业农村大数据中心,为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的数字化转型提供大数据服务。同时,还要打破政府涉农职能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大力推动涉农政务数据的开放共享,为农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一体化政务信息服务。

  2、提高农村信息可及性:政企合作加快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当前我国数字乡村建设面临的最突出挑战是农村地区信息基础设施极其薄弱。弥合城乡数字鸿沟,最关键的环节是加快农村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提高农村居民对于现代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可及性程度。对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在2019年5月发布的《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中把“加快乡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视作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的第一项重点任务,要求大幅提升乡村网络设施水平,开发适应“三农”特点的信息终端和应用软件,加快乡村水利、电力、公路、冷链物流等基础设施的数字化转型,到2025年实现明显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在提升乡村网络设施水平方面,重点是“加快农村宽带通信网、移动互联网、数字电视网和下一代互联网发展”,全面实现数字包容,让所有城乡居民享有接触现代通信技术的平等机会,最大限度地享受基本信息服务。

  加快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需要政府切实履行公共物品供给职责,特别是要加强统筹规划和顶层设计,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比例并落实财政支出责任。在信息社会,信息基础设施将成为社会生产的基本劳动资料和大众生活的必要物质条件,应当纳入准公共物品范畴,为城乡所有居民提供基本的互联网接入端口,使得有使用意愿和支付能力的居民都能接入互联网。另一方面,也要鼓励电信企业、广播电视企业和民间资本公平参与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扩充资金来源,增强建设主体力量。根据“中央资金引导、地方协调支持、企业为主推进”的原则,充分调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电信企业等多元主体参与农村及偏远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积极性。

  3、增强农民信息可担性:降低信息成本与增加农民收入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旨在实现农村地区普遍的信息就绪,但农村居民是否使用信息,还取决于他们的支付能力,而支付能力与信息服务成本和农民收入水平有关。因此,提升农民的信息支付能力,既要切实降低信息服务成本,更要着力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在降低信息服务成本方面,既要打破电信行业垄断,让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到信息服务领域,也要鼓励电信企业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针对不同地区的收入水平制定差异化的资费方案,在普惠性提速降费基础上,根据发展滞后农村和边远地区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减少电信服务收费项目并降低资费标准。当然,信息服务成本的降低是有限度的,因而需要在农民的信息可担性与电信运营商的运营活力之间保持适度的平衡。从长远来看,提升农民的信息可担性,还在于通过发展农村经济切实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其支付能力和消费水平。

  4、培育农民的信息知能:短期技能培训与长期教育投入

  在具备信息支付能力的情况下,农民居民如何将信息技术应用于生产生活,与他们的信息知能情况密切相关。受信息意识、信息技能和教育程度所限,一个常见的现象是,许多具备支付能力的农民并不使用电脑和网络设备,那些使用移动通讯网络的群体,也主要限于即时通信和网络娱乐方面,很少将现代通讯技术应用于商务交易、网络理财和网络公共参与。改变这种状况,必须立足当前和长远培育农村居民的信息知能。从短期来看,有效的办法是推动信息技术下乡,通过建立县乡两级信息技能培训站,为农村居民提供专业化和集中化的信息技能培训。从长远来看,培育农民信息知能的根本办法是提高农村地区信息知能的教育水平。一是加大义务教育投入力度,实现乡村义务教育学校宽带网络全覆盖。二是在义务教育阶段增加信息技术课程,开展信息知能教育,最大限度阻断农村居民在信息能力匮乏方面的代际传递,缩小下一代城乡居民之间的信息不平等。

  5、推动农村互联网应用:双向资源流通与城乡融合发展

  尽管城乡之间仍然存在数字鸿沟,但现代互联网技术、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的迅速发展,为加速城乡互联互通和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在互联网接入就绪的农村地区,缩小城乡数字鸿沟还有赖于大力推动互联网在农村经济、社会生活和公共决策中的实际应用。农村互联网应用涉及到发展农村数字经济、构建乡村数字生活和推动乡村数字治理等多个方面。

  就当前而言,农村互联网应用的关键在于推动城乡双向资源流通,建立万物互联与融合发展的新型城乡关系。一方面是从城到乡的资源流通,主要是通过建立农村导向的资源配置机制,引导网络、信息、技术和人才等资源向农村地区流动,以信息流带动资金流、技术流、人才流和物资流,大力扩充和激活农村地区的要素资源,激发乡村振兴和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通过建设连接城乡的智慧物流中心,打开城镇商品流向广阔农村市场的闸门,满足农村居民对多样化在线商品的市场需求;通过线上与线下民生服务的融合发展,推动医疗卫生、教育服务、技能培训等民生服务向农村地区延伸,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共享化。另一方面是从乡到城的资源流通,主要是借助“互联网+”农产品工程,构建更畅通的流通渠道和更立体的销售网络,将农产品和民族产品推向更宽阔的城镇市场;借助“互联网+”就业服务,为农村居民掌握城镇就业信息、实现向城流动提供更多机会和便捷条件。可以说,以互联网为媒介建立起双向资源流通和万物互联的新型城乡关系,是当前我国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可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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