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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时代中共党史话语体系的创新
2020年11月02日 10:50 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5期 作者:沈传亮 字号
2020年11月02日 10:50
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5期 作者:沈传亮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摘要:进入新时代,无论是从推动党史学科健康持续发展还是从适应历史新方位和不断满足阅读者的新需求,创新中共党史话语体系都十分迫切。创新中共党史话语体系,既要抓住若干关键点,包括精准感悟词汇的历史味道、注重回应时代需求、注意提炼概括党史叙述的关键词等等,又需要做很多基础性工作,包括夯实中共党史研究的基础、秉持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构建创新话语体系的共商共享平台,等等。

  关键词:新时代;中共党史话语体系;话语体系创新

  作者简介:沈传亮(1976-),男,山东莘县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基金项目: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资助项目。

  中国共产党经历百年风云激荡,由起初一个弱小的秘密政治组织,成长为拥有全国执政地位的世界第一大党。历史和实践表明,自创建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应对变局、突破困局、化解危局,攻坚克难铸就辉煌,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的政党发展奇迹,可谓百炼成钢。如何准确、客观、真实地叙述这一百年大党的理论创新史、艰苦奋斗史、自身建设史,已成为学界比较关注的热点话题。其中,学界对创新中共党史话语体系进行了初步阐释(注:主要有杨凤城:《关于党史研究的规范和话语、视野和方法问题》,载《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5期;彭祥睿、朱志敏:《构建中共党史学科话语体系若干问题》,载《党史研究与教学》2015年第4期;沈传亮:《构建中共历史研究的新话语体系》,载 《学习时报》2017年6月2日;沈传亮、王蕾:《再论构建中共历史研究的新话语体系》,载《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汪兵:《新时代中共党史研究话语体系建构的维度》,载《甘肃理论学刊》2019年第4期,等等。),总体处于起步状态,还有很多基础性问题没有破题。就新时代创新中共党史话语体系的必要性、关键点、基础性工作进行探究分析,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一、创新中共党史话语体系势在必行

  一般而言,话语体系是指学术体系知识体系的话语呈现或话语表达。学科发展史表明,一个学科要保持生机活力,就必须与时俱进创新话语体系。持续创新表述和叙事方式乃至话语体系是一门学科赖以生存的重要途径。中国从近代以来学习西方逐渐建立健全学科门类后至今,每一学科尤其是隶属于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在成长过程中都曾面临创新话语体系的内在需求和外在压力。与时俱进创新话语体系也成为很多研究者的自觉行动。这与历史长河的奔腾不息,与阅读者对学科知识接受程度和认识客观世界程度的不断深化,以及他们欣赏口味的不断变化等,都存在密切关系。

  事物的出现与叙述该事物的话语体系往往相伴而生。中国共产党创建后,叙述分析中共党史的话语体系亦随之诞生。中国共产党的应运而生、成长壮大和中共党史话语体系对其塑造和叙述几乎是同一个过程。中共党史话语体系是指关于中共党史的学术体系知识体系的话语表达,主要是指对中国共产党自身成长展开的一种叙述,是建立在学术研究基础之上的对党的历史事实层面的表述,是把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的客观存在过程当作言说对象。本文着重探讨的是进入新时代如何创新中共党史话语体系,目的在于通过创新中共党史话语体系,使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更加客观真实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使之为更多的人了解和接受。

  中共党史话语体系有近百年历史,中共初建根基不稳时期的话语体系和中共百岁恰风华正茂时的话语体系,无论是词汇选择还是叙述风格都已有明显的时代落差。随着新史料的发掘,新的史学理论与方法的运用,对中共幼年时期的叙述,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195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和2016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对1921到1949年的中共历史叙述虽有很多相同之处,但对人物、事件、会议等的叙述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从过程性上看,中共党史学科的确立对中共党史话语体系的建构影响最大。因为,没有一整套特点鲜明、自成一体的话语体系,就很难自立门户,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反之亦然,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的确立,表明其话语体系建构达到了一定程度。自20世纪80年代明确学科地位后,中共党史学界在梳理以往叙述风格和经验基础上,对如何叙述中国共产党历史有了不同进路,一个是革命史的叙述思路,一个是现代化的叙述思路,后被简称为“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就中共党史话语体系而言,“革命史”范式诞生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进入21世纪后有人提出“新革命史”范式的表述新思路,代表性人物为南开大学李金铮教授。他指出:“所谓新革命史,是指回归历史学轨道,坚持朴素的实事求是精神,力图改进传统革命史观的简单思维模式,重视常识、常情、常理并尝试使用新的理念和方法,对中共革命史进行重新审视和研究,以揭示中共革命的运作形态尤其是艰难、曲折与复杂性,进而提出一套符合革命史实际的问题、概念和理论。”[1]“现代化”范式被运用于叙述和分析中共党史,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国内现代化研究热时期。有人借鉴现代化理论和方法,把中共党史置身于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之中。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虞和平主编的《中国现代化历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较为成功地构建了中国现代化史的基本理论框架。学界周知,之所以提出“现代化”范式或“新革命史”范式,主要是因为“革命史”范式的叙述方式,在实际研究和党史学术化表达中遇到了诸多难题,很难客观地全景地展现中共的诞生、成长和发展过程。若分析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共产党历史,“革命史”范式就显然面临较大局限。随着史料得到越来越多的搜集整理,新史料的不断被发掘,单一运用革命话语体系确实难以对中共百年史整体作出客观性、独立性地表达。如何能让与时俱进的民众,认同和接受中共党史,业已成为当下党史学界不得不再深入思考的重要话题。在此背景下,“现代化”范式、“新革命史”范式等新的叙述方式方才日益兴起、各放异彩。尽管前述涉及范式是关于研究中共党史的分析框架,但它直接影响和制约了中共党史话语体系,对于形塑和言说中共党史有着较强影响,必须给予重点关注。

  进入新时代,传统的中共党史话语体系面临着各方面的压力,提升公信力也迫在眉睫。中共党史学界已达成的基本共识是:板起面孔训人、空说大道理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简单摆事实讲道理,基本也行不通了;只会讲故事,没有冷思考、深思考,也不能打动人了;报喜不报忧、一味邀功摆好型的言说方式已经过时了。这主要是因为,人们获取知识的渠道日益丰富,获得信息的资源愈加多元,对中共党史话语体系的创新需求日益迫切并在快速增长。人们想通过学习和了解中共党史,明了中国共产党近100年究竟是怎么走过来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始终保持蓬勃朝气,为什么具有如此强大的领导力、适应力、抗逆力,中国人民和中国历史究竟为什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等诸多深层次问题,这些都对创新中共党史话语体系提出了迫切需求。国防大学金一南教授撰写的《苦难辉煌》一书,受读者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叙述中共党史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创新了中共党史话语体系。当然,创新中共党史话语体系并不在于把党史通俗化使读者易于接受,而是要在求真求实的基础上创新党史叙述方式,使其更加准确,以跟上时代变化、满足公众需求。要言之,无论是致力于满足阅读者多元多样多变的需求,还是推动党史学科本身成长,都需要创新中共党史话语体系。

  二、创新中共党史话语体系的若干关键点

  创新学科话语体系,使之符合时代特点和阅读者的多元性需求,是当代中国每一个人文社科类学科都面临的突出问题,也是一个解决起来有较高难度的问题。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新时代我国公众的需求又有较大变化,创新中共党史话语体系确实并非易事,必须先抓住若干关键点。目前看,这些关键点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精准感悟所选词汇的历史味道。从词源上看,中国汉语中的每个词汇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其背后都蕴含着一定的历史味、文化味或生活味。中国近代以来出现的很多词汇,包括源自国外的比如干部、警察、无产阶级、剩余价值等,不少都有深刻的社会背景,有的甚至包含着国人无奈、挣扎、奋起的味道。新时代创新中共党史话语体系,首先应精准感悟话语体系的基本构成部分——词汇背后可能蕴含的人生历练、社会生态、国家演进、革命者的奋起、执政者的抉择等。只有真正了解了这些词汇背后的丰富内涵并运用自如,才会让读者了解描述对象的五光十色、千姿百态。一些作品之所以被称为经典,不仅仅在于它写清楚了事物现象、传递出内涵道理,更在于它让人们感触到了词汇本身的含义和背后那些沉甸甸的积淀,使读者每读一遍都有新感悟,都受到或大或小的触动。创新中共党史话语体系,创造一些新的表达方式和分析方式是必要的,但首先需要做起来的工作是,咬文嚼字、字斟句酌,努力明了话语体系中每一个用词的真正含义,尽力避免词不达意尤其是意不达词的现象。

  二是注重回应时代需求。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话语,任何话语体系都有一定的时代特征。这是因为,话语体系是一定时代经济社会发展方式、时代精神和文化传统的表达范式。比如,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都带有所处时代的特点。至今中国人的思维、表达甚至做事风格,还些许能看到有毛泽东、邓小平等历史伟人的巨大影响。真可谓,斯人已逝、风范长存。聚焦新时代中共党史话语创新,首先要求党史话语体现新的时代特点。新时代最大的变化是公众需求的累积性成长性变化,包括物质文化各方面的多元化需求,当然也包括对中共党史叙述的需求。中国人成功解决了温饱问题,人均收入超过一万美元,即将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新起点上的中国人对历史的了解比以往更加全面深刻。其中,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需求更趋向求真求实,更需要充满张力、敢于承认不足、逐渐成长性的客观描述。新时代是全球化时代、信息化时代,信息获取日益通畅快捷,众口一词的现象很难重现,众口不一的现象将成常态,众口难调的需求也是客观现实。这一方面使得中共党史不再那么神秘,不再蒙着厚厚的面纱,更不能刻意用口罩遮面;另一方面也促使中共党史话语体系必须坚持需求导向,无限接近大众需求。毕竟历史由人民书写,人民才是真正的阅读者,因此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书写春秋过往。尽管不确定性是新时代的世界性特点,但中共党史话语体系自身要提高确定性,尽力让人们切实了解客观发生过的中共党史,从中共党史话语体系中感受到历史的细节、斗争的精神、思考的力量。

  三是注重关键词的选择与创造。中共党史关键词,是对叙述党的历史中某个问题的一种概括或提炼,多数关键词来自党史本身,但有的则要靠研究者的创新性概括。当然,创新性概括出来的关键词,要建立在发掘史料、研读史料的基础之上。离开了党史基础性文献史料的关键词,是不应该也不可能长期存在的,即使有也是臆想的产物不足为信。进而言之,不能为学科建设贡献关键词的研究肯定不能算是一流研究。创新中共党史话语体系,其中一个重要路径是从提炼和创造关键词开始。这些关键词就像是历史长河中绚丽的浪花,就像是一张大网上的纽结,又像是项链上一颗颗光彩夺目的珍珠。对这些词汇进行整理、归纳、提升,使之成为建构中共党史话语体系大厦的基础,使之成为人们了解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个个节点,必将有助于人们更清楚地了解党的成长。当人们叙述20世纪80年代的中共历史时,不少人会在脑海里浮现出比如小康、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包产到户、个体户、万元户、“三转一响”四大件等诸多带有时代气息的词语。叙述新时代的中共党史,同样也要挖掘概括提炼新时代的关键词,让人们一看到这些词汇,就立刻能在脑海中浮现新时代的场景。这就需要在深刻理解新时代内涵、认知新时代的矛盾和意义的同时,发掘概括出这个时代和党的历史密切相关的关键词。民族复兴、中国梦、“四个全面”、“四个伟大”、“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自我革命、现代化强国等都是了解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关键词。但有的词汇还没有真正进入党史话语体系层面。这是因为成为历史有一个慢慢沉淀的过程,同时人们接受新的历史话语也需要一个过程。这就是为什么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被作为是一个重大政治论断而非历史论断的原因。从政治论断到历史判断,需要历史积淀,需要人们认同,更需要实践的检验。这就需要叙述者处理好政治话语与党史话语间的关系,谋求良性互利,避免双向互害。不要急于把即时性的政治论断完全当做历史论断,否则容易出现历史性误会,甚至在政治上也会出问题。中共党史话语在新时代的关键词究竟有哪些,学界肯定是见仁见智。但没有下功夫而停留于浮在表面上的喧嚣是无益于叙述型话语建构和创新的。当然,创新话语体系不是要违背研究的初心,而是为了更好表现研究积累和研究成果。譬如,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就给创新中共党史话语体系提供了新范例。《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注:谢春涛主编:《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新世界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可以说开创了一个书写中共党史的新阶段,在一个时期引领了中共党史类图书的写作风格、写作风貌甚至呈现手法的创新。该书不仅广受读者欢迎,还被中共中央有关部门推荐为全国党员阅读书目。此书大获成功除了和创新表述、通俗易懂、故事感强有关外,更重要的是编者队伍有较为深厚的研究积累,对阅读者的需求又做了大量调研。这样的中共党史关键词越多越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

  四是需要具备包容性思维。所谓包容性思维,就是秉持开放姿态,勇于接纳多学科知识的一种非排他性思维方式。传统中共党史话语体系有自己的优势,也有较强生命力,但不得不说在新时代它的可接受性正在面临巨大挑战。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传统中共党史表述方式的革命性思维,有固化和封闭的趋势,按其逻辑很难产生新表述新形式。想让新时代的人们更好认知中共党史,摒弃偏见,增强认同,创新中共党史话语体系就应海纳百川、博采众长,勇于做采百花酿甜蜜的小蜜蜂。当然,秉持包容性思维不是要彻底放弃过去,而是一种更好迎接和适应未来的明智选择。以排他性思维为主导的话语体系“建设”,容易故步自封,不仅不会获得进步,反而容易成为井底之蛙,也易产生夜郎自大的冲动。观察叙述中国共产党,如有包容性心态和思维,就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更有可能感悟其多姿多彩的历史面相。

  三、夯实创新中共党史话语体系的基础

  任何时候创新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传统党史话语体系依然有一定生命力的情况下,在新时代创新党史话语体系更难。这是一项需要耗费时日的宏大工程,必须运用系统思维、整体思维,处理好各种复杂关系,还需要一个群体坚持不懈地为之努力。行胜于言。目前,创新中共党史话语体系要从方方面面做起,既要抓住一些前文所述的关键点加以攻关,还必须重视做好关于创新话语体系的若干基础性工作,否则会使党史话语成为“海市蜃楼”或“无本之木”。应该看到,创新中共党史话语体系有门槛和前提,不是任何人都能担负起这个历史性重担。跨越门槛夯实基础,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

  一是要熟悉中国共产党及其历史。中国共产党虽然具有政党的共同特征,但更有自己的鲜明特点,有自己的独特传统和独特优势。谋求创新中共党史话语体系,既要看到中国共产党具有普遍性的一面,还要看到中国共产党不同于其他政党的独特风格,比如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勇于自我革命的鲜明品格、肩负远大理想和高远使命等。熟悉中国共产党必须要了解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党,怀有什么样的初心和使命,为什么是这样的性质,为什么有这样的初心使命且矢志不渝。诞生过程表明,中国共产党原本就是一个世界性政党,而不仅仅是一个地区性政党,因而还要明了她内在具有的世界关怀和全球视野,才会理解中国共产党人具有的天命意识和为人类做贡献的进取精神。了解中国共产党历史,首先要明晰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应对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创建的,是历史大潮和时代大潮风云际会的产物。其次要认知中国共产党是在攻坚克难、抗击强敌的情况下顽强生存而不断发展壮大的,也就是说她经历过血雨腥风的考验和历练,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夺得全国政权的政党,不是在和平时代经由选举而取得执政地位的政党,具有深厚的革命底色和革命意识。而且中国共产党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是拥有远大理想和肩负远大使命的无产阶级政党,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是少数有产者的利益。最后要明晰中国共产党执政全国后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遭遇诸多国内外的困难考验,大觉醒后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此后逐渐进入一个承平年代。尽管改革开放过程中也曾面临过很多重大困难、重大障碍、重大矛盾和重大挑战,如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但总的来说与革命年代相比还算顺利。但中国共产党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反复强调要有底线思维,一直让全党绷着一根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的弦。不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历史,就很难创新对她的描述,也注定会坠入失实的描述。因此,我们看到有不少外国人对中共感兴趣,也撰写了一些著作,有的还因此被称为“中国通”,但不得不说绝大多数著者的研究成果不太成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未能真正了解中国共产党,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中国的现实。

  二是要研究分析传统党史话语体系存在的问题。创新往往是发前人所未发,是对传统的超越。因而,创新往往是因为被创新的对象存在一定问题。在新时代之所以鼓励和呼吁创新中共党史话语体系而言,就是针对以往中共党史话语体系存在着诸多问题。比如对有的历史人物的评价不够全面客观,对有的历史事件叙述过于简单化甚至失实,等等。这些问题的出现,有的是因为史料发掘不够或关键史料缺乏带来的,有的则和研究者思考问题的局限性有关。创新中共党史话语体系实际上就是基于尽量恢复历史的原貌,在接近原貌的基础上,对党史进行再叙述,使得叙述更加全面准确。应该看到,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革命党,至今革命底色依然存在,同时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大党,是和社会共同前进的,是全世界数目众多的政党中的一个,不是封闭孤立的,更不是故步自封的。她需要和公众交流,与世界对话。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时代人们多元多样的需求,传统的革命化色彩较浓厚的党史话语体系的局限性十分明显,既难以承担贯通性表达党史的功能,也很难得到新时代公众的认可与尊重。叙述简单化更是对中共历史的一种阉割,一段时期内中共党史甚至被简单概括为路线斗争史。这不仅会掩盖自身存在的缺点,也会拉低人们对政党的政治认同。20世纪80年代,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加上党史研究者的努力拨乱反正,才使得中共党史研究迎来了一个兴盛繁荣期。新时代创新中共党史话语体系,就是要解决传统党史话语体系存在的诸多问题,让人们从叙述层面就能感觉到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真实感、复杂性。

  三是要继续深化中共党史研究。没有研究作基础,创新话语体系就成了无源之水。如前所述,一个不了解中共党史的人,很难谈得上有创新中共党史话语体系的“资本”。但创新中共党史话语体系不是简单了解党史就能做到的,需要具有较为深厚的研究基础和创新话语的欲望冲动。只有深入研究过中国共产党的艰苦奋斗史、理论创新史、自身建设史,才有可能对中共党史进行创造性叙述、对传统党史话语体系进行创新性发展。否则,肯定会出现诸多错误,包括出现失实性描述问题、张冠李戴的问题,等等。没有研究做基础,叙说党史很有可能沦为戏说党史甚至是歪曲党史。随着中共百年华诞的临近,社会各界对党史的关注日益升温,党史研究也日益显现复兴迹象,借此良机深化中共党史研究渐为学界共识。研究水平有层次高低,研究成果也有质量区别,但建立在高质量成果上的党史话语体系更具准确性和生命力。因而,学界越来越认识到精品力作的重要性,较多开始注重质量不再如以往追求数量了。这一好风气的出现与养成,虽仍需时日方成气候,但显然是有利于深化中共党史研究的,更有利于中共党史话语体系创新。待学界充满“宁坐板凳十年冷、不写文章一句空”的风气,不再跟风、蹭热点、搞纪念史学,不再唯个案研究盲目追求以小见大,尽量减少旁门左道式的研究理路时,创新中共党史话语体系的春天就会来临。当然,创新中共党史话语体系,也需要有新的理论和方法等一些学术工具的供给。

  四是要坚持实事求是。无论是研究还是叙述都应秉持求真求实的态度,这不仅是中国源远流长的优良治史传统,也是治学治史实现精进的关键所在。因为历史认识是历史真相、历史过程中所留下的各种资料、历史研究者三个方面积极互动的过程。客观存在的历史真相、历史联系并不会原原本本直接呈现在人们面前,这就限制了人们对它的认知。而人们借以认识历史真相的历史资料,包括文献资料、实物资料、音像资料、口述资料等等,有的比较完整,有的严重残缺,还有的甚至是伪造的,没有长时间的艰苦努力难以一一考辨清楚。而历史研究者由于知识结构不同,获取资料和处理资料的条件不同,更由于价值取向和利益取向不同,结论难免会产生很大的差异,甚至会截然对立。这就要求在史学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创新中严格遵循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努力在各种矛盾的陈述中还原历史真相,揭示历史联系的内在规律[2]。也正因为历史认识具有上述特点,任何个人或者学派都不能自诩已经掌握了全部历史真相。要坚守有一份史料说一份话的底线,千万不能搞“假大空”,更不能编造史料。

  五是需要学界的共同参与和付出。党史学界有不少研究者早已认识到,传统党史话语体系很难准确描述过往,也在努力尝试借鉴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其他学科的语言来创新党史话语体系。有人已经开辟出一块新的天地,尤其是史学出身的研究人员来参与党史研究事业的。也有人因为一时没有寻找到很好的途径实现叙述模式的突破,不得已守着传统话语体系进行书写评价。众人拾柴火焰高。中共党史学界需要搭建起一个关于推动话语体系创新的讨论平台,让大家有机会就关心的问题进行头脑风暴,碰撞意见、激发新知,这有助于中共党史研究和话语体系的创新。当然,要注重平台质量建设,决不能像现在有的学会,不仅没有担负起交流学术相互促进的职责,而且失去了“学”的韵味纯粹成了“会”,变成了学者联谊见面的平台或师生聚会的纽带,甚至充满江湖习气,沦为极少数学阀、学霸的禁脔。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等国内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重镇,近年来自觉就话语体系创新平台建设做出一些可贵尝试,带了好头,产生了很好反响,值得有关方面支持关注并跟进。

  当然,也有少数人认为中共党史话语体系没有什么好创新的,只要秉持求真求实的态度把事情搞清楚说明白就行了。这种认识不能说完全错误,但持有这种认识的人确实对党史事业发展的要求有点过低,对人们渴望了解党史的需求也把握不准。经过长期努力后,中国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总量多年居世界第二,国人的教育素养越来越高,高质量需求越来越多、越来越高,就党史而言弄清事物的来龙去脉已是一种低端化需求,多数人的真正诉求已经达到不仅要了解实然也要了解所以然的层次。不过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创新中共党史话语体系不应是随意的漫无目的的创新,不是各整一套,而要严格遵守学科发展的基本规则,符合党史学科的特点和定位,遵循党史研究的演进规律,同时要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立足以我为主而非照抄照搬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囫囵吞枣接受传统史学理论和方法。比如,郭德宏教授经过大量研究提炼出“民众史观”(注:参见郭德宏:《论民众史观》,载《史学月刊》2009年第11期。)的关键词,这既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结合党史研究实际贯彻落实了唯物史观,对创新中共党史话语体系带来积极影响。

  立足新时代的中国,创新中共党史话语体系,让人们切实感悟话语体系背后的历史味道,形成符合新时代新需求的文风文气、言说理路,创造性写出让人眼前一亮、为之一振的党史著作,推动新时代中共党史研究呈现新的气象、形成新的格局、达到新的高度,确实需要党史学界同仁付出艰辛努力。这不仅是中共百年之际,推动党史学科发展再次迎来兴盛繁荣的迫切需求,也是带有鲜明中国风格的中国话语走出中国、走向世界、影响世界的逻辑必然。

  [参考文献]

  [1]李金铮.“新革命史”:由来、理念及实践[J].江海学刊,2018,(2).

  [2]姜义华.创新我国史学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N].人民日报,2016-08-22.

作者简介

姓名:沈传亮 工作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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