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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时代中国政治学学科学术话语的创新
2020年10月20日 10:14 来源:《学术界》2020年第3期 作者:刘俊祥 字号
2020年10月20日 10:14
来源:《学术界》2020年第3期 作者:刘俊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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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刘俊祥(1964- ),法学(政治学)博士,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中国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比较宪法政治、国家治理与中国政治发展等理论与实践问题。湖北 武汉 430072

  内容提要:智能化主导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必将推动智能社会科学的诞生和智能政治学的创建。中国政治学学科学术话语的创新,要以人机混合智能、新人工智能和广义智能作为智能化背景。在此智能化时代背景下,中国政治学学科学术话语的创新,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遵循唯物史观的总体逻辑,根据大社会历史观、智能科学理论和智能社会科学理论,来构建以人为本的智能政治学学科范式和学术体系。并且,还要在已有的智能政治学术话语表达的基础上,以人本智能为主导,以智能政治、智能权力、智能主体、智能民主、智能治理、智能政府、智能正义和智能法治等为结构要素,构建中国特色智能政治学的话语知识体系,从而发展以人为本的中国特色智能政治学。

  关 键 词:混合智能/唯物史观/智能政治学/智能政治/人本智能

  标题注释:本文系武汉大学“双一流”建设引导专项计算政策科学研究平台2019年度子项目“‘中国智能治理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建构与评价应用”(413100034)的阶段性成果。

  随着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推进,以互联网、大数据、超级计算、人工智能和脑科学等新科技进步所造就的智能化,将对人类社会带来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将深刻地改变人类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整体跃升和社会治理的崭新变革。在现阶段,正在深度影响着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安全等各个领域以及改革开放的未来走向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因此,这就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与自然科学工作者紧密配合,对人工智能和智能化进行跟踪研究,发挥好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作用。由此,就必然推动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转型和智能社会科学的诞生,进而对政治学学科学术话语体系的演进提出和创造全新的挑战与机遇,推动政治学学术话语的创新,甚至促使智能政治学的构建和发展。基于此,本文拟结合近年来中国政治学者对人工智能技术和智能化的政治学研究,从中国政治学学科学术话语创新的智能化背景、中国政治学学科学术体系构建的智能化逻辑和中国特色智能政治学的学术话语表达等方面,阐述自己对智能化发展进程及其影响下的中国政治学学科学术话语创新的看法,并倡导发展以人为本的中国特色智能政治学,以与学界同仁交流。

  一、混合智能:中国政治学学科学术话语创新的智能化背景

  在智能化新时代,讨论中国政治学的创新发展,首先需要探讨智能化的社会背景和智能化的时代定位。从以科技进步为动力的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来看,通行的观点认为,人类社会在走出农业社会之后经历了机械化主导的第一次科技革命(或工业革命)、电气化主导的第二次科技革命和信息化主导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现在正进入智能化主导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时代,即智能化时代。由于智能化源于人工智能的科学研究及其实践应用,据此,约翰·塞尔将人工智能划分为“弱人工智能”和“强人工智能”,进而,学术界又将人工智能的发展扩展为弱人工智能、强人工智能和超人工智能三个发展阶段。最后,还认为人类社会现在所处的智能化位置,是从弱人工智能阶段向强人工智能阶段的过渡时期。不难看出,这是智能科学的技术性观点,即将智能化等同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进步,将智能化时代看成是人工智能时代。

  但是,如果根据智能社会科学的人本性观点,那么,就应该从人工智能(或机器智能)增强提升人类主体能力(或人类智能)的视角对智能化进行定性定位。为此,笔者提出混合智能、新人工智能和广义智能化这三个新观念,尝试对智能化进行新的定性定位,并以此作为中国政治学学科学术话语创新的智能化背景。

  1.混合智能是人工智能的发展愿景

  从人类文明发展的愿景来看,人类技术发展多以增强能力、减轻负担为主要目的。人类发展进程中的每一次科技革命都是一次人类能力的飞跃。机械化延伸、增强的是人的体力,信息化延伸、增强的是人的感知力,而智能化增强的将是人类的智力,是人脑主导的体力增强、感知力增强和智力增强。实际上,人工智能就是尝试使用人工方法和技术模拟来扩展人类智能的理论与实践。因此,人工智能的发展,不能是对人类智能的否定和替代,而应该是对人类智能的增强。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机混合智能应该是人工智能的发展愿景。

  对于混合智能,学者们有不同的界定和看法。吴朝晖教授指出,研究生物脑(生物智能)与机器脑(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并协同工作的新型智能系统,是当前人工智能与脑认知科学交叉领域面临的重要课题。鉴于机器智能与人类智能的互补性,我们多年前提出了混合智能(Cyborg Intelligence,简称CI)的研究新思路。因此,将智能研究扩展到生物智能和机器智能的互联互通,融合各自所长,创造出性能更强的智能形态,这即是混合智能。所谓混合智能,是“以生物智能和机器智能的深度融合为目标,通过相互连接通道,建立兼具生物(人类)智能体的环境感知、记忆、推理、学习能力和机器智能体的信息整合、搜索、计算能力的新型智能系统”。①在吴朝晖看来,混合智能是基于脑机融合的概念,是生物智能(包含人类智能)与机器智能之间的混合。对此,郑南宁教授也指出,有必要将人类的认知能力或人类认知模型引入人工智能系统中,来开发新形式的人工智能,这就是“混合智能”。在他看来,混合智能即混合增强智能,是指“将人的作用或人的认知模型引入人工智能系统,形成‘混合增强智能’的形态”。②这种混合增强智能分为“人在回路的混合增强智能”和“基于认知计算的混合增强智能”两种基本实现形式。由此可见,郑南宁所讲的混合智能,是指人与智能机器的交互、混合以及人机协同的混合增强智能,或者说,就是人类智能与机器智能之间的混合。美国斯坦福大学结构生物学教授迈克尔·莱维特(Michael Levitt)指出,“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三种类型智能,人、机器、生物智能结合起来、相互交互,将会成为一个新的层面的混合智能。”③因此,在他看来,所谓混合智能,就是人类智能、机器智能或者人工智能和生物智能这三种类型智能的混合,是人、生物、机器的三位一体。另外,还有研究者从更广义视角提出,人机混合智能或人机融合智能是一种新型智能形式,它不同于人的智能,也不同于人工智能,是一种跨物种越属性结合的下一代智能科学体系,就是“由人、机、环境系统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新型智能系统”。④综上所述,混合智能的研究者和倡导者一般认为,混合智能是人类智能与机器智能之间的脑机融合,或者生物智能与人工智能的混合增强,或者人类智能、机器智能或人工智能和生物智能之间的混合,甚至是由人、机、环境系统之间的人机混合或人机融合。但究其本质来讲,他们所讲的混合智能,就是人机混合或人机融合智能,是人类智能与机器智能或人工智能之间的混合或融合。

  而且,从智能社会科学的人本性角度,一般都赞同这种人机混合的功能是为了增强人类智能。其目的是服务于人类的主体性。即是说,“人是智能机器的服务对象,是‘价值判断’的仲裁者,人类对机器的干预应该贯穿于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即使我们为人工智能系统提供充足的甚至无限的数据资源,也必须由人类对智能系统进行干预。”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机协同的混合智能,就应该是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Human-Center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HAI),即人本智能,需要将人工智能系统与人类价值观恰当地契合起来。也正因为如此,学者们都乐观地认为,人机混合智能是人工智能(AI)发展的升级版、发展趋向、最终阶段或终极形态,甚至是未来社会的发展形态。在我国,这种人机混合智能的愿景已经转化为政策目标。2017年,国务院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已经将人机混合智能或混合增强智能(即人机协同增强智能)确定为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一项战略目标和重点任务。而且,还将“推动以人类可持续发展为中心的智能化”确定为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和重要任务。

  综上所述,从智能社会科学的人本性角度来讲,人工智能的发展,不能是对人类智能的否定和替代,而应该是对人类智能的增强和提升。因此,人机混合智能应该是人工智能的发展愿景。我们也是在人机混合智能的语境中谈论和使用人工智能概念的。由此可以说,混合智能就是中国政治学学科学术话语创新的首要的和最基本的智能化背景和时代定位。

  2.人类社会现在正处于新人工智能阶段

  如果走向以人为本的混合智能是人类智能化发展的愿景,那么,接下来要阐明的一个问题,就是智能化发展的进程。对此,笔者尝试提出“三时代—三阶段”的观点。即从智能化发展的逻辑进程来看,可以设想出人类智能时代、人工智能+人类智能的混合智能时代、超人工智能时代(或纯粹的“人工智能时代”或机器智能时代)或者新人类智能时代这三大智能化时代。再进一步设想,人工智能+人类智能的混合智能时代,又可以分为弱人工智能(人机智能)阶段、新人工智能阶段和强人工智能阶段这三个发展阶段。这即是“三时代—三阶段”的智能化发展观点。

  1956年夏天,美国达特茅斯学院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人工智能研讨会,麦卡锡首次提出了“人工智能”这个概念,这被认为是人工智能诞生的标志。如果以1956年人工智能诞生为标志和分界线,那么,之前就是人类智能时代,之后到现在以及未来的较长时期,都是人工智能+人类智能的混合智能时代。随着智能化的进一步发展,将可能出现两个走向:一是出现“奇点”(物理上把一个存在又不存在的点称为奇点),而进入智能机器人超越人类、消灭人类或替代人类的超人工智能时代或纯粹的人工智能时代或机器智能时代。所谓超人工智能,是指人工创造的远远超过甚至替代人类智慧的机器智能。这应该不是人类发展人工智能的初衷和愿景,但在逻辑上是有可能的。特别是美国科学家、发明家库兹韦尔认为,通用人工智能在21世纪的30年代或40年代就有可能超过人类,并把这一个时间点看成“奇点”。英国牛津大学未来学家博斯特罗姆也认为,高速超级智能、集体超级智能和高素质超级智能这三种超级智能在未来超过人类是非常有可能的。二是出现“质点”,由以人为本的混合智能质变而进入新人类智能时代,同时,人工智能助力人类从“现代智人”成长为“新智人”。在物理学中,质点是用来代替物体的有质量但不存在体积与形状的点。因此,质点是一个物理抽象,也是一个理想化模型,实际上并不存在。本文借用“质点”,是用以指事物从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或转折点。根据唯物辩证法的量变质变规律,事物的变化发展都要经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量变是事物量的规定性的变化,是一种渐进的、不显著的变化,是在原有度的范围内的变化,它不改变事物的根本性质。质变则是事物根本性质的变化,是事物超出度的界限由一事物变为他事物的变化,是事物的显著变动状态,是事物连续性的中断,因而又称飞跃、突变或革命。当事物的量变发展到一定的程度,达到了临界点或转折点时,就会引发事物根本性质的变化即质变,从而形成新的事物。如果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这个量变质变规律来分析智能化的发展进程,就可以看到,在混合智能时代,人工智能助力人类智能的不断增强就是人类智能的量变增强过程,当经过长期的量变积累达到临界点或转折点时,就会质变而生成新人类智能,并且,人类也因此从“现代智人”蝶变成长为“新智人”。综上所述,从发展逻辑和趋势来讲,混合智能的再智能化,既可能经由“奇点”而蜕变生成超人工智能,形成智能机器人的未来社会,这应该是人类不愿意看到的结局。当然也可能经由“质点”蝶变生成新人类智能,形成新智人的未来社会,这应该是人类期待的发展愿景。

  在现阶段,我们人类更关心的却是人工智能+人类智能的混合智能如何量变的问题。如上所述,现在通行的看法认为,智能化就是人工智能化,是从弱人工智能到强人工智能的量变过程。但如果结合中国的发展实际来讲,智能化应该是从弱人工智能(或人机智能)到新人工智能阶段再到强人工智能的量变过程。因此,这个过程就呈现为弱人工智能阶段、新人工智能阶段和强人工智能阶段。所谓弱人工智能,是指具有某一方面或一定程度人类智慧并高度受制于人类的机器智能。所谓强人工智能又称通用型人工智能。是指已经具备了像人一样的强大自我学习和自我适应能力,并能够广泛从事生产生活、社会交际以及重大决策的机器智能。新人工智能即新一代人工智能,这是我国对智能化发展现阶段的定性定位。据此可以说,人类社会现在正处于新人工智能阶段,或者说人类正处于混合智能时代的新人工智能发展阶段。

  这种“三时代—三阶段”的智能化发展进程和人类社会现在正处于新人工智能阶段的判断,是中国政治学学科学术话语创新的重要的智能化背景和现阶段定位。不过,对于新人工智能的本质特征及其与弱人工智能和强人工智能之间的区别和关联问题,还需要人们进一步加以研究、阐释和明确。

  3.智能化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社会变革的总称

  从智能化所涉及到的范围来看,大致存在两类观点,一是认为,智能化就是基于人工智能技术所推动的人工智能化发展,这种智能化是与数字化、网络化或者速算化相对等的一种科技发展。因此,可称之为狭义的智能化观念。二是认为,智能化是与机械化、电气化和信息化相对等并包含数字化、网络化或者速算化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社会变革的总称。因此,可以称之为广义的智能化观念。

  如果从智能社会科学的视角讨论智能化科技的发展进步,那么,我们必定应该坚持广义智能化观念。这有三个方面的含义:其一,广义智能化与机械化、电气化和信息化相对等。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最关键的技术是人工智能以及其他关联技术,如物联网、区块链、超级计算、脑科学等。但是,由于人工智能的作用非常显著,因此,这一次革命才被称之为智能革命。这意味着智能化科技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而是一种战略性技术,是包含移动互联网、大数据、超级计算、传感网、脑科学等新技术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和综合技术。其二,广义的智能化包含数字化、网络化或者速算化。譬如,何哲认为:“我们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网络时代、大数据时代、人工智能时代都是一个高度统一的新时代的不同侧面”,共同构成了三位一体的结合体,共同反映了新时代的本质特征。这个新时代实质上就是智能化新时代。⑥其三,智能化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社会变革的总称。这是我国智能化综合性发展政策与实践的基本指向。国务院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基于广义智能化理念,从“新一代人工智能”的角度,提出了我国经济社会各领域全面变革和智能化的发展趋势,即“新一代人工智能相关学科发展、理论建模、技术创新、软硬件升级等整体推进,正在引发链式突破,推动经济社会各领域从数字化、网络化向智能化加速跃升”。据此,又提出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和经济社会各领域智能化的指导思想和总体要求,就是要把握人工智能技术属性和社会属性高度融合的特征,以加快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国防深度融合为主线,以提升新一代人工智能科技创新能力为主攻方向,极大拓展人工智能在生产生活、社会治理、国防建设各方面应用的广度深度,发展智能经济,建设智能社会,推动以人类可持续发展为中心的智能化。而且,还提出了广义智能化发展的重点任务,即一是培育高端高效的智能经济,二是建设安全便捷的智能社会。其具体任务是围绕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迫切需求,加快人工智能创新应用,以发展便捷高效的智能服务;围绕行政管理、司法管理、城市管理、环境保护等社会治理的热点难点问题,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建设智能政务、智慧法庭、智慧城市、智能交通和智能环保,以推进社会治理智能化和现代化;促进人工智能在公共安全领域的深度应用,推动构建公共安全智能化监测预警与控制体系,以利用人工智能提升公共安全保障能力;等等。总之,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社会变革的总体上得出的广义智能化观念,又是中国政治学学科学术话语创新的内涵性智能化背景。

  基于上述讨论可知,我们应该正视智能化的时代背景,需要从混合智能、新人工智能和广义智能这三个维度,对智能化的愿景作出以人为本的定性和定位,并以此探讨中国政治学学科学术话语建构的智能化逻辑。

  二、智能政治学:中国政治学学科学术体系构建的智能化逻辑

  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智能化主导的第四次科技革命亦如此。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中国要在智能化时代走在世界前列,既要有发达的智能科学,也要有繁荣的智能社会科学。政治学作为哲学社会科学中具有支撑作用的重要学科,在智能社会科学中,也应该占有重要位置,发挥重要作用。⑦因此,发展智能政治学,构建中国政治学的智能化学科范式和学术体系,这是我国走向智能化时代的必然要求。

  要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思想和总体要求,发展智能社会科学和智能政治学。首先,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善于融通把握好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和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其次,要充分体现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体现原创性、时代性。最后,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实际上,世界上伟大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都是在回答和解决人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创造出来的。因此,构建和开展智能社会科学和智能政治学研究,最根本的也是要解决智能化进程中人的主体性问题,要通过智能政治学研究,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和灵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性思维方法和理论方法。因此,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可以具体化为遵循唯物史观。按照唯物史观,将上述三项要求有机结合起来,可以概括出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智能政治学的总体逻辑。唯物史观认为,社会生产力及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共同构成一定社会形态和经济结构的现实基础,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着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上层建筑的性质和变更。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又规定着社会形态的主要特征,决定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从而推动着人的自由自主发展和人类的最终解放。由此可见,社会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和人类解放的根本动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是推动现代社会前进和人类解放的创新性动力。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同样可以说,以互联网、大数据、量子计算机、人工智能和脑科学等新科技进步主导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必然造就智能化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催生智能经济与智能社会,促进智能政治和国家的智能治理,萌生智能思想和文化观念,由此,必然产生智能社会科学和智能政治学。这就是唯物史观关于智能政治学学科范式构建的总体逻辑。

  根据唯物史观关于智能政治学学科范式构建的这个总体逻辑,可以进一步从大社会历史观的视角,⑧对智能政治学的理论体系和学术体系,作出前瞻性的预测和描述。大社会历史观认为,人类自我发展的最终目标和最高原则是人的彻底解放,正是人工智能创造了实现这个总目标的现实可能性。即是说,人工智能有利于人的发展解放,在智能化进程中,人脑的智能化极致发展,将促使“现代人”进化成为“新智人”。因此,运用“人的智慧劳动铁律”来分析新智能经济与新智能政治的融合发展,可以阐释现阶段智能经济社会的“新智人政治”。从未来愿景看,人类社会将以总体自由劳动为基础,实现个体以劳为本,社会总体以人为本,必然形成人人为我和我为人人的终极发展局面。回顾历史,资本主义五百年,创造了今天进入后工业新兴社会的新开端,即人工智能新时代。如果再有两百年,以自由劳动为基础的新智人的新阶段自然会到来,这个历史发展逻辑是必然成立的,也是能够实现的。到那时,人不是机器化成为智能机器的奴隶,而是通过机器的人化以成为智能机器的主人;不是人被智能机器人替代或消灭,而是人借助机器智能从“现代人”进化到“新智人”,即“新人类”,从而获得解放和新生,并真正走向自主自由的全面发展。这就是通过智能经济政治实现人的智能化发展和人民解放的新愿景。因此,当今的政治学者要积极创建智能政治学,拥抱智能化新时代,迎接智能化人类政治发展提出的全新挑战和机遇,前瞻性地关注智能经济政治与人的智能化发展,研究“新智人”的产生及人类的解放。

  根据唯物史观关于智能政治学学科范式构建的这个总体逻辑,还可以从智能科学和智能社会科学的视角,对智能政治学的结构—功能体系,作出技术性和社会性的分析描述。智能科学研究者一般认为,人工智能有三个支撑技术和结构要素,即算据、算力和算法,它们各自并共同履行着推进智能化的功能。(1)算据,通常称之为数据,是指对客观事件进行记录并可以鉴别的符号,是对客观事物的性质、状态以及相互关系等进行记载的物理符号或这些物理符号的组合。在计算机科学中,数据是指所有能输入到计算机并被计算机程序处理的符号介质的总称,是用于输入电子计算机进行处理的具有一定意义的数字、字母、符号和模拟量等的统称。这种数据在人工智能领域表现为大数据(Big Data),即是指无法在一定时间范围内用常规软件工具进行捕捉、管理和处理的数据集合,是需要新处理模式才能具有更强的决策力、洞察发现力和流程优化能力的海量、高增长率和多样化的信息资产。因此,大数据具有大量、高速、多样、低价值密度、真实性以及价值性等特征,如果合理运用大数据,可以低成本地创造高价值。(2)算力,也可以称为计算力,就是各种硬件设备的计算能力或者说计算机计算哈希函数输出的速度,在本质上是对数据信息处理的规划、调度和优化的能力。在现代计算科学技术发展阶段,具有强大的信息处理能力的单个超级计算机、通过网络“云”将许多计算资源集合起来进行高效计算的云计算(Cloud Computing)以及在靠近物或数据源头采用网络、计算、存储、应用核心能力为一体的边缘计算等,是决定算力大小的重要因素。因此,算力越强,处理数据的能力也就越强,能够得到的有用数据也就越大越精准。(3)算法(Algorithm)即计算方法,是指解题方案的准确而完整的描述,是一系列解决问题的清晰指令,是用系统的方法描述解决问题的策略机制。通俗地说,一个算法可以被认为是任何可以被图灵完整系统模拟的操作序列或程序规则。

  从智能社会科学视角来看,在人类社会智能化的动态系统中,人工智能的算据、算力和算法这三个支撑技术和结构要素,各自履行着要素功能,并共同履行着系统功能,从而推动人工智能和混合智能的智能化发展。在要素功能层面,一般可以说,算据或大数据是人工智能这台机器高速运转的燃料或物质基础,算力是人工智能发展的技术保障或数据处理能力,而算法则是人工智能处理信息数据并解决问题的策略机制、操作序列或程序规则。简要地说,在智能社会中,智能化系统的要素功能,表现为算据是智能化生产资料,算力是智能化生产力,算法是智能化生产方式(程序规则),而互联网则是智能化生产关系。这些结构要素及其功能的有机结合,就形成智能化系统及其系统功能,这就是推进人工智能和以人为本的混合智能的发展,从而延展、增强和提升人类生存发展的能力。

  综上所述,智能化主导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必然推动人类智能经济、智能社会和智能政治的产生发展,也必然需要智能社会科学和智能政治学,形成智能政治学的学科范式和学术体系。总之,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智能政治学的形成逻辑,可以用唯物史观及其大社会历史观和智能社会科学理论来分析和证明。

  三、智能政治:中国特色智能政治学的学术话语表达

  在智能政治学的学科范式和学术体系的基础上,传统政治学的学术话语将发展变迁,必然催生智能政治学的新学术话语体系。近年来,国内政治学者已经在智能政治的语境下,不断增量地阐释和表达了智能政治的学术话语。通过话语形式和话语内容相结合的分析梳理,可以列出中国特色智能政治学的如下话语谱系,诸如智能政治、算法政治、智能民主、智能协商、智能治理、智能政府(智慧政府)、智能政务、智能权力(或数字权力、数据权力和算法权力)、智能霸权与智能专制、智能鸿沟(或数字鸿沟、数智鸿沟)、智能法治与智能规制、智能主体与机器人公民、智能人本等。下面,择其代表性术语和话语进行简析。

  1.智能政治。智能政治是智能政治学的最基础术语和话语。目前,有一些对智能政治的一般性语义表达和意义分析。譬如,2009年,胡春阳首次使用“智能政治”术语,用以分析手机这一移动多媒体促使老式的权力政治彻底转变为“新式媒介政治”。⑨2016年,佳融分析人员在分析英国“脱欧”公投时,将智能政治看成精英政治与民主政治之外的第三种政治,希望在“精英政治与民主政治之外,将出现智能政治,由人工智能作为独立第三方,系统性介入人类社会政治事务方面的管理和决策”。⑩2017年,言语在有关智慧城市建设的“智能之辩”的讨论中,使用了“智能政治”术语,以“智能政治/1984原生性的伦理学奇点”为主旨,表达了他关于智慧城市建设的技术伦理从关注时空转向偏爱政治的观点。(11)但令人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对智能政治进行专业的学术性语义表达和意义分析。由此决定了关于智能政治的语义表达和意义分析及其概念界定,应该是智能政治学术话语建构的首要和基础工作。

  2.算法政治。在智能化时代,算法具有内生的政治属性,它可以判断人们的政治倾向,影响其政治情感的中立性,并进行政治宣传。实际上,算法本身也会存在偏见,形成“算法操纵”,因此,算法也要讲政治,需要对算法进行规制和监督。基于算法与政治之间的密切相关性,有学者提出了“算法政治”术语,并对算法政治话语进行了阐释。譬如,汝绪华认为,“算法与政治的日益结合正在发展为一种潮流,算法政治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议题。”(12)据此,他分析阐释了基于算法的政治决策和政治传播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还可以分析阐述智能政治的其他结构要素的政治性。也就是说,与算法政治相对应,作为智能化系统的结构要素,算据、算力和互联网,也会与政治生活融合发展,形成数字政治(13)、算力政治和网络政治(或互联网政治。这方面已有长期的研究)等。

  3.智能民主。民主是政治的价值追求和实现形式,智能民主是智能政治的重要形态。人工智能对民主政治的现实影响,即智能+民主,在有的国家已经催生出了智能民主的新政治实践,也引出了智能民主的新政治话语。在西方国家,这种智能+民主的话语实践,主要表现在代议民主方面,如智能手机带来大众政治的新可能,人工智能左右政治舆论、操纵民意和影响选举投票,AI机器人竞选日本多摩市市长等。在我国,学者们也从机遇、挑战与消解等视角,对人工智能影响民主政治、代议民主以及协商民主、智能协商等方面进行了探讨。(14)如果从新的民主视角来看,现实的人工智能技术,可能带来改变就业结构、冲击法律与社会伦理、侵犯个人隐私、挑战国际关系准则等问题,将对社会治理、国家政府管理乃至全球治理,提出治理权威化和智能化的新要求,而这将助长智能化治理的集权扩张,当缺乏足够的透明度、民主监控和制度规制时,必将会导致智能化治理或智能政治的腐败和专制。于是可以说,在智能化新时代,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对智能化公共权力进行有效的民主监督。从这个意义上讲,比之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监督民主将会与新科技革命和智能化相辅相成,相伴而行。因此,我国在全面建设智能化现代化强国的进程中,就应该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监督民主。总之,监督民主必然成为智能政治学的重要学术话语。

  4.智能治理。人工智能必然对国家治理带来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机遇与挑战。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在现阶段,“人工智能影响国家治理的可能范围与程度及其影响国家治理的机会与空间都是有限度的;未来人工智能与国家治理之间的互动还有更加丰富的想象空间。”(15)人工智能影响和助力国家治理,可以表述为人工智能与国家治理结合,即智能+治理问题,这已经是我国学者现在最为关心的智能政治的学术话语。在概念使用上,智能治理也被称为人工智能治理、智能化治理、智慧治理等,还被简化为“智理”。(16)综观学者的话语表达和学术探讨,在概念界定上,对智能治理可以作如下的界定,即所谓智能治理,就是构建智能化公共治理体系、规制人工智能技术和发展智能经济社会民生的总称。从这个意义上讲,智能治理具有三个方面的具体含义:(1)基于人工智能的治理。这意味着智能治理就是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智能化思维构建智能化公共治理体系,以推进智能化的国家公共治理活动。如刘永谋认为,“智能治理就是运用智能技术手段进行公共治理的活动。智能治理的主要应用领域包括:智能政府、专家决策、智能计划管理、智能社会测量、智能监控安保等。”(17)(2)对于人工智能的治理。由于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可以造福人类,另一方面在缺乏规范和制约的情况下,它也有可能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人类自身。因此,要保障人工智能的安全健康发展,就要建立健全规制人工智能的技术规范、法律规范、伦理道德规范及其制度机制。这就是对人工智能进行治理的智能治理活动。(3)运用人工智能的治理。这意味着智能治理就是国家运用人工智能履行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保障的职能,通过国家治理推进智能经济、智能社会和智能民生的发展进步,从而实现人民的智能化美好生活的治理活动。总之,概括起来可以说,智能治理即是“智能+治理”,是由基于人工智能的治理、对于人工智能的治理和运用人工智能的治理所构成的智能化治理新形式。现在,国内学者对这三个方面的智能治理话语,已经有了比较多的阐释和表达。

  5.智能政府。政府是政治和治理的担当者与施行者,智能政府即智慧政府,同样是智能政治和智能政务的担当者与施行者,是智能化公共治理的新政府形态,是智能化新时代政府治理的升级版。因此,智能政府也是智能政治学的重要学术话语。概括起来可以说,国内学者已经阐释和表达了如下一些语义(18):(1)在我国,电子政务的发展经历了基于“互联网+”的电子政府、基于“大数据+”的数字政府和基于“智能+”的智慧政府三个阶段。因此,智慧政府是电子政务发展的高级阶段。(2)对智慧政府的话语表达,大致可以归纳为信息技术和公共管理两大维度。从信息技术维度来看,智慧政府即是智能高效的政府,它要求利用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数据挖掘、知识管理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智能化手段,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提高行政决策的准确性和效率,提供更加智能与高效的管理和服务。从公共管理维度来看,智慧政府即是智能人本的政府,它要求建立以人为本的智能化政府服务模式和善治的新格局,这意味着“智慧政府的本质和原则都是围绕满足群众需要、为民服务和改善民生而展开的,是将以人为核心、以制度为保障作为智慧治理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目标”。(19)(3)智慧政府包括智能办公、智能监管、智能服务、智能决策等四大领域,是政府职能配置、职权关系和组织结构智能化的全新政府形态,是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新智能政府治理模式。综上所述,在研究者的话语中,智慧政府不仅是一个技术概念和一个管理概念,更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讲,智慧政府具有显著的政治属性,智慧政府概念是智能政治的重要术语和语义表达。

  6.智能权力。权力是政治的核心要素,智能化权力也是智能政治的核心要素。在智能政治的语境下,智能权力也当然是不可轻视的智能政治话题。在这方面,人们首先是从企业发展战略上关注智能赋权,认为智能赋权能够结合运用最优化、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等数据和技术,用机器智能增强人类智能。在智能化实践中,这种智能赋权,可能催生数字权力或数据权力、算力权力和算法权力的产生。有人认为,智能赋权给人类社会政治生活所带来的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可能导致智能集权、数字集权、算法霸权、技术专制的新威权社会。如何哲就简述列举了三种人工智能的专制形态,即人工智能辅助下的人类专制、人类过度依赖人工智能的专制以及人工智能自身对人类的专制。(20)另一方面,也可能带来智能分权,数字民主,权力去中心化、分散化和扁平化的新分权社会,等等。实际上,智能化时代必然产生智能权力,而有关智能权力的实践与理论问题,远比这些话题要复杂多样。因此,智能权力问题还需要政治学者持续关注和深入研究。

  通过对智能政治及相关学术话语的上述解析,并对智能鸿沟(或数字鸿沟、数智鸿沟)、智能法治与智能规制、智能主体与机器人公民、智能人本等学术话语的考察来看,政治学者对此还没有学科性、系统性和谱系性的理论研究、学术阐释和话语表达。这更加表明了中国特色智能政治学学科学术话语体系构建的必要性。

  四、结束语:发展以人为本的中国特色智能政治学

  从终极性价值目的来讲,智能科学主要关注智能化技术的科学性和有效性问题,智能社会科学则需要解决智能化技术的科学化与人本性(人文性)双重价值的契合问题,而智能政治学要关注智能机器人与人类之间的政治主体性问题。因此,发展以人为本的智能政治学就是智能化时代中国政治学学科学术话语创新的集中体现,也是现阶段中国政治学者的历史使命和重要任务。

  智能政治学的生成,既是自然发展的结果,也是人为构建的产物。在我国,为了适应智能化的发展进程而构建和发展智能政治学,要以混合智能及其新人工智能和广义智能,作为中国政治学学科学术话语创新的智能化背景;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善于融通把握好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和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建设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智能政治学;要根据唯物史观的总体逻辑以及大社会历史观、智能科学理论和智能社会科学理论,构建有助于人类驾驭智能机器的智能政治学的学科范式和学术体系;要以人本智能为主导,在吸取智能政治话语表达已有经验的基础上,从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的层面,系统性地构建智能政治、智能权力、智能主体、智能民主、智能治理、智能政府、智能正义和智能法治等为结构要素的话语知识体系。从而经过长久的努力,构建和发展以人为本的中国特色智能政治学。

  注释:

  ①吴朝晖等:《混合智能概念与新进展》,搜狐网,http://www.sohu.com/a/127377810_05819,2017-02-27。

  ②⑤郑南宁:《“混合增强智能”是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向》,《人民日报》2017年11月13日。

  ③Michael Levitt:《新层面混合智能是人、机器、生物三位一体》,亿欧网,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11908795435611675&wfr=spider&for=pc,2018-09-18。

  ④人机与认知实验室:《人机混合智能的哲学思考》,搜狐网,http://www.sohu.com/a/207483319_464088,2017-11-30。

  ⑥参见何哲:《大数据时代,改变了政府什么?——兼论传统政府的适应与转型》,《电子政务》2016年第7期。

  ⑦对智能社会科学和智能政治学的倡导,参见高奇琦:《人工智能的学科化:从智能科学到智能社会科学》,《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9期。

  ⑧刘德厚教授将唯物史观具体阐释为大社会历史现,即从人类自由解放的角度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概括为人的政治阶段、人的经济社会解放阶段和人的全面解放阶段,并以此来引导哲学社会科学和政治学的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可详见刘德厚:《广义政治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

  ⑨胡春阳:《全球新政治:手机短信传播与公共治理》,《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年第4期。

  ⑩《英国脱欧应交机器人决策 人工智能将登上政治舞台》,科技生活在线,http://m.sohu.com/a/85856010_270866,2016-06-24。

  (11)参见言语:《智能政治/1984原生性的伦理学奇点》,《时代建筑》2017年第5期。

  (12)汝绪华:《算法政治:风险、发生逻辑与治理》,《厦门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

  (13)参见[美]本杰明·巴伯:《数字政治的不确定性后果——民主与信息技术的难兼容性》,叶敏译,《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14)参见严行健:《人工智能时代的代议制:挑战、机遇与发展路径》,《学习与探索》2018年第2期;高奇琦:《人工智能的发展对民主政治的机遇与挑战》,《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11月8日;杜欢:《人工智能时代的协商民主:优势、前景与问题》,《学习与探索》2017年第12期等。

  (15)梅立润:《人工智能如何影响国家治理:一项预判性分析》,《湖北社会科学》2018年第8期。

  (16)譬如,王媛的《城市要“治理”更要“智理”》一文中,在使用“智理”时就说到:“城市更要‘智理’,这里的‘智’是指运用互联网+、运用高科技技术以‘智理’促进‘治理’”。中国评论网,http://www.chinareview.com.cn/html/qiangguoluntan/xueshudongtai/2019/0115/42044.html,2019-01-15。

  (17)刘永谋:《“新技术治理的隐忧”:以智能治理和生化治理为例》,《当代美国评论》2019年第1期。

  (18)参见何哲:《人工智能时代的政府适应与转型》,《行政管理改革》2016年第8期;何哲:《人工智能时代的政务智慧转型》,《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等。

  (19)相关论述可参见汪玉凯:《智能化治理与智慧化服务:打造政务服务新模式》,《信息化建设》2017年第1期。

  (20)何哲:《人工智能时代的政务智慧转型》,《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

作者简介

姓名:刘俊祥 工作单位: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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