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初心意识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现实彰显，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对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增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自信以及提升中国共产党执政公信力也具有深远意义。这一伟大目标的如期实现，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坚持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紧抓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不断提升领导发展本领、坚持务实辩证的工作作风和思维。进入后小康时代，我们党仍要高瞻远瞩，不断巩固来之不易的全面小康成果，助推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跃上新台阶，在全体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道路上不断厚植“量的累积”。

　　关键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逻辑必然; 可贵经验; 时代展望;

　　基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时代党的社会号召力及其提升策略研究”(项目编号:19CKS024); 广西八桂学者资助项目“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重大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年，也是中国共产党兑现历史承诺、展现使命担当的重要历史节点。从宏大历史进程来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既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追求理想社会的优良传统在赓续，又是通向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和人类解放进程中“量的积累”，更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伟大书写。从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探索和建设理想社会的筚路蓝缕历程来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状态，承接总体小康和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必经阶段，既是中国共产党执政道路上鲜亮的阶段性成就，意味着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将历史性地得到解决，同时又是新时代征程上新的起点。站在这一时代节点，总结和反思中国共产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和实践，同时展望后小康时代中国共产党的续写篇章，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继续彰显中国现代化道路魅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逻辑必然

　　邓小平说过，小康就是介于温饱和富裕之间，“达到小康水平，就是不穷不富，日子比较好过的水平”[1]。从思想和实践来看，小康是指人的生活摆脱贫弱实现殷实，并在此基础上向富裕和美好生活迈进的状态，是摆脱绝对贫困和实现基本温饱后生活质量的显著提升。中国共产党提出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并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任务，体现着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的有机统一。

　　1. 建设小康社会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发展和解放思想的忠实践行。

　　贯穿马克思主义所有思想的主线是人的解放。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的解放不能陷入完全的“自我意识”中，而是应该关注“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世界”。一切人类生存并创造历史的首要前提就是“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2]。因此人要实现解放，首先必须解决好衣食住行等基本的物质生产资料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劳动和人的异化现象，揭露了私有制下工人的贫困状态，为此，只有运用阶级斗争，消灭私有制，“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3]，才能真正解决好人的生存和生活问题，最终实现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解放以及人的本质真正复归。在马克思恩格斯预想中，人类未来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将是生产资料高度发达、“按需分配”、“人实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想社会。列宁坚定地弘扬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发展和解放的思想，并将其具体落实到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危险重重，列宁领导俄共(布)努力恢复和发展经济，始终将提高人民生活和维护人民利益作为基础性执政任务。他指出:“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4]在实践中，列宁十分注重采取有效措施来改善人民生活。如面对饥荒和粮食危机，列宁提出由国家代表人民来实行监察监督、计算和调节，在产品的生产与分配中合理分配劳动力;在认识到余粮收集制、禁止自由贸易等政策损害劳动群众利益之后，列宁就主张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实行新经济政策，发展商品经济。列宁在实践中提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著名公式，并认为建设社会主义不是抽象的图景和遥远的将来，而是要踏上“实干的道路”，“我们把社会主义拖进了日常生活，我们应当弄清这一点。这就是我们当前的任务，这就是我们当今时代的任务”[5]。这些经典作家论断及实践表明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要关注人的生存和生活这个基础性和前提性问题，无产阶级政党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解放的使命，就必须始终致力于人民生活改善和人民利益维护。中国共产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是保证人民生活所需的物质生产资料，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这既是为实现美好生活和共产主义社会积累基础、增加存量，又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人的发展和解放思想的落细落小落实。

　　2. 建设小康社会是对中华民族美好梦想的承载。

　　追求太平小康、期盼天下大同是我们的先人们不断追求的光荣传统，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精神。古代很多先贤儒士、思想流派都纷纷表达了对小康和大同社会以及美好生活的祈盼。如，《诗经》中就有“民亦劳止，汔可小康”的悯民情怀，小康因此也成了人们追求的理想生活;道家的老子勾勒了“小国寡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6]的理想生活状态;儒家先哲们描绘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7]的大同社会，同时鉴于当时“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的社会现实，指出应以“礼制”来治理国家和社会，“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8]。在他们看来，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大同已难企及，但小康可期。儒家关于小康和大同社会的描述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影响了诸多知识精英甚至政治集团的价值取向。可以说，“天下大同”、“小康社会”的理想社会模式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和持久深远的影响力，虽然带有唯心主义和空想主义色彩以及阶级局限性，但其是深藏在中华民族成员心中的美好期待，体现了中华民族追求美好生活的心态、风貌和理想。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也构成了中华民族发展的精神动力。中国共产党诞生在中国大地并接受中国文化滋养，作为中华民族复兴的核心支柱，“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9]，理应合理传承这种对理想社会的不懈追求，并将其融入执政实践，在科学理论指导下引领中华民族成员将这种美好生活的理想逐步变成现实。因此，中国共产党提出建设小康社会，契合了中华民族追求“天下小康大同”的家国情怀和心灵趋向，延续了中华民族追求美好生活的积极风貌，承载着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梦想，彰显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弘扬。

　　3. 建设小康社会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诉求。

　　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正式全面表述了社会主义本质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认识、探索和实践社会主义本质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相继提出了建设“小康社会”、“总体小康”、“全面小康”的切实可行目标，旨在在尊重国情的基础上稳妥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向共同富裕目标逐步迈进。邓小平在探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提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就是建设“小康之家”，到20世纪末中国将会达到“一个小康的状态”[10]。1982年党的十二大指出，从1981年到20世纪末的20年，力争使全国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促使人民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党的十三大明确了“三步走”战略，将2000年达到小康水平作为第二步战略。沿着这一战略构想和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实践，江泽民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已经达到总体小康水平，但这个小康还是低水平、不全面和发展不平衡的小康。因此又提出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明确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的新目标，并将人民富足、民主法制更加完善、民众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又将增强发展协调性、生态文明建设、社会事业发展等内容融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的小康社会，并通过经济中高速增长、乡村振兴战略、打赢脱贫攻坚战、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等一系列举措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些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演进及其实践成就，说到底就是为了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把共同富裕和美好生活的理想目标化为一步步可见可触可感可期的实际行动，既彰显了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以及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统一，又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不移。

　　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蕴含着古老的民魂情结，在中华民族复兴史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征程上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1. 铸就中华民族发展史上重要里程碑。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宣告绝对贫困这个困扰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性难题得到解决。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就算是在皇朝盛世时期，贫困依然普遍存在。可以说，摆脱贫困、过上温饱小康生活是几千年来人民群众的殷切期盼，而这种期盼在旧社会和剥削制度下是不可能实现的。贫困就像一个甩不开的魔咒始终困扰着中华民族几千年。尤其是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大举侵华，民族危机加重，民族尊严遭践踏，中国人民的生活在内忧外患中更是水深火热，“小康”和“大同”更成泡影，“安居”“求富”“求强”“振兴”成为迫切渴望。地主阶级、农民阶级、资产阶级都曾纷纷拿出救亡图存、自强求富方案，结果都宣告失败。摆脱贫穷依然是一道难题横亘在历史面前。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反帝反封建为明确目标，以为人民谋幸福为宗旨和使命，才引领中华民族走上了一条能真正消除贫困、实现人民幸福的道路，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胜利，让普遍贫困和绝对贫困这一历史难题得以成功解决，无疑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还增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底气。

　　2. 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信念。

　　共产主义是共产党人奋斗的最高纲领和精神家园，是理想性与现实性的高度统一。共产主义作为远大的理想目标，不可能奢望短期内就会实现，更不可能脱离和越过现存社会基础而跨越式实现。“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11]共产主义的实现，需要一点一滴的内含共产主义理念、要素、形式的实践，需要以共产主义为目标，不断结合现实社会状况来谋划发展思路和方案，需要一个又一个阶段性的胜利果实来积淀。“作为成份的共产主义因素，可以存在于社会主义现实中。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不是在某个早晨一觉醒来就会出现的，它有个不断积累的过程，是一种具有连续性的运动过程，是一个共产主义因素在社会主义过程中不断增长的过程。”[12]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共产党建成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全面小康社会，这无疑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实现共产主义道路上的重要“量的积累”。可以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共产主义理论实践运用下的中国发展道路和智慧。随着这一历史任务的完成，再次表明共产主义虽遥远但不缥缈，共产主义要素和成分在中国日渐增多，共产主义目标的实现又增添了一座丰厚的底基，我们离共产主义目标更近了一步。这必然有助于抵御和消解“共产主义渺茫论”“共产主义过时论”等不和谐声音，增强人们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认同和信心。

　　3. 增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自信。

　　现代化是经济体制、发展动能、制度组织、生活方式、精神气质、文化形态等方面发生重要转轨、变革或颠覆性改变的过程及运动。人类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迈进的过程中，几乎每个国家都将现代化视为发展动力和目标。一直以来，一些人喜欢将现代化贴上西方化的标签，其实不然。现代化是一个跨越地域限制和文化差异的开放的实践状态。它虽然具有诸多普遍的精神内涵、运行机制和内在规定，但不同民族和国家由于历史和文化积淀不同、现实国情差异，在移入或探索现代化时必然会烙上民族性和特殊性印记。近代以来，中国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被动卷入现代化潮流，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版本的书写。在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庚子新政、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诸多艰难的现代化方案之后，由于更多都是“沿袭西方的标准，从不同方面复制西方的现代性成果，缺乏中国之‘骨’”[13]，而且深受旧制度束缚，结果要么早早夭折，要么被外力冲击轰然塌陷，要么受主客观因素制约难以完成现代化的期望目标值。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国情结合，走自己的路，不以“西方版本”为模板，跳出“苏联模式”束缚，找到了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并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和风格的现代化道路。这条道路既凸显现代化的普遍理性和文明，又极力克服和避免西方国家资本逻辑主导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弊端，将新型工业化、以人为本、共同富裕、美好生活、共享发展、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中国元素纳入，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克服和化解现代化滋生的隐忧与难题，是一条面貌全新、特色鲜明、效能显著的现代化文明之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的重要安排、鲜亮名片和重要成果。它不仅涉及物质生活和经济发展水平提升，还涉及民主法制进步、公民权利意识增强、科学技术发展、公共道德和意识培育、社会治理体制改善、人的全面发展等多个层面，既体现了现代化的普遍性文明和恩泽，又克服了一些现代化难题，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继续推进和中国现代化标准的提高以及更加美好蓝图的实现夯实了丰厚的基础，同时也更加有助于坚定人们对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的自信。

　　4. 提升党的执政公信力。

　　公信力是执政地位稳固的根本保证。不能取信于民甚至陷入“塔西佗陷阱”的执政党必然卑微且难逃“下台”命运。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重视维护自身公信力和形象。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影响党的执政公信力的因素很多，甚至存在很多变化，但唯一不变的是对人民利益的维护和对人民承诺的兑现。从上世纪80年代提出20世纪末达到小康，到本世纪初提出要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再到提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这些目标的如期实现，是在切切实实提升人民获得感，也是党对人民历史承诺的兑现，而且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道路上，并非风平浪静，而是经历了许多重大突发事件的挑战和难以预测的风险的考验，往往挑战还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励精图治、顶住压力、闯关夺隘，以“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的勇气如期完成重任，这无疑会有力地提升党的执政公信力和形象。

　　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可贵经验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执政道路上的闪亮政绩，其积累的宝贵经验更是值得总结，这对于后小康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也具有深远的价值。

　　1. 坚持发挥我国制度优势。

　　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始终坚持和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是紧密相连的。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建设小康社会是在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不足、贫困人口基数大、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一现实国情的基础上展开的，用了近40年时间就在这样一个大的国家彻底扭转了贫穷落后状态，用了短短7年时间就实现了“贫困人口从2012年年底的9899万人减到2019年年底的551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0.2%降至0.6%，连续7年每年减贫1000万人以上”[14]。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帮助这么多人实现脱贫并走向全面小康。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实践得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包括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方向不偏、道路不移，做到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保证从上到下把各项工作紧紧抓牢，没有弹性和退路，展现出强有力的领导力、组织力、动员力和号召力;坚持全国一盘棋，集中资源和力量办大事，迅速高效解决人民群众迫切关心的问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人民群众的需求作为决策制定依据，将人民群众的评判作为工作标尺，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凝心聚力解决好人民关心的重大问题和事项;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既保证了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公共福利的“压舱石”，又能确保人们以更多的方式和途径去提高生活质量和实现自我价值，等等。正是因为坚持发挥我们的制度优势，才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发展困难，完成了许多重大民生工程，解决了许多积压已久且影响人民获得感的难题，突破条条框框束缚，创新了许多惠民制度，而且力度大、速度快、效率高，因而促使人民群众生活越来越丰富殷实，确保全面小康目标顺利实现。制度优势及其效能转化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保证。

　　2. 紧抓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唯物辩证法表明，想问题办事情要抓住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15]对于执政党来说，偏离社会主要矛盾，不仅会让工作失去重心，还会阻碍社会进步和损害人民利益。“社会主要矛盾是战略之基、方针之据、工作之向，党和国家工作无论是制定法律、谋划蓝图，还是建设布局、工作部署，都要立足于以社会主要矛盾为基石的基本国情，都要受到社会主要矛盾状况的影响和制约，都要有计划有步骤有针对性地促进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16]中国共产党取得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伟大胜利，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因为其立足于且紧紧围绕我国社会主要矛盾。1978年之后，鉴于过去偏离社会主要矛盾而造成的损失和危害，我们党在解放思想和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础上，明确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历史跨度和实践来看，正是因为要解决人民生活和社会生产贫穷落后状态，解决好发展瓶颈，让人民在经济基础、民主法治、社会保障、生存环境、发展机遇等方面达到美好生活标准，我们党才基于现实国情逐步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如果对社会主要矛盾没有清醒的把握和认知，或者抛开主要矛盾的内在规定和实践要求，在主要矛盾边界问题上出现“越界、跨界、无界”行为，建设小康社会的各项指标不可能顺利完成，也不可能获得民众的强力支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积极回应和正确把握。

　　3. 不断提高党领导发展本领。

　　从贫穷落后状态迈进全面小康社会，关键在于发展。早在1982年邓小平就说过，“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所以，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7]。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但由于发展是手段和目的的统一、工具性和价值性的统一、经验和理性的统一、数量和质量的统一，因此发展过程中充满着破与立、进与退、得与失、圆与缺的辩证法。这也意味着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实践中，党必须善于领导发展，不断提升领导发展的本领和水平”[18]。党领导发展本领是引领、组织、动员、调控和保障发展的能力和水平，体现了党对发展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目的是确保发展的人本伦理向度，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仅是数字和数量层面增加人民获得感，更是在质量和效益层面提高人民生活的幸福感和尊严感，让发展红利为所有民众共享;不仅是在物质生活层面实现小康，还在文化需求、权利伸张、政治参与、法治保障、公平正义等层面提高人们的存在感和意义感。这些得来不易的成果与我们党紧拧发展这个“牛鼻子”以及领导发展本领的日益提升是紧密相连的。从《论十大关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再到可持续发展思想、科学发展观、新发展理念等理论演进与实践探索，党领导发展本领随着实践推进和锤炼不断提升。正因如此，全面小康社会才在攻坚克难中如期达标。中国共产党不断提高领导发展本领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动力。

　　4. 坚持务实辩证的作风和思维。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也不可能通过“一阵风”的短促突击就能实现，更不是依靠轰轰烈烈的“大呼隆”、强力刺激抬高速度以及“打鸡血”式的狂热激情去完成的，而是立足实际、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勤劳奋斗的结果，是坚持集中决策和常态化建设相统一、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相结合、问题意识和目标导向相结合，摸着石头过河，发扬“钉钉子”精神而稳步实现的结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的每一项重大决策部署，都是在解放思想、反复论证、谨小慎微、适度创新、系统规划中整体推进的。这些都体现了我们党戒骄戒躁、谦虚谨慎、务求朴实的实干作风与品格。同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遵循了辩证思维。唯物辩证法表明，差异是客观存在的，是事物的基本形式和样态。“没有差异，事物是不可能发展的，正如没有落差，水流就不会向下运动一样。要‘发展’就必须保持有一定的差异，‘发展’本身就意味着差异”[19]。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让全体人民都不同程度地实现生活质量的改善，但“全面”讲的是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讲的是一个也不能少，一个也不能掉队，大家共同发展，而并不是说“个体之间没有任何差异的同等程度、同等状况和同等模式的发展……‘全面’代表着人的体力、个性和能力等诸方面的普遍性，是个人最丰富多彩的发展”[20]。因此全面小康并不是意味着让不同地区所有人都达到同一个形式、标准和水平的小康，不是搞“平均主义”，也不是划定一个统一的收入标准或其它的数字衡量标准要求所有人都达到这个数字，更不能幻想通过全面小康消除区域间、地区间、城乡间所有发展差异，达到纯粹的同一状态，因为“面对各种差异不能过于求同。过于求同会导致更大的不和谐。由于世界本身是具有差异的存在，过于求同不仅本身不是和谐，而且往往容易滋生更大的不和谐、产生更大的矛盾和冲突”[21]。我们国家由于自然环境和历史等原因，各地发展资源、能力和水平参差不齐，要求各地同步达到同一水平小康，各地人民都达到同一收入水平和生活标准，是不切实际和缺乏辩证思维的。习近平也说过:“全面小康不是人人同样的小康”，“城乡区域之间生活成本特别是居住成本很不一样，光看收入也不能准确反映问题”[22]。中国共产党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始终坚持辩证的思维和方法，不搞简单的数字脱贫、数字小康和标语小康，也不简单地整齐划一，而是基于国情尊重差异化存在，在协调发展中提高各地区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让不同地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尊严感较之过去都有大幅度提高，通过构建差异性正义向共同富裕与和谐社会迈进。可以说，正是始终坚持务实辩证的工作作风和方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才符合中国发展实际，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绩，获得了人民的理解和支持。

　　四、后小康时代的几点展望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共同富裕和民族复兴道路上的阶段性胜利，但不是终点。习近平说过:“我们不仅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且要考虑更长远时期的发展要求。”[23]全面建成小康之后，我国依然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依然没变，发展中新旧问题的交互缠绕依然会存在。这就意味着我们党必须在现有小康的基础上登高望远，着眼于后小康时代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确保来之不易的小康成果得到巩固，并迈向更高层次和境界。

　　1. 铸牢脱贫攻坚常态化思维。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味着消除绝对贫困，但相对贫困难题的缓解以及防“返贫”任务依然艰巨。这两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好，不仅有倒回到原有贫困状态的风险，还会损害党的执政信用，甚至撕裂社会平衡和稳定。习近平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脱贫攻坚战不是轻轻松松一冲锋就能打赢的，从决定性成就到全面胜利，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依然艰巨，决不能松劲懈怠”“巩固‘两不愁三保障’成果，防止反弹”“保持脱贫攻坚政策稳定”“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等重要话语，均释放出一个重要信号，即脱贫攻坚必须保持常抓不懈的常态化思维和意识。不仅要解决困扰基本生存的绝对贫困问题，更要在此基础上着眼于长远，建立科学有效的长效机制，进一步解决好关涉协调发展和共享发展的相对贫困问题;不仅要克服困难打赢现有脱贫攻坚目标和任务，还要从政策保障、利益激励、文化扶贫、科技支持等多角度持续性、经常性和规范性巩固反贫困成果，让脱贫群众从根子上不会出现返贫现象。只有这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果才能真正得到巩固和升华。

　　2. 提高应对重大突发事件能力。

　　重大突发事件对社会稳定、人民生活和安全造成重大威胁和影响，更是对党和政府治理体系和能力的重要考验。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我国曾发生多次重大突发事件，既有自然领域的重大灾害，也有社会领域的重大破坏性事件。在党的坚强领导和全国各族人民的齐心协力下，这些突发事件虽破坏力极强，但并未影响到全面小康社会以及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整体进程，而且在每一次突发事件之后，党和政府都进行了理性反思和总结，并形成了一些制度创新。2020年是兑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承诺的时间节点，但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造成了重大危害和阻力。在艰苦的抗疫斗争中，党中央充分发挥我们的制度优势，直面问题及时总结及时提高，以世所罕见的强有力举措推动抗疫工作不断好转，与此同时又积极部署和落实脱贫攻坚工作，确保全面小康社会如期实现。在后小康社会时代乃至整个中华民族复兴进程中，不确定性的风险挑战依然会常伴，重大突发事件还有可能会发生，人民小康生活仍会面临难以预测的威胁。对此，我们党必须常怀“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的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尤其要不断健全重大突发事件预警和处置机制，提高驾驭风险本领，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水平，确保遇到突发事件和重大考验时能镇定从容、科学应对，最大限度减少灾难给人民生命安全和生产生活造成损害，维护全面小康成果。

　　3. 提升驾驭资本逻辑能力。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及其运动构成现代历史的本质内容，是推展世界历史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的合法化认可和扩大对外开放，借助资本力量促进社会主义发展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特色。“在一个总体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发育程度低于当代创新资本生产方式的国家，重新认识资本仍然具有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并尽可能地充分利用当代资本形态，是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中国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之一”[24]。但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资本逻辑虽然在中国生产力发展、现代化繁荣、人民生活质量提升等方面展现出巨大效益，但其内在矛盾及逐利本性造成的社会问题和矛盾也不可忽视，如利益固化、收入差距拉大、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冲突、公权与资本勾结等。今天我们虽然依靠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胜利，但资本逻辑仍会持续保持有活力的存在状态。驾驭资本逻辑，增强其正价值，减缓和遏制其负价值，仍是后小康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和智慧面临的重大考验。“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面对资本的复杂局面‘与狼共舞’;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面临着如何有效驾驭资本又要防止资本消极腐败作用可能严重侵蚀党和国家机体的严峻考验。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我们始终面对究竟是有效驾驭资本还是被资本另类牵引的道路博弈甚至战争”[25]。为此，我们党要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效能，通过落实落细新发展理念、进一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不断完善各项制度体系、健全分配机制和社会保障机制、培育正确的社会价值共识、弘扬道德正能量等举措，提高驾驭资本逻辑的能力和水平，遏制和解决由于资本逻辑负效应滋生的困扰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难题，让人民群众的小康幸福生活得到有力和持久的保障。

　　注释

　　[1][1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9、10页。

　　[2][3][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8、415、166页。

　　[4]《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80页。

　　[5]《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06页。

　　[6]《老子》，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90页。

　　[7][8]《礼记》上，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419、420页。

　　[9]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光明日报》2017年10月28日。

　　[1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7页。

　　[12]陈先达:《摒弃共产主义理想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吉林日报》2017年2月13日。

　　[13]陈曙光:《现代性建构的中国道路与中国话语》，《哲学研究》2019年第11期。

　　[14]习近平:《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3月7日。

　　[15]《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2页。

　　[16]颜晓峰:《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

　　[18]田旭明、李春艳:《新时代提升党领导发展本领探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年第1期。

　　[19][21]易小明:《文化差异与社会和谐》，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48页。

　　[20]刘同舫:《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史》，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56页。

　　[22][23]《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4-15、12页。

　　[24][25]任平:《资本创新逻辑的当代阐释》，《学习与探索》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