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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发展话语的中国语境和语义重置
2020年09月03日 14:1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0年第2期 作者:商红日 字号
2020年09月03日 14:1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0年第2期 作者:商红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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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商红日,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教授(上海200234)。

  语境和语义的概念来自语言学,有着漫长的生成演化史。其中,语义研究早于语境研究。语义学及语义理论已经从一般语言学中延伸出来,成为一门分支学科或独立话语体系,而语境学尚在发展之中。在国外语言学界,波兰籍人类语言学家马林诺夫斯基于1923年提出并阐述了“语境”概念。20世纪50年代初,马林诺夫斯基关于语境的论说得到英国语言学家弗斯的继承和发展,突破了语境即“上下文”(context)的界定,形成“语言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也叫‘context’”的重要论说。这一拓展性认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使语境发自语义的观念转换为将语义置于语境中的新观念。随着现代语言学的开创,从结构语言学到转换—生成语言学,形成了现代语言学的演进路线。这条路线表明,现代语言学越来越走向科学化与专门化,语境和语义的论题也越来越封闭在语言系统里。但20世纪的语言哲学却呈现了某种反向的态势。对此,哲学界早有关注,并对这种趋势给出分析:“语言学家旨在更好地理解语言的内部机制,直到掌握这一机制甚至制造语言,哲学家从理解语言的机制走向理解世界,他不打算制造任何东西,而只是期待一种更深形态的理解生成。”恰是语言哲学在20世纪的出现和发展,使得语境和语义的概念超出了语言学、语言哲学范畴,在文学艺术、传播学、政治学、法学等诸多学术领域也具有了重要的功能性意义。

  关于语义和语境的关系,语言哲学是在命题的内容与其环境的关系这个范围内来研究的。其中有一种语义理论认为,“命题内容是依靠这些说话者环境的外在特征而个体化的”,“当物理、社会语言或历史环境的特征发生变化而其余一切因素保持不变时,该内容的特征也将随之发生变化”。福柯的话语理论、哈贝马斯的话语理论及昆廷·斯金纳的概念史,特别是斯金纳“着眼于语言变化与政治变化关联的研究”,都已经形成了关于概念研究的丰富而深刻的理论论说。但不无遗憾的是,他们对于语境和语义及其关系并未加以认真讨论。现在,当我们回到现代政治学知识生产的主题上来,可以发现语义和语境的关系对于政治知识生产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且这种意义也蕴含在政治学学术史丰富的研究案例中。

  一、“政治发展”的原初语境和语义分析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出现的政治发展概念,是西方政治学家基于特定政治信念,对战后新的历史情境中的政治现象作出的理论概括。在形式上,它是对解释某一类政治现象而形成的理论的总体命名。考虑到“法西斯主义及极权国家的灾难性兴起,曾将世界拖入战争的深渊,而民主政治在战后却未能巩固与扩大其原本取得的胜利”,一批西方政治学家围绕着“在何种条件下,稳定的、民主的政治发展才有可能出现”这一核心问题展开思考。政治发展概念就是在探究这个核心问题中被工具化、规范化,并获得广泛传播的。

  “二战”结束至今70余年间,世界范围内出现了“西方—东方”“冷战”“南北关系”“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苏东剧变”等重大历史情境和一系列历史事件。各种政治发展理论恰是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中、在一些重大事件的影响下产生的。重大事件中也包括学术事件,如“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产生。而这些历史情境与事件就是政治发展概念与理论产生的语境。这样,语境的概念一方面表达了事实的总体性,另一方面也强化了“指引性”,即作者对总体性事实的特定指称,它将人们对一定的文本、思想、论说等的理解、认知、评价首先引向它们的所指。政治发展的诸多命题都指向现代化及发展问题,特别是指向“政治不发展”状况,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阿尔蒙德和科尔曼于1960年出版的《发展中地区的政治》一书,是代表政治发展问题研究兴起的著作。尽管该著并未使用政治发展概念,但全书指向非西方国家的政治系统及其结构的“不发展”状态,这种状态正是构成政治发展概念的一种语境。当然,作者所在的“语言共同体”为其提供了另一种可为该共同体成员通用的语境。两种语境共同作用于政治发展从观念到话语的形成。

  语义是一事物在明确的语境中所获得的意义。政治发展概念是对一种政治事物的概括或命名,政治发展的语义就是在不发展状态的语境中,对发展意义的确认。因此,语义不同于对概念的解释,概念的内涵或含义往往只涉及该概念的部分语义。在当代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代表性研究中,政治发展概念的语义概括起来有三种:一是现代国家标准及其条件,二是现代国家能力及其建构,三是现代国家制度及其效能。

  第一种语义认为,经过变革而建成达到现代国家标准的国家,就是政治发展。具体说,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通过市场化、工业化推进而形成社会分化结构,从中生长出现代政治的功能,由此而形成所谓现代政治系统,便是政治发展。伊斯顿、阿尔蒙德等人是阐释此种语义的代表。第二种语义认为,通过现代国家组织和秩序的建构而形成政治权威与合法性的政治能力或国家能力就是政治发展。亨廷顿、杰克曼、福山等人是阐释此种语义的代表。第三种语义围绕制度及其变迁的论说,将政治发展引向制度设计、制度变迁、制度绩效乃至公共行政、公共政策等。这种新制度主义的政治理论又被分化为两种趋向:一是与上述第二种语义“合流”,或者被第二种语义所吸纳;一是走向“治理理论”。

  到20世纪80年代,政治发展研究在西方呈现式微趋势,而在西方以外国家则刚刚趋热。“政治发展论者企图利用特定的分析框架和概念工具,或利用西方民主国家的经验来比较分析不同发展形态和程度的政治变迁及适应问题,最后希望从中建立理论通则。”该种理论包含着鲜明的西方中心论,甚至美国中心论倾向,而通过语境和语义分析更有助于把握政治发展概念及理论的倾向和要旨。

  二、中国政治学与政治实践对政治发展的语境和语义重置

  20世纪80年代,政治发展理论引入中国。中国政治学界和中国政治实践对政治发展这一概念作出了多样的语境和语义的重置。这里首先从学术与学科视域来描述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构建过程对政治发展语境和语义的重置状况。

  在学术层面,数十年的文献累积,中国学者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思考政治发展问题的“生产资料”,建构了独特的“文本间关系”的语境和语义,从而形成了关于政治发展概念的学术语境和语义重置。所谓文本间关系,指不同文献之间由作者建构起来的关联,如与马克思主义文献、与各种政治发展理论研究的文献等建立起来的联系。文本的改写、翻译、引证、分析、接续、呼应(互文)等活动,均会形成文本间关系。一旦某种文本间关系确立,则相应发生语境和语义变化。从根本上说,文本间关系的建立是语境重置的思想活动过程。作者通过这一过程来实现由一种“外部语境”到另一种“外部语境”转换,或者实现“外部语境”向“内部语境”的转换。一旦这种转换完成,语境就被重新设置。如上文所述,语义是在一个明确的语境中某种事物的意义。语境重置以后,同一概念的语义亦然不同或产生差异,进而带来语义重置。

  借用古代欧洲一位改革者和思想家的话说,“一切术语在从它们原本的语境被转移到另一个语境时,就变成新的措辞。”当然,“措辞”还可能包含有话语使用上的“策略性”,如临时性、不确定性等意思,而一旦某个“新的措辞”在这个语境下被人们普遍接受,那么,它就成为一种新的术语,尽管用词完全相同。不同文化之间术语的“转移”情况会更复杂一些,但可类比上述情况来解释。政治发展这个概念,作为一个学术术语就像现代政治学的许多术语一样,也在中国经历了如此嬗变。这种嬗变机制便是语境和语义重置。例如,当政治发展与马克思主义文献建立起文本间关系,实际上大大扩展了政治发展术语的外部语境,即把政治发展的背景、知识基础等转换为人类社会历史这样更大的时空语境。于是,政治发展的语义被转换为普遍原理,即在时间语境中,政治发展是人类政治史的普遍现象,而在空间语境下,不同国家都将面临政治发展的不同问题。由此可见,经由语境和语义的变换,政治发展术语从原本的用以分析政治不发展而走向真正的政治发展概念,转变为阐释宏观历史变迁的概念。这一转换的要义是实现了某种“再命名”与“再定义”,意味着此政治发展事物已不是或不完全是彼政治发展事物。

  在学术与学科话语建构的层面,政治发展概念语境和语义的转换成为中国政治学知识生产的一个重要途径。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治话语通过对域外语词的语境和语义重置,成功实现了现代政治话语的中国化改造,因而,语境和语义重置是值得总结的中国政治话语构建的重要经验。需要指出的是,在学术层面,由于研究者的学术思想、学术视野、知识(专业)观念等诸多差异的客观存在,致使不同研究者面对政治发展主题时,易于产生不同主观意图,从而在相关语境和语义的处理上,可能产生诸多差异甚至紧张。因此,国内关于政治发展研究文献在语境和语义重置上,并非高度同质化,甚至存在很大差异。对此现象,尚待深入反思与研究。

  在实践层面,政治发展是用以指导和规范中国现实政治生活的概念,并且已经具有了中国语境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的特定语义。“中国”成为政治发展这个概念的语境,这与政治发展概念原初语境根本不同。这是语境重置的结果。这样,政治发展的语义必须在区分、识别的维度上,以及在特定话语体系中来理解。其中,有一些标志性、根本原则性命题,为理解中国语境下的政治发展,提供了话语框架:其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其二,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其三,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其四,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其五,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其六,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其七,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这样的话语体系框架内,提出“为什么是”和“为什么必须如此”的问题,均属于重大基础理论问题,需通过艰深的基础理论研究来获得学理认知。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将从实践层面跃升至理论创造的科学层面,因而,在语义探索中将形成学理内容。但从实际生活角度说,政治发展的实践议程,以及在实践中需要不断解决的课题,存在于如何坚持、如何完善、如何巩固、如何发展、如何拓宽、如何保证等的进一步追问中。由此而论,在实践推进的意义上,政治发展的语义乃是重要的政策内容。例如,政治发展作为政策总议程,总是存在优先顺序的排序问题。考察近40年中国政治发展政策就会发现,在国内层面解决普遍性的人类问题一直处于优先发展序列。所谓人类问题是全球的普遍性问题,一般包括饥饿、贫困、疾病等生命和健康问题,教育、就业、医疗、生育、保障等生存和发展问题,全球大气治理、生态与环境保护、消除核战争威胁及恐怖主义等人类安全问题,解除国家间不平等关系、消除种族歧视、民族不平等、外部强权干预等人类公平正义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事关人类命运。中国将人类问题,特别是根除贫困、提高人民福祉等政策作为优先事项,在政治实践中重构了政治发展的议程,开辟出一条在不发达国家实现政治发展的独特道路。

  在中国政治的实践层次上,政治发展概念语境和语义的重置是如何实现的?从根本上说,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实践推进的结果。其中一个重要事件是,改革开放重塑了中国的现代世界观。这种现代世界观建立在现代人类现实的共同处境基础上,通过对现代世界从宏观世界历史的“析出”而确认其独立的历史意义,探寻破解世界历史难题的钥匙。发现现代世界在其历史过程中铸成的人类问题,并由世界各国建立起共同解决这些问题的机制,这是中国现代世界观的基本观念。在现代世界通向未来的历程中,每个国家都与这种现代世界及其人类问题的解决建立起开放关系,这是一个重要理念和行动的重要原则。任何与这样的理念和原则背道而驰的主张与战略,都将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势中逐渐陷于孤立。可以认为,在多种不同的世界历史性的力量都竭力书写不同的“现代世界”叙事的当下,中国的现代世界思想摒弃机械理性思维,拒绝思想世界的殖民意图,以现代世界的人类命运为关怀,这大大突破了政治发展理论在其他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原来语境。改革开放的中国,通过开创历史性的实践构筑起现代世界历史新地标,为政治发展,乃至为现代化建立了中国语境和语义。

  三、作为政治学知识生产范畴的语境和语义重置

  恩格斯曾经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在这种科学逻辑中,术语的创造是阐释新原理的途径与手段。在“术语的革命”中,关键的问题已经不是知识认知的问题,而是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的问题。语境和语义的重置不属于知识认知范畴,而属于知识生产范畴。这里之所以如此强调知识生产,意在强化学术创造意识和寻找发现的可能途径。

  政治发展的中国语境和语义重置,恰是在政治学的知识生产与再生产的观念下提出的。我们需要继续追问的是:语境和语义的重置何以成为知识生产的机制?这里可以基于法国思想家埃德加·莫兰的一个命题来展开一些讨论。埃德加·莫兰呼吁:“让我们采用复杂思维吧:整体包含在意义中,但意义是这个整体的一次突现。”这句话是莫兰通过对语言学观点的解读而形成的一个重要命题。在这个命题中,他运用“观念方法”(即复杂思维),回答了“意义”呈现的方式——“突现”。总结莫兰的观点,“突现”有两种情形,或者说,意义的突现是以下两个过程统合的结果:一是由于表达“意义”的语言内在于语言系统中,因此在一定语言系统内的“语言活动”过程致使意义突现;二是“语言活动”何以发生?这种语言活动发生后为什么就能够使意义突现?答案存在于第二个过程里,即“意义”无论对作者还是读者、无论对言说者还是听者而言,都是一种心灵与逻辑的机制,“意义不仅调动我们的语言能力,也调动我们的逻辑机器,它在自体(生成—现象)—社会—自我—再组织的多元大机器中突现出来,并通过这部大机器突现出来”。实际上,前一过程嵌入在后一过程之中。这部机器(即前述的“整体”的一部分)因每一个意义事件的要求来构建,因而它存在于意义中;一旦意义通过“语言活动”而形成,意义就由潜在变为现实(整体的一次突现)。这一论证恰是对语境和语义关系的论证。不过,莫兰的缺陷在于:他对意义本质的阐释建立在人们对已知世界的绝对掌握基础上,而经验表明,已知世界中充满着无知和未知。如果一对父母现在要给一个新生儿取个名字,尽管已知世界为他(她)们准备了充分资料——一个漂亮的女孩、一部收词最完整的字典、父母希望名字寓意美丽,并最终确定这个女孩叫艾丽莎——但是,这对父母仍无法知道孩子长大以后是否喜欢这个名字。已知世界的未知项代表着新事物的生成,这个未知项已在已知世界获得命名,获得了确定的语境和语义。但是,一旦这个未知项作为一个新事物而生成,它便会以自身为根据来重置语境和语义。从知识生产的角度看,只有重置语境和语义,未知变为已知才具有可能性,因为未知项已经由客体身份转变为主体身份。

作者简介

姓名:商红日 工作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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