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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70年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及其理论超越
2020年09月01日 16:40 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9年第5期 作者:王宗礼 李连军 字号
2020年09月01日 16:40
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9年第5期 作者:王宗礼 李连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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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王宗礼,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李连军,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甘肃 兰州 730070)。

  内容提要:观察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必须从科学社会主义、现代化以及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特别是近代中国的历史逻辑三个维度出发。从这三个维度可以看出,新中国70年的政治发展,我国走出了一条以人民中心的价值导向,国家建构、人民民主和政治稳定三位一体的发展目标、渐进式政治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双重驱动以及党的领导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这一道路体现了复合性、包容性的特点,有力地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超越了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关于政治发展目标、政治发展动力、政治发展过程以及政治多元化理论,为人类政治发展提供了新鲜经验,也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独立自主的政治发展提供了中国经验、中国智慧。

  关 键 词:新中国70年/政治发展/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人民民主/70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political development/political development path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people’s democracy

  “政治发展”这一概念是由西方学者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旨在解释非西方发展中国家走向既定政治模式的过程。在他们看来,这一既定政治模式,就是西方发达国家所实行的政治制度。因此,政治发展也就理所应当地被看作是传统政治形态向西方发达国家政治模式过渡的过程。很显然,这一观点充满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不符合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实际进程,只不过是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家的一厢情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没有直接使用过“政治发展”这一术语,但其作为历史上第一个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作出科学解释的思想理论体系,内在地包含着对人类政治发展规律的科学见解。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政治发展是在经济基础不断变革的基础上,人类社会政治形态和政治生活由低级到高级的演进过程,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不断发展过程,其核心标志是政治制度的进步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人类社会政治发展开辟了新的制度空间。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也必将不断向前推进。

  新中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70年的辛勤探索和奋斗,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建立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有力地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推动了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辉煌业绩的“政治密码”,它不仅突破了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现成结论,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实际的政治发展道路提供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

  一、观察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三个维度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前仆后继地寻找着适合自己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探索着符合自身实际的政治制度模式。但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我们也没有找到一条符合自己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也没有为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提供切实可行的政治制度前提。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经过70年的探索和努力,中国政治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我国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备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成功探索出了独具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

  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是一个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政治形态走向社会主义社会政治形态的过程,是一个由欠发达国家的政治形态走向现代社会政治形态的过程,也是一个从自身悠久历史文化传统中开辟出新型政治发展道路的过程。这一复合型的政治发展过程,是一个继承与扬弃、借鉴与创制相统一的过程。观察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应该从以下三个维度出发:

  一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维度。在人类思想史上,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指出了人类社会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矛盾运动推动下,由低级向高级的运动发展过程。马克思、恩格斯立足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科学地阐明了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必然性。作为以人类解放为根本主旨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认为,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废除了等级制,规定了公民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的平等,只是实现了这一意义上的人的“政治解放”,这无疑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重大进步。但这种政治解放依然是有限的、不彻底的解放,它在消除人对人的依附关系的同时,却强化了人对物(私有财产)的依附,因此,在马克思看来,“政治解放本身并不就是人的解放”,[1](P180)只有从政治解放进展到人的解放,从“市民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进展到人类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才能使人从旧社会的全部奴役中解放出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正是寻求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条件、过程和规律的科学。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2](P293)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当阶级差别逐渐消失、全部生产资料集中在联合起来的劳动者个人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会失去政治性质,就真正实现了政治权力向社会、人民的真正复归,才能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而这一过程必将是长期的、复杂的。可见,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揭示了人类社会政治形态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实现真正民主制,而人民当家作主则是民主制本质属性。从科学社会主义的维度观察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就是要联系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来认识中国当代的政治发展过程,就是要看到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实质上就是一个不断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过程。

  二是现代化的维度。现代化是一个自15、16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进的过程。随着科技和经济的不断发展,必然带来人类社会政治、文化、社会结构等多方面的发展变化。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曾将政治发展看作是现代化的政治后果。一些西方理论家把现代化看作是一个一体化、均质化过程,认为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人类的政治形态也必然会由传统政治形态向现代政治形态转变,囿于其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他们想当然地将西方式政治制度看作是现代化的必然政治后果。很显然,这一观点是经不起逻辑分析和实践检验的。但现代化作为一个深刻的社会变革过程,必然会对人类的政治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它必然会带来政治结构和功能分化、政治平等化、政治效能的提高以及政治参与的扩大等。我们要摒弃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错误认识,正确区分现代化的政治逻辑和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界限,既不能把现代化所带来的客观政治后果不分青红皂白地当作西方化一味拒斥,更不能把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侵蚀和渗透当作现代化的政治后果一味地加以接受和移植。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开启了具有实质意义的现代化进程,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经济持续增长,经济体制、社会结构以及社会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必然反映到政治生活领域中,带来社会政治形态、政治制度以及人们政治行为方式的变化。因此,必须从社会现代化的维度来看待和分析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

  三是中国历史文化以及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维度。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政治发展道路,实现什么样的政治发展,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实际情况所决定的。习近平指出:“各国国情不同,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独特的,都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都是在这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3](P286)中国自秦朝以来,就一直是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形成和积累了非常丰厚的治国理政经验,但同时也形成了民主法治传统缺乏等弊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牟宗三曾经指出:“中国文化精神在政治方面只有治道,而无政道。”[4](P187)邓小平在谈到我国民主法治建设时也曾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比较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5](P332)我国历史和传统政治文化的这些特点,对我国政治发展道路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影响。进入近代以后,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些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首先选择了向西方学习,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试图通过维新变法和资产阶级革命模仿西方的政治发展道路和政治制度模式,结果都失败了。这充分说明:“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的各种方案,都不能完成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都不能让中国的政局和社会稳定下来,也都谈不上为中国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提供制度保障。”[6](P52)直到“五四运动”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一些先进的中国人找到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武器,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历史进程中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建立了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7](P3)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历史进程中,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因此,观察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必须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特别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发展道路这一维度出发,才能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历史逻辑。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历史演进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始终坚持把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领导苏区人民在江西瑞金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制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选举细则》,规定了苏维埃政权的人民民主性质,落实了人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十分注重陕甘宁边区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建立了民主共和制度和“三三制”的政权组织形式,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发展和政治建设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应该怎样组织国家政权?应该走什么样的政治发展道路?这是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问题。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艰辛探索,成功地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找到了一条真实管用的正确道路。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是坚持党的本质属性、践行党的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8](P36)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它扎根于中国大地,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和实践基础,是在中国人民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具有强大生机活力和广阔前景的政治发展道路。

  1.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的初步探索时期(1949-1978年)。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政治发展道路,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追求。早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对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选择作出了深入分析,指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要建立的政治制度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9](P1437)同年6月,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进一步指出,新中国建立后,我们要建立“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9](P1475)并对新中国的政权组织形式进行了展望,确认新中国既不采用资产阶级的总统制、议会制和政党轮替制,又不照搬苏联的苏维埃制,而是要建立基于人民选举制基础上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1949年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发挥了临时宪法的作用,它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采取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权组织形式,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同时赋予了人民广泛的权利和国民的义务。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届人大一次会议胜利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宣告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建立。新宪法规定了我国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规定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以及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上,又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任务。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和党的八大的胜利召开为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已经形成,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探索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的历史进程中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

  但是1957年反右斗争的扩大化,特别是1966年开始的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使得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探索出现失误,中国的政治发展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反右斗争的严重扩大化,给党内政治生活带来消极影响,使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遭到破坏。“文化大革命”则在“全面夺权”的旗号下,改变了我国的政权组织形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遭到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民主法制遭到肆意践踏,特别是各省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严重破坏了我国政治制度的基本架构,成为国家政治生活长期难以安定的重要因素。在这一时期,虽然也有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的全面整顿,我国在外交战线也取得了重要成就,但总体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经历了严重挫折。

  2.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的确立与进一步发展时期(1978-2012年)。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摒弃了“左”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序幕。随后在1979年召开的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在总结“文化大革命”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论断,1980年8月,邓小平又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明确指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他认为在我们党和国家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人民群众”。[5](P327)在1982年召开的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在为大会作的开幕词中开创性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式开辟,它内在地包含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时代意蕴。从此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自觉选择和自觉追求。1982年五届人大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经过全面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该宪法继承和发展了1954年宪法的基本原则,对国家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以及公民权利义务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制的重大任务,是新的历史时期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总章程。

  2002年5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明确提出了“政治发展道路”这一术语,他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专题进修班的讲话中指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之后,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系统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思想。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优越性。中国人民对自己选择的政治发展道路充满信心,将坚定不移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推向前进。”报告第一次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这一论述,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核心和实质,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正式形成。2002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不断完善我国基本政治制度,推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3.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的深化和成熟时期(2012-)。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洞察国内外发展大势,顺应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不断拓展和丰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认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新境界。习近平深刻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形成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从而论证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历史必然性,他进一步明确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科学内涵,强调坚持三者有机统一最根本的是坚持党的领导的观点。他还提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信,必须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就是深化党和国家领导机构改革,这是涉及全局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场深刻变革。目前,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任务已经整体完成,党和国家领导机构改革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理论成果、制度成果、实践成果,对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组织保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必须始终保持政治定力,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我们需要借鉴国外政治文明的积极成果,但绝不能放弃中国政治制度的根本。对于丰富多彩的世界,我们必须秉持兼容并蓄的态度,虚心学习他人好的东西,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把他人好的东西消化吸收,但绝不能照抄照搬外国政治制度模式。只有坚持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扎根本国土壤,继承优良传统,顺应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不断开拓进取,勇于创新,才能走出一条符合本国实际的政治发展道路。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科学内涵

  政治发展道路意指一个国家根据特定的政治价值和本国实际选定的本国政治制度模式以及趋向于这一政治制度模式的具体路径。它是一个包括价值导向、发展目标、基本路径、策略选择以及保障体系在内的有机整体。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相结合,探索和建成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走出了一条非西方国家发展人民民主的政治发展道路。这一政治发展道路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与现代化政治要求的有机统一,是中国优秀历史文化传统与时代特征、人民要求的内在统一,是中国近代以来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它的科学内涵是:

  第一,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立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初心和使命。习近平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标志。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10](P28)这就清楚地表明,包括政治发展在内的各方面工作,都必须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坚持人民立场,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并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要把它落实到推动政治发展、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之中。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我国的政治发展必须始终坚持维护和发展人民利益,保障人民当家作主。要始终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发展,不断拓展和实现人民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利,不断扩大人民对政治生活的有序参与,不断扩大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决策权、参与权,要不断提升各级政府对人民要求和期待的回应性,把是否符合人民利益、是否满足人民意愿作为衡量政治发展的首要标准。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正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价值导向的生动实践。

  第二,国家建构、人民民主与政治稳定三位一体的发展目标。面对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盘散沙”和社会矛盾重重的现实,新中国的政治发展必须优先解决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任务,这是中国开始进行富有成效的现代化建设的政治前提。因此,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必须把建构现代国家制度,实现中华民族团结统一,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作为重要的发展目标。同时,在当代各国政治发展的实践中,“民主”已经成为政治正确的标志,成为各国争夺政治话语制高点的价值坐标。但我国要建设的民主政治,不是对西方民主制度的照抄照搬,而是社会主义民主或人民民主。它是维护人民利益的最真实、最广泛、最管用的民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从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到新中国通过的每一部宪法,都明确地规定了我国政治制度的人民民主性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民主实现形式不断完善,建立健全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人民民主制度框架,实现了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相结合、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相统一、国家形态民主和非国家形态的民主相统一,党的领导不断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完善,全面依法治国向纵深推进,人民民主展现出强大的生机和活力。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现代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社会动员速度加快,人民的利益诉求越来越多样化,我国正在进入社会矛盾多发期和凸显期,这就要求我国的政治发展必须将政治和社会稳定作为重要目标。可见,与西方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目标不同,我国的政治发展目标是国家建构、民主政治和政治稳定相互叠加、三位一体的复合型目标。这对党和国家成功驾驭政治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也决定了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复杂性、艰巨性。

  第三,渐进式政治体制改革和现代化的双重驱动。一个国家政治发展的进程和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一定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经济基础,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的发展阶段和其所选择的发展方式。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模仿苏联模式,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这一体制存在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民主法治不够健全等弊端。因此,进行渐进式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发扬人民民主的需要,也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来看,我国正处在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实现现代化是中华民族大踏步跟上时代潮流的必然选择。现代化必然要求我国政治制度体系的适应性变化。由此,渐进式政治体制改革和现代化构成了我国政治发展的双重动力结构。我国政治发展的根本目标是建立健全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体系,进一步发展人民民主,而我国已经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但这一框架还存在着不够完善之处,它在体制、机制、程序、规范以及具体运行上还存在着不完善的地方,在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发挥人民首创精神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因此,我国政治发展就只能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试图“重打锣鼓另开张”,脱离我国实际另搞一套,是违背人民意愿和我国实际的,也是注定走不通的。从1980年邓小平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起,我国就开启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序幕,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国始终坚持渐进式改革思路,着重解决我国政治体制中不适应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部分,不断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发展了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立了多层次的监督制度,推进了全面依法治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不断完善,人民民主不断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又提出推进党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目标,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推进。当前的重点任务,就是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要求,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这是政治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我们顺利地完成了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确定的主要改革任务,党和国家机构设置更加合理、职能配置更加优化、机制运行更加顺畅,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可见,渐进式政治体制改革,不仅是我国推进政治发展的一条成功经验,也是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的可行路径。

  第四,以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为根本保障。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特色,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的本质规定,也是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区别于其他政治发展道路的根本标志。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将人民意志统一起来,组织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才能为依法治国提供坚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既符合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规律,也符合当代中国的发展实际。国内外一些敌对势力总是打着所谓“民主”“自由”“人权”等所谓普世价值的旗号,试图将中国政治发展引入歧途。只有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始终确保我国政治发展的正确方向;也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才能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走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循序渐进的政治发展道路。70年来,尽管我国政治发展也一度遭受挫折,党的领导也一度遭到削弱,但我们从深刻的教训中更加坚定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正是坚持了党对政治发展的领导,我们才能避免发生颠覆性错误,避免各种错误干扰,确保政治发展的正确道路。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对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超越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不仅使长期以来受压迫、受奴役的中国人民走上了人民民主的发展道路,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而且也打破了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神话,书写了人类历史上政治发展的崭新篇章,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独立自主的政治发展提供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超越了西方政治发展目标理论。大多数西方政治发展理论认为,政治发展的目标是民主政治和政治稳定。而他们所说的民主政治都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模式为蓝本的。著名政治发展理论家勒纳就曾在其《现代化》一文中描述过西欧和北美产生的制度和价值观念从17世纪以后向欧洲其他地区的传播过程,18世纪至20世纪向世界其他地区的传播过程。[11](P324)他们把朝向西方民主制度模式的发展称之为“积极发展”,而把与之不同的发展方向称之为“消极发展”。在他们看来,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必将是非西方发展中国家未来要走的道路,他们所谓的政治结构和功能分化、公民参与的扩大、政治文化的理性化等衡量民主政治程度的标准,几乎都是以发达国家的政治体系为参照的。所谓的政治稳定,也主要是用公民对政治生活的参与和政治制度化之间的关系来界定的,而政治制度化的标准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西方政治制度的烙印。事实上,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给非西方发展中国家开出的政治发展“灵丹妙药”,并没有给非西方发展中国家带来政治民主和政治稳定,相反却给他们带来了政治动荡、经济停滞、贫富悬殊等事与愿违的后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道路则完全打破了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对政治发展目标的预设,我们并没有跟着西方国家的后面亦步亦趋,而是选择了国家建构、人民民主、政治稳定三位一体的发展目标,这一目标遵循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符合中国实际和现代化一般要求,实现了人类政治发展目标的新突破。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超越了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关于政治发展动力的理论。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家曾经认为,发展中国家要实现政治发展,首要的是应该具有一支具有现代理性精神的政治力量作为政治发展的推动力量。在他们看来,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具有现代组织色彩的军队或具有西方意识的政治精英,最有可能成为政治发展的推动力量,一些西方政治势力也把培育这样的政治力量作为其推动发展中国家实现西方式政治发展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在一些国家频繁发生的“颜色革命”,就是他们这种理论的具体实践。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道路,坚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从社会经济生活中获得政治发展的深厚动力,坚持人民在政治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依靠人民群众推动政治发展,通过不断深化改革来健全和完善各方面的体制机制,完全没有按照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政治发展动力理论来推进政治发展,而是实现了渐进式的政治改革和现代化的双轮驱动,提供了政治发展动力理论与实践的新经验。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超越了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关于政治发展过程的理论。在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家看来,政治发展一般将经历民族国家建立、政治合法化、政治民主化、政治体系能力的增强等单向度的发展过程。很显然,这只不过是对西方政治发展过程的简单复制。实际上,各个国家在推进政治发展时面对的国际国内环境有着很大的差别,各个国家在基本国情、发展起点等方面也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因而也就不可能经历完全相同的发展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过程则体现了鲜明的复合型特征,它将现代国家的建构过程、人民民主的实现过程、国家能力的提升过程有机地统一起来,在较短的时间内走完了西方国家几百年走过的道路,打破了西方政治发展的过程逻辑。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超越了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关于政治多元化的理论。在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家看来,政治发展的前提之一,是要在一个国家形成多元化的社会力量,基于不同价值观念和经济利益的多元化的社会集团的形成,是推动政治民主和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也是政治结构和功能分化的先决条件。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道路则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由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凝聚人民意志,推进人民民主,避免了西方政治发展和政治实践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力量相互倾轧、相互掣肘的局面,避免了政治纷争和政治动荡,有力地维护和实现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形成了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最大优势和最大特色。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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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4]牟宗三.历史哲学[M].台北:学生书局,1984.

  [5]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6]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7]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8]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9]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作者简介

姓名:王宗礼 李连军 工作单位: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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