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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诸侯国的主权特征
2020年08月14日 11:59 来源:《国际政治研究》2019年第6期 作者:朱小略 杨佳伟 字号
2020年08月14日 11:59
来源:《国际政治研究》2019年第6期 作者:朱小略 杨佳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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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朱小略,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研究员。上海 200433;杨佳伟,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天津 300350

  内容提要:春秋时期诸侯国具有鲜明的主权特征。作为理论标尺,不可分的、完整的“主权”不适用于历史政治研究。从学理上看,“主权”在政治学界和国际法学界的界定略有出入,而国际法学界认为,“国际承认”是“主权”的核心要素之一。春秋时期的诸侯国在政治行为上满足“国际承认”的要素,就应当视为拥有主权特征。诸侯国的行为在货币体系的框架下,也体现出“国际承认”特性。在与统一王朝的货币体系及封建割据的货币体系的对比中,春秋诸侯国间货币体系呈现鲜明特点,即彼此独立而又复合流通、货币形制的多元性、发行的多边性与流通的复合性,这都凸显出春秋时期诸侯国的主权属性。

  关 键 词:中国政治与外交/春秋诸侯国/主权特征/盟会行为/货币体系/国家承认

  作为一个政治学概念,“主权”一直存在着“可分”和“不可分”的争议。在历史上,也确曾存在过一些主权受限制的国家,如何认识和界定这一类政治现象,对中国政治史的书写而言,是相当关键的;同时,推进中国政治史研究所依托的史料,来源和内容也相当地单一,主要集中在各类纸质文献上,这些文献带有相当鲜明的“一统”倾向,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学人对“大分裂”时期的研究。在过去,学界大多以“不可分的主权”这一概念来评估史官系统所记载的古代政治,否认诸如春秋时期等历史阶段由诸侯国所展现出来的主权特征,进而将“朝贡体系”等同于中国古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唯一形态。但实际上,重新评估“主权”这一概念的运用,才可能解释中国古代“大分裂”时期各个政权相互之间的交往问题。本文拟借助考古资料与经济史相关内容,以春秋诸侯国的货币交易为例,对在大分裂时期中国古代的货币体系中,“国际承认”这一主权特征如何得以体现,春秋诸侯国之间货币体系有哪些特点进行探讨,进而分析春秋时期诸侯国的主权特征。

  一、“是否国家”:本土学界的争论与回顾

  关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是否主权国家的讨论,已经持续了将近150年了。就学术问题生命周期而言,这是一个“经典”问题;但对其考究,却不单纯为得到肯定或否定。围绕它的争论横跨历史、政治等数个学科,在研究方法的创新及政治概念的界定上,都帮助人们完善了对中国古代政治的认识。其中,关于春秋时期诸侯国的性质界定,尤其是对其“主权”属性的探讨,是特别值得深究的。

  从历史上看,这一问题肇始早于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晚清的知识阶层士大夫从一般的政论角度,提出救国之方,其主要集中于历史学领域。民国时期国际关系学开始成型,大批法官与职业外交官进行了严谨的学理探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30年,由于国家研究大多集中于阶级分析,对春秋时期诸侯国的独立主权讨论就停滞了下来。新一轮热烈讨论接续于改革开放,由于研究范式的创新与研究对象的深入,学界围绕着春秋诸侯国的主权属性,展开了全面的争论。

  从时间上看,将春秋诸侯国同现在民族国家等量齐观的风潮,自晚清才得以发端。1842年以前,清王朝的对外关系主要由礼部和理藩院共同管理,其重心在西北、北部具有传统威胁的少数民族治理;对南部地区,包括自东南沿海登陆的葡萄牙人,是比较懈怠的;同时,对国际政治局势几无认识,美国人高理文(Elijah Bridgeman)在《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中批评:“华人不好远游,致我西国之光彩规模,渺无所见,更不知海外更有九州。”①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在《左传》英译本的序言中,也严肃批评中国人不知中国之外,还有多国。②但清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南京条约》、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辛丑条约》均强迫清王朝废除传统的朝贡模式,而以平等的外交礼仪同列强相处。不仅如此,士大夫的外交官化,直接将世界政治局势与国际格局知识带回母邦。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开明士绅以春秋列国和欧洲列强的共同性为基础,议论国际政治形势——继严复将春秋列国与近代国际政治加以比较之后,19世纪60年代,冯桂芬所著《校邠庐抗议·重专对议》又将海外诸夷同春秋各国做比较,其依据有二:一是当时世界诸强林立,彼此角逐;二是诸国之上有国际法,诉诸战争之前,两国必有出使和辩论。然除开这个比喻本身,以春秋诸侯国同当代各国比较,蕴含了一种比较历史的萌芽,即现代国际政治亦是中国“固有”之传统。③清代曾任驻日副使的士大夫张斯桂为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Martin)所译《万国公法》作序,亦有言曰:“间尝观天下大局,中华为首善之区,四海会同,万国来王,遐哉勿可及也。此外诸国,一春秋时大列国也……秦并岐丰之地,守关中之险,东面而临诸侯,俄罗斯似之。楚国方城汉水,虽众无用,晋则表里山河,亦必无害,英、法两国似之。齐表东海,富强甲天下,美利坚似之。”④以“周礼”比附国际法,以春秋诸侯国比附欧洲列强,这一做法固然流于表面,但无疑代表着晚清士大夫共同的思想倾向:古代中国的政治与当代的世界政治是同质的、统一的。基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对应,“均势”理论和国际法这种本应专属于欧洲政治思想背景的制度,才具有普适性。晚清以春秋诸侯国同列强相比附,这一思维惯性继承了知识阶层在面对明末随金尼阁七千种西方丛书传入中国的科学技术知识时,提出的“西学中源”的说法。但同时,西方的思想资源在传入中国时,也需要与本土固有的思想传统相“格义”,才能迅速传播。

  但是,史学研究对这一时期的政论提出质疑。梁启超指出“国家”这个概念不见存于中国原生的政治语境;中国有“家国天下”而无国家:“我支那人,非无爱国之性质也。其不知爱国者,而不自知其为国也。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无有文物,无有政体,不成其为国,吾民亦不以平等之国视之。故吾国数千年来,常处于独立之势,吾民之称禹域也,谓之为天下,而不谓之国。”⑤这里所指的国家,即现代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尤其是1903年,在游览欧美诸国之后,梁氏特别介绍了布伦奇利(J.C.Bluntschli)的近代国家学说,强调主权与当代国家间的紧密联系。⑥他援引布伦奇利的主张:“主权既不独属君主,亦不独属社会,不在国家之上,亦不出国家之外。”⑦强调了主权属性属于国家。这一说法影响了许多后继者。梁氏进一步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实存的“国家”。他在1900年发表的《少年中国说》中指出:“夫国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者,人人皆服从者。夫如是斯谓之完全成立之国……夫古昔之中国者,虽有国之名,而未成国之形也。或为家族之国,或为酋长之国,或为诸侯封建之国,或为一王专制之国。虽种类不一,要之其于国家之体质也,有其一部则缺其一部。”⑧梁氏论断在民国时激起很大反响。晚清时只知朝廷而不知国家的青年,民国时均积极地投身于国家的理论建设与政治实践当中。⑨他们可说推动了近代中国“主权”和“民族国家”的建设,并大多认同梁启超关于中国古代国家的看法。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亦言:“像今天我们常说的‘国家’、‘社会’等等,原非传统观念中所有,而是海通以后新输入底观念。旧用‘国家’两词,并不代表今天这涵义,大致是指朝廷或皇室而说。”⑩梁淑溟的措辞比较含蓄。他强调作为思想工具与政治概念的“国家”是舶来的,而非原生的。吕思勉也指出:“古所谓国者,亦与今异。其存亡,以有采地以奉祭祀与否为断,而不以土地主权得丧为衡。”(11)这一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继史学界的共识。

  时至民国,由于京师大学堂开设的“政治学门”形成建制,以及20世纪30年代国际关系学的建立,围绕中国传统政治的制度研究逐渐成型。北洋时期陆徵祥对外交部的改革,正式建立起民国外交的现代体制。这一现代化进程刺激了民国学人的研究热情。民国学人的理论研究分为两个向度,即历史学研究维度与国际法研究维度:胡适、傅斯年等人推动了以新史料、新方法和新工具为主导的第二次史学革命。在这一过程中,史学界涌现出对春秋时期诸侯国的新看法。鉴于民国时期对“民族国家”的议论,是围绕主体民族以及统治国家两个层面展开的,民国时期著名史学家童书业在《春秋史》中也着力于研究春秋时“主体民族”与诸侯国的工具属性。他首先着眼于研究作为一体多元的国族“中华民族”的起源,将春秋诸侯国按族别分为殷人、周人和十一夷族,再论证春秋时期的诸侯国都是国家。在“统一局面的酝酿”中,他指出周代之前的所谓国家,都只是氏族同盟的集团。周之封建制确实是统一王权下的分封统治,但是,春秋时期王纲解纽,篡弑频仍,兼并盛起;春秋后期封建制颓然解体,此时的中原地域实际是在一个盟主号召之下的国家集团,这实际肯定了诸侯国的独立地位。不仅如此,童书业又有“齐桓称霸前的国际形势”等篇目,确立了各国诸侯问的关系不是王朝行政单元间的关系,而是彼此独立的国家之间的关系。(12)当然,古史辨派没有指出春秋诸侯国是独立的、具有主权的国家。但是,从国际局势的角度出发,对诸侯国的军事、经济、政治特征进行制度上的还原,这在实际上蕴含了强调诸侯国独立性的逻辑。按照这一逻辑,后继的学者很可能据此推出,诸侯国具有类似独立主权的国家属性。

  在国际法学者的讨论中,关于春秋诸侯国是否为主权国家的讨论,气氛则积极得多。民国国际法学家洪钧培编著《春秋国际公法》由陈顾远作序,其指出“宾客之礼著于西周,邦交之局定于春秋;即至战国时代,犹存其遗迹,未尽泯也。平时既对聘问报拜及告请吊恤之事,各有其序……当之于现代国际法上之战时法规,殊无让焉”。(13)陈氏之言,袭承冯、张等晚清前学之余绪,又强调春秋时期的诸侯国与民族国家存在某种相似之处。而同为国际法大家的徐传保著《先秦国际法之遗迹》,强调春秋时期的外交已形成固定的制度,并分析诸侯国之间的关系,譬如不睦、战争,均已为国际公法的内容,(14)实际打通了春秋诸侯国与现代主权国家问的理论铺垫。自《万国公法》始,主权的限制与分割就一直是国际法学界研究的核心问题——史学界强调至高无上(至少不受外在影响)的不可分割的主权;恰巧相反,主权受限是国际法生效的前提。在对内统治上,一国之中央政府具有绝对的权威;但在对外关系上,非殖民地国家的国际地役、主权豁免和领事裁判权可能受到侵食甚至剥夺;同时,国际法对战争的调停、仲裁,在限制强国的“主权”的同时,也可能削减国际战争。这一种国际法与主权相对存在的状态,无损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后各民族国家的存在。因循同样的逻辑,春秋时期的诸侯国,尽管在上有文化意义上的共主。但这种“共主”与国际法的地位有些相似:既然国际法与主权的相互关系,没有抵牾民族国家的主权特性;那么,春秋时期的诸侯国,尽管有周礼的限制和周王室的象征地位,也应当具有独立的属性和主权的特征。可以看出,国际法学界所因循的治学逻辑,更加面向真实的现代国际体系。(15)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30年,学界对春秋时期诸侯国的独立主权讨论暂且告一段落。第一个原因是,阶级分析理论的旨趣是“去国家化”的,它指出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而阶级是超国家的。周王室与诸侯国实际都是掌握政治权力的大奴隶主阶级,诸侯国自身的独立性不是关注的重点;第二个理由是民族理论的强盛。继承民国对“中华民族”的国族讨论,新中国学界对春秋时期诸国纷争的研究,也主要围绕主体民族的形成展开,其中特别强调的是中原的诸侯国与四夷的交战与融合。这实际通过“国族研究”的媒介,将国家研究转换为民族研究了。直到改革开放后,关于春秋诸侯国是否具有独立主权的讨论,才得以继续。这一时期,中国学界对新范式的吸收是全面的。对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肯尼斯·华尔兹(Kenneth Waltz)、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等人及代表性学说的介绍,学界依靠结构现实主义、建构主义和比较历史研究等新的研究工具,对春秋诸侯国的独立主权性质研究做出了更进一步的界定。这一时期的研究,从历史学、国家法与国际关系三个不同的维度展开:

  在历史学领域,袭承梁启超的史学观点,国内学界普遍认为,春秋诸侯只是封国,而非独立国家。然而,从如下两个方面,海外学界阐发出了一些新意:首先,从研究方法上看,比较历史研究作为传统的制度史研究的补充,开始发挥影响。查尔斯·蒂利凭借非共同基础研究法拓展了比较历史研究的路径:他与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人物,包括哥伦比亚大学乔恩·艾尔斯特教授(Jon Elster)、斯坦福大学道格拉斯·麦克亚当教授(Douglas Mcadam)和康奈尔大学西德尼·塔罗教授(Sydney Tarrow)等人借助包括法国大革命在内的多个案例比较,证明偶然性的“因果机制”——亦即在多个案例中反复出现的因果机制如何与初始环境与客观环境相结合,从而产生不同后果的研究——才是比较历史的可行途径。圣母大学许田波博士将这研究方法引入春秋诸侯国的结构研究,指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欧洲国家与春秋时期争霸的诸侯国具有共性。她不仅列出中国体系与欧洲体系在结构上的相似之处,譬如封建等级体系解体、战争高发、国际的无政府状态和领土主权国家的出现等等;也力图从更为抽象的战争与竞争性逻辑二者间的因果关系出发,强调春秋诸侯国作为独立国家的主权特征。其次,海外的汉学研究则依托不同的视角,对同一历史现象做出不同的评述。20世纪中期,费正清在东亚研究中提出以“华夏优越中心”(Sino-centrism)为基点的“朝贡体系”假说,认为这一体系的特点是中国传统政治语境下华夷关系与古代国际关系的重合.(16)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认为:“在春秋战国时期,出于各种实际目的,中国人的世界是由相对独立的诸侯国构成的,这些诸侯国在某些方面与15世纪和16世纪欧洲出现的邦际体系相似(相似性超过古希腊的城邦体系)。我们甚至发现,这个时期出现了邦际体系的许多因子,包括国际政治学的基本原理和争取集体安全的努力等等。”(17)上述研究成果都与传统历史研究形成了很好的互补关系。在历史研究领域,为春秋时期诸侯国的独立主权属性做了很好的铺垫。

  国际法学界以中国古代是否存在国际法的讨论为母题,对古代国家的主权归属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讨论。譬如老一代学人中,苏州大学潘抱存教授、西北政法学院刘海山教授、武汉大学梁西教授等学者即否定了春秋时期诸侯国的主权性质。他们认为:“当时的所谓‘国’和近代世界的民族国家迥然不同。”华东师范大学李家善教授虽然支持古中国已有国际法,但仍特别指出,春秋时期诸侯国“并不是现代主权国家的‘国’,而是受制于‘天子’的附庸。一般也可以说,古代的‘国’主要是行政建制,而不是独立的主权的政治单元”。(18)这一分析将诸侯国与现代国家全然隔绝开来了。梁西教授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涉及诸侯国邦交的周礼,作为政治制度甚为原始。这些诸侯国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这都是从国家主体的角度出发做出的研究。不过,这一时期学界对譬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列国具有主权特征的肯定意见也日渐增多。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烟台师范学院李衡眉教授在《春秋战国国际法述略》中认为春秋战国之世确乎存在国际法。列国事务实际不同于内务。中国社会科学院赵建文研究员在其主编的《国际法新论》中认为:“中国古代是有国际法的萌芽的……所谓的‘战国’、‘列国’,至多可以看成今天的类似国家的政治实体。”(19)可以看出,国际法学界在这一时期,形成了更丰富的观点和看法。

  这一时期,在吸收了现实主义“国家—权力”理论后,国际关系与外交学的研究走出一条有别于历史学研究的进路。他们避开制度史的内部讨论,转而强调外部体系所赋予的角色,认为各个诸侯国内部的政治特征无从影响其在国际关系中国家角色。从这一视角出发,外交学院黄金祺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指出,春秋时期的诸侯国有“国家主体的对外行为”的特征,北京大学杨公素教授也同意这一观点。(20)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叶自成教授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一书,以及《中国外交的起源》《春秋战国时期外交思想流派》等一系列论文中,对春秋时期诸侯国的独立主权做出了最强的界定。(21)这一论断引起热烈讨论。清华大学阎学通教授认为,春秋时期的诸侯国已经具有了国家的特征,但并不具备主权,主权是近代国家的一个突出特征。(22)这一结论颇有人认同。黑龙江大学桑东辉博士指出,春秋时期的诸侯国不是完全的主权独立国家,也不是完全没有独立主权属性的附庸国,他们应当是半独立的邦国。西安外事学院王日华教授以为诸侯国是独立的前国家实体,彼此之间可能构成古代的国际关系。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杨恕教授认为,春秋时期的诸侯国仍然是周天子的附庸国,不享有任何意义上的主权,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曾向红教授与辛万翔博士亦支持这一观点,譬如辛万翔指出:“在诸侯国内部,国君从分封土地起就无法对领土范围内的土地实施控制,即还广泛存在封建的地方割据因素;官僚体系仍然是家族式的,国君的叔伯和兄弟与国君分享着权力。总之,一方面,周王室的权威并没有像战国时期那样消失殆尽;另一方面,诸侯国的国内也没有形成战国时期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结构,春秋时期的诸侯国不能称之为主权国家。”(23)辛氏从国家权力的运行方式维度来解构诸侯国的国家属性。但正如哈佛大学孔飞力教授(Khun Philip)所批评的,中国政治制度的长期稳定性与地方社会的连续性,一直以来都不是由正式的国家制度来确保的;而是由具有正式身份的“官僚—绅士”和体制外的“士子—绅士”共同维持的。(24)故此,无论春秋时期的国君是否实现了对土地的有效控制,都不影响诸侯国成为非完全主权国家。

  通过对上述关于国家学说的回顾,可以发现名为“三三制”的结构性特征,即“三个时期,三个向度”。实际上,晚清、民国与当代的讨论,恰巧涵盖了历史学范式、国际法范式和国际关系理论范式三个不同向度。由于学科范式迥异,在关于春秋诸侯国的独立主权问题的讨论中,核心问题也是不同的:(1)历史学(及政治学)研究强调主权理论的绝对性。自梁启超起,历史学人(以及政治学人)一直以让·博丹的“绝对主权”论作为参照系,以此同中国古代的封国相比较,从制度史和政体的角度否定春秋诸侯国的独立主权特征;(2)国际法研究认同主权的可分性与限制性,以春秋诸侯国作为国家法的雏形和起源,从逻辑上认同了诸侯国的独立主权属性,但受历史研究的影响很深;(3)国家关系学界沿袭“奥卡姆剃刀”原则,强调从国际体系而非国内政治角度来定义国家。结构现实主义认为,在一个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国家是最基本的单位。诸侯国既是权力的主体,又是国际体系的成员,其对外政策体现出了相当的独立主权属性,因此,认同春秋时期的诸侯国是具有独立主权属性(尽管并不完全)的诸侯国。在不同时代的讨论中,可以发现:历史学界与国际法学界的争论可归结为范式争论,即学科的不同范式决定了对问题的不同看法,但历史学界和国际法学界的争论是在同一个维度中展开的:历史学界对制度史和政治史有深入研究,但对主权理论的研究并不全面;国际法学界对主权的限制性有比较明晰的认识,但在历史研究的向度,掌握的知识资源并不充分。譬如,民国的国际法研究所依据的文献,在文献学的维度上看,成书年代是存疑的,但国际法学者仍以此来构建春秋时的国际法雏形。(25)可以说,将春秋诸侯国是否主权国家这一命题再加以抽绎,其核心就在对于“主权”概念的理解,以及春秋诸侯国是否具有这种突出属性两个问题上。

作者简介

姓名:朱小略 杨佳伟 工作单位: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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