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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疆域诠释视角:从王朝国家到主权国家
2020年08月10日 12:4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7期 作者:李大龙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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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中国疆域理论的探讨是构建中国特色边疆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的主要内容,日益受到学界重视。但是,传统的王朝史观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新的理论探索又受到“民族国家”理论的束缚,至今尚未形成成熟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对主权国家和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观察可以发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产生的主权国家理论和《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大致在同一时期,主权国家理论和中国传统天下观的构成异曲同工,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和欧洲主权国家的出现都是从传统国家发展为主权国家。因此,采用从传统王朝国家到主权国家的视角构建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话语体系更为恰当和科学。

  关键词:王朝国家  主权国家  中国疆域

  作者:李大龙,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编审(北京100101)。

  从《汉书·地理志》概述西汉“大一统”王朝疆域到21世纪的今天,有关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的诠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迄今走过了四个不同时期。从汉代的《汉书·地理志》到清代的《一统志》等地理、历史杰作,主要对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进行了记述;从18世纪末以后的西北舆地学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专门性著作涌现,这一时期是关于中国疆域问题近代新型研究的兴起;从20世纪50年代“历史上中国疆域”的大讨论到21世纪初《中国古代疆域史》和《中国近代边界史》的出版,这一时期是中国疆域史深入研究时期;最近十几年,学界关于此方面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难能可贵的是,已有一些成果对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的理论进行了有益的学术探讨。但是,这些成果多数是按照王朝沿革的顺序对历代王朝的疆域作具体阐述,少有学者对历代王朝疆域的内在关联等问题作出深入的学理性研究。

  关于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仍有一些问题需要探讨,如历代王朝的建立者不同,疆域多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盈缩不定,为何这些王朝的疆域被认为是中国疆域的组成部分?其内在逻辑是什么?国内疆域史著作对于这些问题尚没有给出完善的学理性解答。这也是国外学界“长城以北非中国”等错误观点肆意流行,并以此为依据来解构中国以历代王朝疆域为中国疆域的传统叙述体系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今世界,尽管国家领土主权可以通过国际法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但领土和海洋权益的纷争依然是影响国与国关系的重要因素。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虽然得到了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积极响应,但要实现包括“民心相通”在内的“五通”,进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有中国特色疆域形成与发展理论的话语体系做学理支撑。中国疆域话语体系的建构,必须要以前人的研究成果及其理论为基础,但仅仅在历代王朝历史语境基础上构建起来的叙述体系,往往会受到“民族国家”理论的冲击,不仅被扣上了“大汉族主义”的帽子,而且很难得到国内外学界的广泛认同。因此,我们要实现在此研究领域的理论创新,必须突破王朝国家理论和“民族国家”理论的束缚。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研究方法的创新,才能从传统王朝国家向主权国家转变的全新视角,从学理的层面对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及其理论展开深入研究,从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疆域形成与发展的话语体系。

  一、传统疆域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检视

  有关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的研究有着悠久历史,也取得了丰硕成果。考察已有论著,由于理论和方法不同,其叙述体系也存在差异,可以分为以历代王朝疆域为中国疆域的叙述体系,以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前清代中国版图为中国疆域的叙述体系,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疆域为基础上溯历史上中国疆域范围的叙述体系,等等。由于不同叙述体系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和分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这一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为便于讨论,笔者对主要的几种叙述体系先作一简要概述。

  (一)以历代王朝疆域为中国疆域的叙述体系

  就已有疆域史著作而言,无论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还是21世纪初期出版的通论性著作,尽管在细节上存在一些差异,但基本是以历代王朝疆域为中国疆域来构建叙述体系。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疆域史著作采取的叙述理论和方法可以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为例进行说明。该书1938年出版,其后屡次再版,影响较大。该书第1章为绪论,作者开篇即言:“在昔皇古之时,汉族群居中原,异类环伺,先民洒尽心血,耗竭精力,辛勤经营,始得今日之情况。”进而论及黄帝“化野分州”后历代沿革之盛衰,言明撰写该书时中国所面临的“强邻虎视,欲得我地而甘心”的境况。其后所列章节除第2章名为“中国疆域沿革史已有之成绩”、第25章名为“鸦片战后疆土之丧失”外,其余各章都以王朝疆域为名,阐述了历代王朝的疆域。且不论《中国疆域沿革史》以“汉族”为切入视角是否符合中国疆域发展的实际,由章节结构即能清晰看出,该书是以历代王朝疆域为主要内容的叙述体系。同时期的其他疆域史著作虽然在内容和章节设置方面有所差异,但基本上也采用了这种叙述方式。如夏威的《中国疆域拓展史》分列9章,其中7章阐述了历代王朝的疆域。最后虽然以“总论”为题,采用扩张、缩减、统一、分裂、概述来归纳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的特点,但并没有脱离以历代王朝疆域为中国疆域的叙述体系。

  当然,也有一些著作试图突破这一叙述体系,如童书业所著《中国疆域沿革略》采用了以“历代疆域范围”“历代地方行政区划”和“四裔民族”三篇建构中国疆域的叙述体系。虽然依然以历代王朝的疆域范围概述中国疆域沿革,但该书却以传说中之州服制、郡县制之始起、郡县制之确立及郡国并行制、州制之成立、州制之演变及没落、道府制之成立、道制之转变——路制和省制之始起及完成,来论述历代王朝政区之沿革和拓展;从云贵高原、海藏高原、蒙新高原和东北地带4个不同地域,分述苗族、越族、濮族、羌族、藏族、匈奴、鲜卑、西域白种、突厥、蒙古、貉族、肃慎等族群的历史。

  中国学界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关于“历史上的中国疆域”大讨论,其中心话题同样是历代王朝的历史是否能够代表整个中国历史这一基本问题,这一讨论也可以看作童书业《中国疆域沿革略》所探讨问题的延续,不仅影响到中国通史类著作,也对中国疆域史著作的叙述体系构成一定影响。如刘宏煊在《中国疆域史》“绪论”中明确表示:“中国疆域史作为一门历史科学,其研究对象就是中国历史疆域形成、发展的进程及其规律。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以何时的中国疆域定为正式形成的中国历史疆域。如果我们不能预先对此给予科学界定,我们就无法确定中国疆域史研究的范围,也无法真正确立中国疆域史的研究对象,自然谈不上系统阐释了。”从章节设置看,该书对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的叙述体系有所创新,以“中国远古民族和夏、商、周疆域”“中国疆域的初步形成”“中国疆域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历史疆域的正式形成”和“为捍卫祖国疆域完整统一而斗争”来阐述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的轨迹。其中,“中国疆域的初步形成”从春秋战国开始叙述;“中国历史疆域的正式形成”则从五代开始叙述,重点阐述了元明清三朝对边疆的经营及其疆域情况。

  分阶段的叙述方式也常见于具体阐述中国疆域的论著中。如马大正在《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一文中认为:“中国疆域的形成经历了数千年的时间,发展道路十分漫长、曲折,可以分作形成、发展、奠定、变迁四个阶段。”秦汉时期为形成阶段,隋唐至元为发展阶段,清代为奠定阶段,清中叶至民国为变迁阶段。在分阶段的基础上,也有专门性著作依然沿用历代王朝疆域作为中国疆域来构建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的叙述体系,如林荣贵主编的《中国古代疆域史》。该书分为上、中、下3卷,字数多达161万余字。虽然该书在前言和结构上对中国古代疆域的形成与发展作了说明和阶段划分,但依然采取了将历代王朝疆域作为中国疆域的叙述体系。

  按照时间顺序,以历代王朝疆域作为中国疆域的叙述体系之所以成为中国疆域史研究的传统,主要受到以《史记》为开端的“正史”系统的影响。司马迁的《史记》虽然没有设置《地理志》对西汉王朝的疆域进行记述,但其中的《河渠书》以大禹治水为开端阐述西汉的河流山川。《汉书·地理志》在此基础上直接将西汉的疆域源头对接到了传说中的“九州”,并将其视为夏、商、周、秦疆域的延续与发展。其后的各类史书,多设置《地理志》详记王朝的疆域及其行政区划沿革,这些详略不同的记述为元代《一统志》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同时,将这些记述整合在一起,构成了对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叙述体系的主要内容,并且是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但是,这种以历代王朝疆域为中国疆域的叙述体系存在一个严重缺陷,即历代王朝的疆域基本是以直接统治区域为主体,而对于政区之外“夷狄”分布的区域,由于王朝一般实施“羁縻”统治方式,故往往不在叙述体系之内。因此,该体系叙述的疆域不仅难以涵盖中华大地,且与王朝的实际控制区域也存在一定差距。童书业的《中国疆域沿革略》试图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对中国疆域进行叙述,但遗憾的是其基本框架依然没有改变,依然囿于王朝国家理论体系。

  (二)以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前清代中国版图为中国疆域的叙述体系

  以历代王朝疆域为中国疆域的叙述体系,是难以对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进行准确而全面阐释的。谭其骧正是认识到这一点,因此他在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时提出:“我们是拿清朝完成统一以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前的清朝版图,具体说,就是从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前这个时期的中国版图作为我们历史时期的中国的范围。”《中国历史地图集》出版后,受到学界的好评,谭其骧所提出的以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前清代中国版图为基础的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的叙述体系也得到不少学者的响应。譬如,葛剑雄在《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一书中表明了类似的观点:“应该以中国历史演变成一个统一的、也是最后的封建帝国——清朝所达到的稳定的最大疆域为范围。具体地说,就是今天的中国加上巴尔喀什湖和帕米尔高原以东,蒙古高原和外兴安岭以南的地区。”

  应该说,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前清朝的疆域和之前历代王朝相比,疆域范围更为广阔,同时又有清朝编撰的《一统志》作为学术支撑,因此,以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前清代中国版图为中国疆域的叙述体系,较之以历代王朝疆域为中国疆域的叙述体系更具说服力。但是,该叙述体系没有充分体现出边疆在中国疆域形成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谭其骧提出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疆域范围为基准分割某些边疆政权归属的见解,备受中、韩、朝一些学者的质疑,很难形成广泛共识。

  (三)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疆域为基础上溯历史上中国疆域范围的叙述体系

  1951年,白寿彝发起了“历史上的中国疆域”的大讨论,提出了“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范围来处理历史上的国土问题”的观点,他主编的《中国通史》也贯穿了这一主导思想。当时“很多学者都参与了这次大讨论,多数与白寿彝的观点较为一致”。自此,持这一观点的关于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研究的论著开始不断涌现,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疆域为基础上溯历史上中国疆域范围的叙述体系也逐渐形成,并成为中国疆域研究的重要叙述体系之一。

  这一叙述体系得到很多学者的赞同和实践,有的学者还从新的视角对其进行了补充和修正。譬如,翁独健从民族关系史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不能再像古代史学家那样把中国的范围局限于夏族或汉族建立的国家,也不能再把它与汉族居住区等同起来了,而应从我国多民族出发,从我国今日的领域出发。”因此,在其主编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将活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疆域内的民族或政权的历史视为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活动于疆域外的民族或政权的历史是否属于中国历史组成部分,则视其和当时王朝关系的具体情况而定。如果该民族或政权归属当时王朝管辖或与之联系密切,则将其纳入叙述范围,反之则不在叙述范围之内。具体而言,就是“生活在今天中国疆域内的民族以及历史上生活在今天疆域内而今天已经消失了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他们的历史(外来民族迁入之前的历史另作别论)都是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他们在历史上活动的地区及其建立政权的疆域也都是中国历史上疆域的组成部分。按照这一原则,结合历史上中原政权与边疆民族及其政权的隶属关系,以及边疆民族对中华思想文化的心理认同等条件综合考查,不难对中国历史上的疆域问题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

  但随着21世纪兴起的对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理论的探索,这一叙述体系并没有如一些学者所预想的那样,简单而容易地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同时,也有一些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是被近代殖民势力“蚕食鲸吞”之后的结果,不能真实反映历史上中国疆域的发展情况。“能不能就用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为范围呢?显然也不妥当。因为由于100多年来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中国已有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攫取。”

  (四)21世纪对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叙述体系的理论探讨

  进入21世纪后,随着对中国边疆研究热潮的持续高涨,一些学者对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的叙述体系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新的见解。以下几位学者的观点值得关注。

  1.杨建新“一个中心、两种发展模式”的观点

  杨建新从“中国”一词含义的探讨出发,将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途径总结为“一个中心、两种发展模式”。他认为:“一个中心”是指“中国的中原地区”。“在整个中国疆域的形成过程中,中原地区,也就成为中国疆域形成过程中,最具吸引力、最具凝聚力的中心。”“开拓模式,就是以中原为基础,以中原地区的政权为核心,主动以政治、经济、文化等和平手段为主,不断扩大中原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力,经过多年的经营和开拓,使边疆地区与中原建立不可分割的联系,最终成为统一的中国疆域。……嵌入式,即在中国疆域形成过程中,不断有新的民族和政权主动嵌入正在形成和发展的中国版图之中,并与中国其他民族和地区形成密切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族体方面的联系。”

  将“中原地区”视为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的“中心”已得到学界普遍认同,而将以“中原地区”为基础的“开拓”和“新的民族和政权主动嵌入”视为中国疆域发展的两种模式,则是一种全新的见解,能否得到学界认同,还需要时间的检验。

  2.赵永春由“复数”到“单数”的观点

  赵永春也着眼于“中国”一词,提出从“复数”中国到“单数”中国的视角来认识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他认为:“中国古代不仅存在少数民族及其政权自称‘中国’的现象,也存在一些当时没有自称‘中国’而被后来继承者称为‘中国’的现象……这些复数的‘中国’经过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辽宋夏金的发展,到了元朝统一全国开始过渡为单数‘中国’,明朝时期,元朝所形成的单数‘中国’又出现一些反复,到了清朝统一全国,复数‘中国’又重新转化为单数‘中国’,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及其疆域最终形成和确立。”

  同样是从“中国”一词切入,赵永春的观点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的研究思路和视角。但也必须指出的是,尽管赵永春在著作中作出了“主张‘以今天中国疆域所包括的民族为出发点去上溯中国各个民族的历史和疆域’,动态地去认识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不断发展变化的疆域”的说明,但他的这一观点更适合阐述清朝统一全国之前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而不能完全涵盖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的全部历程。

  3.李大龙“自然凝聚,碰撞底定”的观点和周平“民族国家”的观点

  同样是关注“中国”一词的出现与演变,李大龙将其与中国传统的“天下”一词对应,将1689年清朝和俄罗斯签订的《尼布楚条约》视为中国疆域从传统王朝国家开始向主权国家转变的开端,进而提出了用“自然凝聚,碰撞底定”来概括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的认识观点,并在系列论文的基础上整合出版了《从“天下”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该观点试图突破“民族国家”理论的束缚,从王朝国家向主权国家转变的视角,总结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的规律。

  周平主编的《中国边疆政治学》着眼于对中国边疆的现实观照上。他认为“边疆作为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是从国家的角度来界定的,它的特性是国家赋予的”,进而从国家形态上审视中国疆域:“在中国国家形态演变的历史上,秦代就是典型的王朝国家。直到最后一个王朝被辛亥革命推翻,各个统一的王朝,都是典型的王朝国家。从秦到清,中国都处于王朝国家时代。最后一个王朝的覆灭,既标志着中国王朝国家历史的结束,也意味着构建民族国家进程的开启。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民族国家构建的基本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

  从王朝国家向主权国家转变与从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变的观点虽然都观照了中国国家疆域性质的转变,但两者仍有较大差别:一方面,前者舍弃了“民族国家”视角,应用了“主权国家”理论,后者则从“民族国家”视角出发;另一方面,前者将《尼布楚条约》的签订视为中国从王朝国家转变为“主权国家”的开始,后者则将历代王朝发展的结果视为“构建民族国家进程的开启”。两种观点的差异,主要在于对中国疆域属于“主权国家”还是“民族国家”疆域的判断不同。当前学界对“民族国家”的“民族”一词在理解上分歧很大,用“民族国家”不仅难以准确解释中华大地上族群凝聚的历史,更无法取得广泛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的结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民族识别确立了56个民族,并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保障其各项权利的实际情况难以吻合。因此,从“民族国家”的视角来阐释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的叙述体系面临更多挑战。

  总之,哪种叙述体系更能客观而全面地阐释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的实际情况,还有待学界进一步深入探讨。但很多学者在这方面所作出的大量研究工作和辛勤付出,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作者简介

姓名:李大龙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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