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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翼民粹主义与现代政治转向
2020年07月28日 08:47 来源:《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作者:田晨阳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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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近几十年来,民粹主义和右翼的结合成为一种全球性的趋势和潮流。右翼民粹主义产生于现代政治的张力之中,其内在逻辑和行为方式会破坏民主制度赖以存续的基础。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有着深厚的社会和思想根源,昭示了现代政治的转向和潜在危机。如果将右翼民粹主义与现代政治的张力和原则关联起来,将其置于同理性政治、民主政治和认同政治的相对关系中去分析,可以发现民粹主义的核心特征是对人民的话语建构和对理性政治的反叛。右翼民粹主义能引起轩然大波不仅是一种政治策略或者动员方式使然,更深层的原因是现代政治原则的转变,它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现代政治运行的逻辑和标准。右翼民粹主义已经成为一种症候,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悄然来临。

  关键词: 右翼民粹主义;认同政治;理性政治;现代政治

  作者简介:田晨阳(1988—),男,山西榆次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政治学理论、欧洲政治和西方政治思想研究。

  民粹主义现象由来已久,历史上曾有三次大规模的民粹主义浪潮。①民粹主义如同星星之火,始终未能形成燎原之势,一直没有能够在选举中获得重大的成功。然而,以特朗普的当选和英国脱欧为代表,右翼民粹主义在近期取得巨大成功,作为一种新兴力量登上欧美一些国家的政治舞台。民粹主义特别是右翼民粹主义的流行可谓近几十年来政治领域的重大事件之一。关于右翼民粹主义兴起的经验事实,媒体和学界从不同角度进行过详尽的描述。它们被主流的政党和媒体所定义和归类,贴上了“民粹主义”的标签。可是与频繁见诸报端和媒体的民粹主义现象相比,国外学界曾经试图对民粹主义进行一般性的理论描述和分析,然而却莫衷一是,未能达成共识[1]。民粹主义没有固定的、一成不变的解释和理论,而是多样化、不断发展的学说的汇聚。

  民粹主义现象的复杂多样和理论家的各执一词并不意味着无法对民粹主义进行分析和概括,“长期以来关于民粹主义本质的争论,让一些学者认为民粹主义在社会科学中不可能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概念,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民粹主义主要是一个规范性的术语,应该限定在媒体和政治活动中。虽然这种挫败感是可以理解的,但民粹主义这个词对存在于欧洲到美洲的政治辩论来说太核心了,根本不可能弃之不顾。而且建立一个定义是可行的,这个定义能够抓住所有过去和当下民粹主义表现形式的核心,同时仍然足以精确地排除明显的非民粹的现象”[2]5。既然民粹主义特别是右翼民粹主义已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现象,那么就需要严肃对待右翼民粹主义并从理论上进行深入探讨。

  当人们提及“民粹主义”一词时,可以发现其反精英和反建制的特征,以对“人民”概念的建构和煽动大众激情来获得政治支持。随着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少数群体的平权运动以及全球化时代外来移民的冲击,导致右翼势力与民粹主义合流。右翼势力利用民粹主义在动员方式和民主选举上的优势,民粹主义则结合了右翼价值观念的号召力。最近的选举趋势显示出带有反建制和排外主义等右翼色彩的民粹政党在不断增长和扩张,显示出西方民主政治处于根本的转型之中。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一进程伴随着右翼民粹政党的崛起就已经在西欧显现[3]4。目前中国学界多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对西方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现象进行经验描述和归纳,忽视了从更广阔的理论视野观照右翼民粹主义的尝试。如果将右翼民粹主义与现代政治的内在张力和政治原则关联起来,将其置于同其他现代政治现象的相对关系中去分析,那么不仅能够正确理解右翼民粹主义的实质,而且可以探究现代政治的转向和危机。

  一、现代政治的张力与民粹主义的兴起

  从历史来看,民粹主义是西方现代政治的产物。民粹主义在西方政治传统内部成长和发展起来,深受西方自由主义的影响。“西方当代政治的独特现象是: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理念的胜利与自由派作为一种政治派别的衰落并存。自由主义者成功地将自由主义理念传播到社会文化与政治生活中,使其成为西方几乎所有政治派别共享的理念”[4]25。自由主义是在现代西方理性化和平等化的浪潮下渐渐发展成为塑造现代政治的主导力量。现代国家的宪政制衡、个体平等和自由民主,皆是自由主义孕育的结果。回顾自由主义的历史叙事,理性主义和人民主权是现代政治的重要基础。一方面,理性精神造就了西方现代性,塑造了现代政治的基本面貌。英国政治思想家迈克尔·奥克肖特就以现代政治中的理性主义来描述现代政治的特征[5]。然而人类政治行动和判断中非理性因素大量存在,导致理性政治中存在内在张力。另一方面,大众民主时代的来临,民主理念与民主实践之间存在失衡状况,因而民主政治也存在内在张力。右翼民粹主义正是在理性和民主的内在张力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

  (一)理性政治与非理性激情的冲突

  “自由主义在本质上是高度理性化的,它倡导进步,抨击传统对个人的束缚,要求摆脱宗教对个人行为的羁绊。”[4]266现代政治的底色是理性主义的,它相信通过人的理性能够妥善处理所有的政治关系和政治问题,用法律规范、官僚制度和多元宽容去约束和控制人类行动中的激情和道德因素。但是理性政治难以妥善处理道德和激情层面的问题,它将道德因素抽离于政治之外,将激情视为一种偶然的例外状况。一些自由主义思想家乐观地相信人们的理性能力,通过理性能够解决政治领域的所有问题,那些非理性和激情的因素都应该受到控制和抛弃。尽管理性政治依然在现代政治中占据重要地位,但是当民粹主义裹挟着道德性的话语和口号进入政治领域,选民在煽动和激情的作用下采取非理性的政治行动时,这势必会造成重大的危机和挑战。施密特对自由主义的批评一定程度上建立在这个基础上[6]。现代政治的一个困境在于如何处理理性化的官僚制度和具有使命感的政治家与激情大众之间的关系。在代议制民主中,具有卡里斯马魅力的领导人具有很强的煽动性,他们利用选民的心理,利用修辞和口号来获得选民的青睐。选民也容易在激情的操控下作出非理性的选择。当程序性和理性化的政治让一切都例行化,无法容纳政治家和选民的主动性时,民粹主义反建制和人民性的诉求就会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此外需要强调的是,自由主义传统下的民众往往对政治和权力持有一种恐惧和敌视的心态。在承平年代,政治精英和选民尚能维持一种良好的互动关系,可是当遇到经济危机和其他挑战时,民众对精英和政府的态度一日千里,阴谋论和怀疑论甚嚣尘上,民粹主义对建制派和精英的否定性批判就具有巨大的煽动力。

  政治思想家约翰·邓恩(Jonh Dunn)在《理性的狡诈:理解政治》一书中指出,应该对政治判断中的人类理性持有一种审慎的态度,人们合作或者冲突过程中往往是非理性的。在政治行为中,人们往往很少会考虑长远的利益,对人类政治判断最大的怀疑源自眼前的目的往往支配着长远的利益。此外,真正和准确理解政治需要大量时间和精力,普通民众并不愿意去思考这些问题,他们在政治选择和政治判断时往往是基于当下的利益或者一些感性因素[7]。“经典的现代民主理论对于非理性因素如激情和欲望在政治中扮演的角色,都持排斥否定的态度,当一切政治行为都被理解为受个体理性和个人利益驱动时,非理性因素被假定为应受到控制或视为‘未成熟的’的表现。然而,民粹主义的惊世骇俗之处在于发掘了大众激情的政治能量,对于民粹主义来说,大众激情不仅必不可少,而且是反抗性政治成功与否的关键。”[8]民粹主义与非理性动员以及激情政治密切相关,这与传统的推崇理性的现代民主背道而驰。民众并非能够始终秉持理性原则去行动,甚至容易受到煽动和蛊惑。当民众的激情和狂热汇聚成潮流,其将具有摧毁一切制度和原则的力量。现代政治理性主义的多元主义未能妥善处理政治中的道德和激情的因素,当政治抗争和敌我二分不断加剧时,人们重新回到原初的政治逻辑本身,而政治的抗争逻辑在自由主义的理性政治中渐渐隐去了。

  大众民主时代的来临,让“人民”这一具有道德性和革命性的概念进入政治领域,进一步加剧了现代政治的内在紧张。任何政治势力和党派只要试图得到权力,就必须获得民众的支持。一些自由主义思想家乐观地认为民众是理性的,会根据自身利益和需要作出正确的选择和判断。可是在理性之外,民众中同时聚集着巨大的盲目而狂热的非理性力量,这些力量在某些情况下会演变为巨大的破坏力,甚至将整个政治制度倾覆。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研究揭示出集体行动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非理性的,人们结合成群体时容易被煽动和蛊惑,丧失理性能力。尚塔尔·墨菲专门著文探讨激情与政治的关系,强调激情在政治中的作用,对自由主义将激情排除在政治建构之外特别重视。她认为:“人们如果不承认激情在政治领域的驱动力,就无法理解民主政治。”[9]民众的激情是构建其自我认同和采用政治行动的重要力量,无视其存在并不能阻止它造成难以预料的结果。当务之急是认真对待民众潜在的非理性因素,以此思考右翼民粹主义的可能后果。

  (二)右翼民粹与民主制度:一种可能的衰败

  大众民主时代,人民主权的呼声对代议民主制度的冲击指向了现代政治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民主的理念与民主的实践之间存在“失衡的承诺”。它导致美国政治史上周期性的民主化运动[10]。“人民”这一概念从诞生之初便带着抽象性和道德性的基因。在近代思想家的论述中,人民是一个理论建构性的概念,在不同情况下,人民可以指称和包含不同的群体。诚如理论家拉克劳指出的,人民“从来都不是一种基本事实,而是一种建构”[11]。此外,在人民主权和社会契约理论中,人民拥有反抗暴政的天然权力。因此,现代民主隐含着一种革命性的威胁,既然人民代表了历史进步的方向,是道德高尚的群体,当以人民之名义去颠覆整个政治制度时,缺乏有效的力量去阻止它。右翼民粹主义推崇这种关于人民的美好想象,借此政治资源对建制派精英展开批判,实现自己的政治意图。在民粹主义那里,“我们的‘人民’概念是指那些不仅全力参与历史的进程,而且占据历史、加快它的前进步伐、决定它的发展方向的人民”[12]。再者,就是规范例行的民主制度,精英居于政治舞台的中心,普通民众无力影响和改变政治过程。精英与普通民众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因而民众会周期性地参与到民主化运动中去争取平等的权利。

  右翼民粹主义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是因为其与民主的内在张力有一定程度的联系。右翼民粹主义利用民众对民主实践的不满,激发人们对民主理念的激情,从而在政治选举中获得胜利。当民粹主义领导人煽动大众的民主信念,要求政治制度给予回应时,现代民主政治的内在张力显露无遗。因此,民粹主义在民主理念与民主实践的裂隙中生成发展,成为现代政治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当前民粹主义的政治实践基本都是在民主制度的框架内进行的。右翼民粹主义批评体制无法代表真实的人民,腐败的精英会损害人民的利益,因而希望自己取而代之,将政府的权力重新带给真正的人民。“民粹主义通过诉诸人民的普遍意志,形成了一种特定的表达逻辑,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强烈认同感的大众主体,从而能够挑战现状。从这个角度来看,民粹主义可以被看作是民主化的力量,因为它捍卫人民主权的原则,目的是赋予那些不被政治体制所代表的团体权力。”[2]18民粹和民主之间存在着微妙而复杂的关系,两者之间既存在着亲缘的关系,皆是大众时代的产物,与人民主权的理念一脉相承,同时也存在着显著的不同,双方关于民主路径和多数统治存在着不同的理解。

  西方一些左派学者“纷纷主张理性主义者的自由主义思想已经开始否认民主固有的冲突与不同意见的合法性。同时,各个社会民主政党已经放弃提供新自由主义的另一个真正选择;由于他们在‘第三条道路’上趋于一致,因此强化了选民的理解,他们被提供的是‘没有选择的选举’”[13]119-120。墨菲指出,政党的这种趋同表现,以及达到共识的强烈欲望——这可以在约翰·罗尔斯与于尔根·哈贝马斯的民主理论中发现——已经引起强烈的反自由主义对立运动,最明显的就是右派的民粹运动。”[13]119-120现代民主制度无法摆脱民粹的纠缠,一旦民主信念与民主实践之间的落差超出一定的程度,或者处于非常状态时,民粹主义就会对现行的民主制度造成挑战。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对西方的现存民主制度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相关的影响已经显现。

  学者阿迪蒂主张“民粹主义是民主的幽灵”取代“民粹主义是民主自身投下的阴影”。首先,民粹主义可能是代议制的一种特殊形态。当前主流的代议制政治是关于民主的自由主义理解,民粹主义对民主的理解与之相容却并不与之完全一致。比如,政治的景观化与大众传媒改变了民粹主义政党进行政治动员的方式,传统的程序化和等级化的组织方式逐渐被广播、电视、网络这些更加直接和个人化的方式所取代。其次,民粹主义成为参与式民主的一种特殊形态,它以不同于主流建制而自居,不超出民主体制之外也依然能够扰乱并重塑被政治精英所操持的政治过程。再次,民粹主义利用人民对现存体制化的建制不信任、对主流政党政治的疏离和不满、对国家进行统治的合法性的质疑,以此来攻击或威胁现存的民主框架,进而可能使用一些非民主的手段。在此意义上,民粹主义完全有可能不知不觉地越过了民主的边界而现形为民主的敌人[14]。右翼民粹主义始终宣称自己是代表真正人民的民主,垄断人民的定义,而这本身是一种自我的声张,无法提供经验层面的证明。“民粹主义是对多数统治采取比较乐观理解的结果。民粹主义的信条是‘人民’有权不受限制地执政,可是问题在于‘人民’的定义;对人民(Demos)的任何理解都使包括和排除成为必要:谁属于人民,谁不属于人民?这不是任何关于民主的理解都能避免的问题。现代民主的历史是关于将被排斥的人包括在内的必要性进行长期争论的历史,如下层阶级、妇女和(过去的)奴隶。民粹主义倾向于采取与其他民主路径不同的方式,它假定存在一种自我证明,既可以将人民包含其中,也能够排除在人民之外。”[15]因此,右翼民粹主义宣扬的民主稍有不慎就可能破坏民主的价值。

  综上所述,民粹主义与右翼的结合是当前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兴起的重要原因,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西方民主政治的运行逻辑。尽管它依然在西方民主框架内行动,然而其内在逻辑和行为方式会破坏民主制度赖以存续的基础,这可能是西方现存自由民主体制无法自我调节的。民粹主义浪潮出现于自由民主制度成熟的欧洲国家,证明了民主政治并非一劳永逸,它既可能被巩固,也可能出现危机。20世纪90年代之后,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自由民主成为主流的政治叙事和制度选择,然而事与愿违,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现存自由民主体制并不能有效应对潜在的危机。反自由主义理论提出的挑战依然存在,而后现代的处境又提出了新的问题,右翼民粹主义成为一种可供选择的思潮。右翼民粹主义在反自由的同时,对民主本身亦是一种颠覆性的力量,民主制度本身蕴含的许多复杂的制度条件和前提预设被抛弃。

作者简介

姓名:田晨阳 工作单位: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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