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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社会中的科学决策问题
2020年07月28日 08:43 来源:《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作者:张康之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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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工业文明的一项伟大成就是将人的行动建立在合理决策的基础上,这大大增强了行动的自觉性。但是,现在进入风险社会,工业社会中所形成的决策模式不再适用,科学决策正在受到挑战。科学决策成型于20世纪,是人的行动理性化的标志,但它是在社会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也是启蒙时代开启的社会理性化所取得的成果。在风险社会中,科学决策赖以成立的条件消失了,以至于必须让位于行动中的决策。其实,关于科学决策的问题,在20世纪一直存在着立场、出发点和决策方式等方面的争论,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构成决策科学的两大传统。这说明科学决策本身就存在着诸多问题。即使不去关注科学决策的内部争论,就其结构而言,它的决策与执行相分离也会引发诸多问题。特别是在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这种决策与执行的分离会使其脱离实际、时间迟滞等问题显得更加严重。在风险社会中,解释学的一些观点具有启发意义,因为它可以给予行动者更多的自主权,从而在行动中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即时决策。

  作者简介:张康之(1957—),男,江苏铜山人,江苏省新型城镇化与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首席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从事行政哲学与文化研究。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重大基础研究计划“通过服务型政府建设完善社会治理体系”(12XNL003)

  关键词: 风险社会;科学决策;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合作行动

  在20世纪,可能是因为管理学的兴起而开始让人们关注行动的各环节,使近代以来的理性追求落实到行动上来了。把握人们所面临的问题、对人的行为进行分析、为了行动而进行规划等,都被纳入自觉掌控之中,是人的追求。科学决策就是在此过程中逐渐得到认识和实践的。大致是在二战前后,决策的问题已经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在学术界展开了持续的讨论,科学决策也得益于这种讨论而走上了理论化建构的进程,而且取得极大的成功,甚至出现了专门探讨科学决策问题的所谓“决策科学”。科学决策是近代以来社会理性化的一项成果,正如吉登斯所说,“我们时代的发展起源于17和18世纪的欧洲科学、技术和理性思维。通过那些反对宗教及其教义的影响并希望用更理性的方法对待现实生活来取代他们的思想家的著作,启蒙运动对西方工业文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1]。但是,吉登斯所说的“我们时代”这个现实却呈现出二重性,一方面,它是来源于启蒙的方案,持续地按照这个方案进行建构;另一方面,它又是如此远地脱离开了正典,正走在对现代性的否定和扬弃过程中。正是后一个方面,表明它是吉登斯所说的“失控的世界”。

  贝克认为,“科学的理性与非理性绝不仅仅是有关过去和现在的问题,同样也是可能的未来的问题。”[2]回望工业社会走过的历程,正是走在理性化的道路上的,理性的行动为我们带来了发展和繁荣以及生活的富足。其实,无论是理性还是非理性的问题,都更多地关涉未来,即便是对过去与现在行为的审视,也是指向未来的,至少潜含着对未来后果的关心。不管是在社会整体的意义上还是在每一个微观的具体事项上,都有着未来的问题,都是在时间轴线上展开的。可是,未来越来越显现出了不确定性,历史每一步的前进,都意味着未来的不确定性增长。理性主义者把不确定性归于认知的原因,认为是人们不熟悉的事项、领域等引发不确定性,从而否认不确定性的客观性。

  我们承认,不熟悉会带来相对于人的不确定性,但那其实并不是真实的不确定性,而是人的认知方面的不足所致。科学所要研究和探讨的不确定性是指客观的不确定性,是需要人去认识并加以征服的。然而,在不确定性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时,人们不再具有征服它的能力。这个时候,同样需要通过认识去适应它,并积极地采取回应性的行动。从不确定性的角度去看决策,就会看到,在20世纪成长起来的科学决策模式受到不确定性的挑战,科学决策的结构、过程和方法都不再能够实现对不确定性的认识和控制,反而在任何一项控制不确定性的努力中都会制造出风险。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就是风险社会的特征,我们今天正处在风险社会中,当我们坚持带着科学的态度去在风险社会中开展行动时,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对既成的科学决策的套路进行再审视,即用科学的态度去反思、扬弃和超越它。

  一、科学决策与行动的理性化

  西蒙认为,对于决策而言,“知识就是发现某行为的哪种结果确实会发生的手段。知识只要属于抉择过程的一部分,其最终宗旨就是发现每种行为备选方案的唯一可能结果,当然,实际上人们都只能部分地实现这种宗旨”[3]76。知识从属于价值也从属于理性,知识作为手段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受到价值和理性的限定。反过来说也是成立的,即知识能够对理性形成支持,有助于价值的实现。这就是西蒙所说的,“关于行为结果的知识是抉择的第一大影响因素。其第二大影响因素就在于行为个体对结果的偏好。所以抉择的问题就是对结果进行描述、评价,并将结果与行为备选方案联系起来的过程”[3]76。在这个过程中,描述与评价等,都必然会求助于知识,事实上,知识构成了针对多个备选方案而作出抉择的路径。西蒙实际上在此绘出了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图谱的话,在知识、理性、事实、价值之间勾画出交错互嵌的线索,然后将它们整合到手段—目的链上。对于人们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而言,根据这幅图,就能找到正确的决策路径。但是,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随着这幅图上标注的所有要素都流动起来,特别是,人们需要更多地依赖于经验理性去开展行动时,就无法再在西蒙提供的这幅决策图谱上进行决策。所以,如果西蒙所提供的是一幅理性决策图谱,那么,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更多的决策应当归入经验决策的范畴。

  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本身就意味着决策活动必须在信息不充分的条件下进行,特别是在风险社会中,各种各样的社会风险都是隐蔽的,在何时何地以危机事件的形式出现,都是不可预知的。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立即开展行动,任何拖延都会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因而,决策也就必须是在行动过程中做出的。从现实来看,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决策所需信息的获取更加便捷,特别是大数据处理技术,可以帮助决策直接锁定靶向。但是,在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面前,我们不敢断定这些技术能够提供充分的支持,即提供充分完全的信息。假如提供了充分完全的信息,而且也借助于大数据方面的技术对信息作出了准确分类,那么,决策同样面对着海量信息去作出决断和选择的困难。那些通过大数据技术而被认定为不甚重要的信息,也许恰恰是至关重要的信息。数据处理技术只能帮助我们解决量的方面的问题,至于质的方面的问题,它是无能为力的,因此,质的方面的问题往往会被忽视。受到忽视的,也许正是有可能引起量的方面爆炸性巨变的因素。对这种因素的把握,也许人们基于经验理性的判断会显现出更大的优势。

  在谈论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时候,在我们已经置身于风险社会中的时候,我们不应视任何一项引起行动的事项是可以静态地去把握的,即使把信息技术、大数据看作能够对我们的决策提供支持的因素,也仍然需要看到,信息技术、大数据等恰恰是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推动因素之一,它们也同样在源源不断地生产社会风险。甚至可以认为,信息技术、大数据等在一定程度上把我们的社会推上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状态。在我们的决策活动中,一方面,信息技术、大数据可以为我们提供信息方面的支持,对于我们在风险社会中的行动提供助力;另一方面,由于信息技术、大数据等也是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助推因素,在得到应用的过程中制造了我们无法预知的社会风险,从而强化了风险社会。信息技术、大数据等甚至会对我们获取决策必须的准确和正确信息造成干扰。就此而言,信息技术、大数据等对于我们的决策活动也会产生正负两个方面的影响,以至于任何对技术的依赖都会犯错误。我们认为,人的行动是不可替代的,那些以为技术可以替代人的行动的人也许只适合去写科幻小说,如果去谈论科学技术的话,则是不合格、不胜任的。在风险社会中,亦如以往,是不可能存在着脱离开行动的科学技术,如果把决策看作行动之外的独立的过程,认为科学技术能够满足科学决策的要求,即便使决策具有了理性特征,对行动也可能形成误导。

  在科学决策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中,存在着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两种主张。虽然科学决策的问题是在20世纪才出现在文献中的,但就思想根源来看,显然深受启蒙时期的思想影响。当然,在科学发展的意义上,也一直存在着某些试图对启蒙时期的抽象建构和“理想国”图式加以批判的冲动,愈是到了晚近的时期,学者或思想家们愈是要求把现实中更多的维度引入理论思考中来,反对来自启蒙时期的那种单一维度的思考,不同意抽象地表述现实。“库恩和拉图尔等也建构了类似的质疑,挑战启蒙运动中建立的,作为科学典范的主导知识学科。特别是他们辩论了科学本身如何作为一个社会建构,由传统、共识和偏见决定其存在。”[4]57其实,在20世纪早期,“以维特根斯坦的论述为主的反对思潮体系,便质疑了‘逻辑’这一概念,事实上是对最基本的‘字面意义’概念本身的质疑。通过任何知识都是一个语言游戏的论述,他与同流派的哲学家们开启了一扇大门,得以通向实证主义者—理性主义者典范外的新建构。毕竟,若所有事物都是一个语言游戏,那么所有不同的建构都将同等有效。这一思潮矛头直指启蒙运动的核心概念——理性(认知主体)和知觉(经验主义者的求知途径)的首因性”[4]57。我们将此现象理解成“非正典化”。

  在维特根斯坦的旗帜下,形成了一波用经验主义去反对理性主义的思潮,他们所做的是要对笛卡尔以来的理性主义传统作出否定,在科学的名义下把英国的经验主义传统改写成一套认识以及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应当说,在长达数百年的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之争中,维特根斯坦成功地使经验主义一度占了上风。但是,维特根斯坦是让他的天才服务于狭隘的心胸了,他从未想过包容性的问题,没有准备去将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统合到实证研究之中。这样做的结果是,以往科学家曾经拥有的所有理论抱负都沦丧了,在貌似科学的活动中,不再有知识生产的追求。在社会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也就是说,在社会处于常态运行的状况时,尽管经验主义这套做法有着“唯科学主义”的狭隘性,却也能在决策科学中使得决策显得非常科学,具有科学决策的品质。但是,在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在风险社会中,经验主义的这种缺乏宽容的品性就使科学决策的缺陷暴露出来了,使科学决策无法满足风险社会中的行动要求。鉴于此,我们在科学决策改进的思路中所获得的是一种包容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设想,因而提出了“经验理性”的概念。当然,并不是提出了一个把“经验”与“理性”结合到一起的概念就能终结科学决策中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争执,但是,当这个概念代表了一种新的决策思路和决策属性的时候,则会有益于我们去破解风险社会中的决策问题。

  在20世纪,出于对科学决策的追求,也生成了一门被称作决策科学的学问。根据雷加诺的看法,“我们必须谨记决策科学只是围绕着源自启蒙运动思潮的理性主义传统而产生的理论分支”[4]9。其实,这并不是雷加诺的发现,整个现代性的各种理论和各门学科,都无非是启蒙的分支,都源于启蒙,决策科学源于18世纪启蒙也是自然而然的。这也说明,这门科学因为启蒙赋予它的基因而决定了它仅仅适用于这场启蒙所开辟的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当启蒙开拓的这个时代逝去时,这门科学要么随之消失,要么在思维方式等最根本之处实现彻底的转变。现实情况是,当我们被抛进了风险社会中的时候,18世纪启蒙所开启的时代也就走向了终结。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我们面对的是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风险社会随时随处都可能用危机事件袭扰我们。

  从历史进步的轨迹看,人的创造力处在不断变强的状态中,人的创造力正是由社会当下的复杂性和未来的不确定性激发出来的。任何一种被人们所意识到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都会激发出人的创造冲动,人类的历史正是在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中获得人的创造力量的。在今天,社会呈现出来的是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并以风险社会的形式加予我们。在这一条件下,人的创造力也会被极大地激发出来。正是基于这一点,人类社会将进入一个创新的时代,在人的一切活动中,都会反映出创新的热情。正如波拉克所说,“许多科学的成功正是由于科学家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学会了利用不确定性。不确定性非但不是阻碍科学前行的障碍,而且是推动科学进步的动力。科学是靠不确定性而繁荣的”[5]。在风险社会中,我们每一次遭遇的危机事件都是不同的,需要我们在每一次应对危机事件的时候都展现出创造力。这种创造力并不是在理性追求中获得的,而是更多地得益于行动的经验。如果说科学决策给予行动的是一种模式化的框架,那么,当我们将视线转向人的创造力的时候,其实所表达的就是对注重理性的科学决策的怀疑甚至否定。但是,我们认为人的创造力是来源于经验理性的。

  我们并不一概地否定理性,但我们是在对理性概念加以扩展的意义上主张理性的,只是要求对传统上的那种狭隘意义上的理性的否定。我们主张的理性是经验理性,把经验理性看作是内涵最为丰富的综合了其他所有形式的理性之核心内容的理性。我们将经验理性归入实践理性的范畴,认为经验理性在远比康德的“实践”内涵更为宽广的意义上代表了实践理性。因而,也实现了对康德“实践理性”概念的超越。这样一来,经验理性所提供的就不仅是理解现实的伦理视角,而且是提供了一种得到了价值统摄的科学视角。如果我们意识到了“现实决策者并不简单,比理论所要求的更复杂”[4]53,那么,即使从完全理性退缩到了“有限理性”,也远远不能满足决策实践的要求。所以,我们需要在对理性的探寻中形成经验理性的概念,并努力去把握、获得和拥有这种经验理性,进而基于经验理性去开展包括决策活动在内的各种行动。如果说科学决策意味着理性决策,反映了理性和让行动具有理性的属性,那么,在风险社会中,科学决策就只能在对经验理性的应用中去维持自身的科学性。

  奈特通过对企业家决策行为的研究得出结论:“人们借助经验,根据他们自己做出正确判断的能力,甚至针对别人此方面的能力,确实能够做出大致合理的判断。”[6]应当承认,在工业社会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企业家面对的市场是整个社会中风险和不确定性相对较高的。奈特在考察企业家决策行为时形成的看法,对我们思考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问题,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奈特正确地指出了经验在决策中的意义,而不是像一些带着启蒙以来的理性主义观念去想象决策过程的人那样。奈特是正确的,就西蒙提出“有限理性”而言,已经是一种从启蒙以来的完全理性的理想向后退缩的表现。也就是说,当有限理性被作为一个原则而引入决策领域时,已不再像近代早期的人们那样拥有雄心壮志,而是变得现实了,看到了人的脆弱性和不完美,没有能力去获得完全信息,不求最好,只求“满意”。尽管如此,人们也一直努力与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开展斗争,试图征服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在此过程中发展出了诸多得到改进的理论模型,促进了技术水平的大幅提升。但是,这不仅没有实现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征服,反而陷入不得不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开展行动的处境,让人们品尝了风险社会的苦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做的就是致力于探讨如何在风险社会中进行决策和开展行动的问题。

作者简介

姓名:张康之 工作单位:江苏省新型城镇化与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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