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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历史政治学?
2020年07月07日 09:34 来源:《中国政治学》2019年第2辑 作者:杨光斌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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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杨光斌,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大学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党委书记,院长,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首席专家,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 100872

  内容提要:中外政治学都在寻找新出路,因为在世界范围内流行的基于理性人假设的“政治科学”已经不能解释、不能回答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的难题,当然更不能解释中国的政治发展。中国历史的政治史、国家史特性意味着,历史不但是历史学研究范畴,也是政治学的研究对象,这种统一的研究路径就是历史政治学。不同于历史社会学,历史政治学不仅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更重要的是其本体论价值,回答的是各国政治价值、政治制度以及政治行为是怎么来的,为我们理解当下中国政治与历史上的政治的关联性提供了清晰的解释。历史政治学连接着中国历史与政治科学、世界历史与政治科学,是政治学学科的交汇区和知识增长点。历史政治学不但具有历史社会学的发现理论、检验理论的学术功能,还有历史社会学没有的政治价值即功能主义分析。

  关 键 词:历史政治学/政治科学/中华文明基体论/历史社会学

  在关于政治学研究范式的著述中,我们指出,中国政治学一直被“求变”的政治学所支配,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到自由主义民主政治学,都是旨在改变政治现状的政治学;中国现在迫切需要的是以“求治”为导向的政治学。①然而,“求治”的政治学仅仅拥有国家治理理论是不够的,国家治理理论的背后还必须有相应的分析工具,正如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出发点是阶级分析、自由主义政治学的出发点是理性人假设,那么国家治理理论的出发点在哪里呢?各国都在谈论治理,为什么治理程度有天壤之别?这里面必然有历史基因问题。换句话说,“求治”的政治学也必须有其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文化基础上的研究路径或研究范式,“历史”很重要,“历史”就是“求治”理论的出发点。因此,支撑“求治”的政治学的,非历史政治学莫属。考虑到中国自古以来的“致治”传统,历史政治学才是中国的政治学,至少是发展中国政治学的一条新路。历史政治学不但能够连接中国历史与政治科学,也能够重建世界历史与政治科学的关系。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汲取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历史政治学一定能开花结果,对国际社会科学做出中国政治学的贡献。

  一、为什么是历史政治学

  当流行的研究范式与现实严重脱节时,就是新范式或新研究路径诞生的节点。首先,如何解释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是中外政治学的重大议程,也是对既有政治学理论的重大挑战。70年来,西方一直在以自己的观念乃至研究范式去判断中国的前途,结果都是一错再错。②仅此而言,就需要寻找新的解释范式。

  其次,西方处于深刻的政治危机之中。亨廷顿的“谁是美国人”表达了美国人最深层的危机感——国民性危机,因此才有“特朗普现象”。与此同时,英国脱欧公投的成功、欧洲难民危机,这些问题的根源为自由主义民主,当然不是自由主义民主理论所能解决的难题。

  最后,在非西方转型国家,自由民主诱发普遍性国家治理失效,第三波民主化国家出现民主回潮,“阿拉伯之春”演变为“阿拉伯之冬”。为此,有务实的美国学者呼吁“转型范式的终结”。③

  中外政治表明,作为“终结历史”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已经陷入危机之中,这其实是西方政治学的危机。这场危机意味着什么呢?自由主义政治学乃至整个西方社会科学,建立在“理性人”假设基础之上,这源自霍布斯。在他看来,国家的最基本成分是人,要认识国家,就要首先分析国家的成分,而国家的最基本单元就是人,因此认识国家首先要认识“人性”,理解了人性,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霍布斯这样总结道:“我首先作为全人类共有的普遍倾向提出来的便是,得其一思其二、死而后已、永无休止的权势欲。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并不永远是人们得陇望蜀,希望获得比现已取得的快乐还要更大的快乐,也不是他不满足于一般的权势,而是因为他若不多求就会连现有的权势以及取得美好生活的手段也保不住。”④也就是说,人是自利的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这样的“人”被霍布斯隐喻为战争状态下的人性,其实是市场社会中的人。因此,成长于资本主义市场社会的人,自然把“理性人”当作科学的假设,因为经济生活充满了个人的理性计算。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就是基于“理性人”假设演绎而来的。在福山看来,黑格尔关于“承认”的哲学是人类进步的动力,而价值性承认又来自霍布斯的“理性人”假设,⑤“正义和公正的概念对于霍布斯来说,都建立在对自我保存的理性追求之上”⑥。

  霍布斯基于“理性人”假设的“政治科学”完全是非历史的,既偏离了西方自己的古典政治学传统,也与很多非西方国家的政治传统无关,基于霍布斯“理性人”假设的“历史终结论”才有今天的命运。如果说理解了“人性”就使得国家学即政治学成了科学,“政治科学”就应该是人类秩序的“路线图”,奉行科学的人类就不该有那么多非理性的政治灾变。如前,理性人假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以个体为主体的经济生活,但即便如此,还有“市场失灵”的反例。“理性人”假设很难解释以群体为行为主体的政治生活,个体的理性之和不等于群体的理性行为,群体行为往往是非理性的,因此才有美国白人对印第安人的事实性种族灭绝,才有选举产生的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才有各种大屠杀,也才有英国的脱欧公投成功。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现实主义的“无政府状态”假设被认为来自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假设,但现实主义理论家并不接受霍布斯的“理性人”之说。华尔兹论道:“如果人是完全彻底的理性动物,那么他就会一直按照绝对戒律行事。但他不是。冲突和暴力由人的世俗天性而起。”“蜜蜂和水獭的行为在不能支配下呈现出有规律的模式和可预言的结果。另一方面,纯粹理性世界的公民将按照事先制订的计划行事。鉴于人类行为不属于这两类中的任何一类,‘系统规律的人类历史’看来是不可能的。”⑦

  常识是,基于理性人假设的“政治科学”,既不能解释人类经历的种种政治灾难,也不能解决现实中的政治困境,更不能为人类的未来指点迷津。这些困难不能以所谓的“有限理性”去辩护,只能从历史的视野去分析。但是,基于理性人假设的政治科学完全抛弃了历史,尤其在二战之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理性选择主义政治学大行其道,“科学化”变本加厉,基于“理性人”假设的各种量化模式研究如今变成了让人看不懂的、与重大现实问题无关的符号游戏,以致政治学研究偏离了国内政治现实和世界政治现实。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恢复政治学,西方政治学尤其是美国政治学开始大规模地被引进中国。美国政治学是对来自欧洲的政治学的“革命”,在主题上从国家、宪法等“高政治”研究转向社会、利益集团乃至个人等“低政治”研究,在方法论上形成了非历史性的结构功能主义,以此来研究不同文化、不同地区的政治现代化,⑧其非历史特征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到20世纪70年代,结构功能主义式微,这批学者又适时地转向理性选择主义,一种更加非历史的、信仰理性人假设的政治学开始流行。非历史的方法论遇上了“民主化的第三波”,人们普遍相信,理性的、自利的人追求民主化成为必然,因而“转型范式”开始流行。在这种“大势”下,最讲究历史思维的一些研究者似乎也开始不那么自信起来,把自由主义民主当作“普世价值”去追求。“普世价值”就是无条件的可行性、适用性。在汉斯·摩根索和亨廷顿看来,把自己的民族主义文化当作普世主义,其实是帝国主义才会有的逻辑。

  基于理性人假设的“政治科学”陷于深重的危机之中。政治学怎么办?政治学的出路何在?

  对于“理性人”假设的“政治科学”,学界早有深刻批判。新马克思主义者哈贝马斯说,亚里士多德代表的古典政治观强调的是实践的情境性即历史性,而霍布斯则是现代政治观的代表,而现代政治观的第一原则就是非历史性,霍布斯“以科学为依据的社会哲学的要求,其目的是一劳永逸地指明正确的国家秩序和社会秩序的条件。它的论断将不依赖于地点、时间和情况而发挥效力,并且可以不考虑历史状况建立永久性的共同体”⑨。哈贝马斯认为,起源于历史的社会哲学却忘却了历史,社会科学起源于古典政治学,但它已经明显地偏离了古典政治学,因此社会科学的发展需要找回历史传统。在哈贝马斯那里,社会科学是历史—理论—实践的“三统一”,而不是简单地回答理论与现实的关系。⑩在哈贝马斯那里,“历史”就是社会科学的哲学基础。

  保守主义者施特劳斯从另一个角度批判了行为主义政治学。施特劳斯指出,基于理性人假设的“政治”从此变成个体的“科学化”游戏,“政治”的根本性质因此被消解于数学化的政治学。首先,团体理论事实上是把政治事务还原为政治上中立的事务,还原为社会学团体,进而把这些团体还原为个人理论,把政治问题降低为社会问题,结果对于政治科学或者学者而言“重要的东西不是政治上重要的东西”(11)。

  理论和方法论的价值在于其对现实政治的解释力。自由主义政治学自身也必须寻找新的出路,美国政治学开始呼吁“把历史带回来”(12),著名历史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生前最后一篇论文就是《历史为什么、如何重要》,认为如果不依赖精细的历史分析,解释性政治科学就很难取得进展,因为每一个重大政治现象都鲜活地存在于历史中,因此政治解释必须以历史为背景。(13)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出现了反抗主流理论即理性选择主义的历史制度主义。

  而对于中国人而言,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第一,浸染于悠久文明史中的中国人,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历史学家,“历史地看问题”是浸透于中国人血液中的思维方式。第二,新中国下成长起来的学者,也基本上是天然的历史唯物主义者,从经济角度看政治问题是中国人的一种朴素政治观。也就是说,中国历史构成了中国人成长的“环境”,历史唯物主义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由此可以说,基于“历史”的政治学与基于“理性人”假设的政治观有很大的不同。

  政治学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其时代性。中国学人所面对的时代性重大理论问题是,依靠来自历史的实践智慧和制度自主性而累积起来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显然是西方基于理性人假设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所不能回答的,因此,需要新的研究路径去解释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我们认为,中国历史下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本身也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政治学,用历史政治学去打通中国历史与政治科学的联系,中国人不能抱着金饭碗去“讨饭”。

作者简介

姓名:杨光斌 工作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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