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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边疆的海洋
2020年06月23日 10:01 来源:《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20年第1期 作者:菲利普·斯坦伯格 龚华燕译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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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这篇类似“编者按”的文章,探讨了边疆概念是如何提请人们关注海洋是既开放又封闭的空间的。虽然某种边疆所提示的新机遇意味着一种开放,但将这些机遇转变成现实通常需要一定程度的封闭(圈占)。不过与此同时,由于像海洋这样的空间不易通过现有的政治制度机构来圈占,因此这种边疆为监管创新并且最终为伦理上的创新开辟了新的空间。简言之,在作为“边疆”的海洋的开放很值得关注的同时,这种开放也提供了政治机遇。

  作者:菲利普·斯坦伯格(Philip E. Steinberg),英国杜伦大学政治地理学教授,边界研究中心(IBRU)主任,其最近的出版物有专著《北极之争》(Contesting the Arctic, IB Tauris/Bloomsbury, 2015)和《土地之外的版图》(Territory Beyond Terra, Rowman & Littlefield, 2018),并在《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海洋政策》(Marine Policy)、《环境与规划D》(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大西洋研究》(Atlantic Studies)和《英国地理学家学会会刊》(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等发表文章。他还是《政治地理学》(Political Geography)主编。他的地址:Department of Geography, Durham University, Durham DH1 3LE, UNITED KINGDOM. Email: philip.steinberg@durhamac.uk

  龚华燕译

  边疆是机遇,边疆是界限

  2007年,俄罗斯一艘潜水艇上的一支多国小团队上了新闻头条:队员之一、海洋学家、国家杜马议员阿图尔·奇林加罗夫(Artur Chilingarov)在北极的海床插了一面俄罗斯国旗(BBC 2007)。虽然插国旗这种行为并不具备法律意义,而且所在区域也基本没有什么明显的经济价值,但它仍然引起了公众的兴趣,因为它引发了这样的想法:海洋是一种边疆,一种空间,既提醒社会注意它的界限,也表明这些界限是可以超越的。

  “边疆”(frontier)一词,长期以来用来描述殖民扩张和太空探索的场所,如今正越来越多地应用于海洋(和海底)空间。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海洋委员会1989年的一份报告,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海底边疆(Marine Board 1989),而在2011年,罗克韦尔自动化(Rockwell Automation)公司的一个工程小组将海底称为技术“新”边疆(Rentcome and McLin 2011)。国际海底管理局(International Seabed Authority)也将海床赞许为“新的边疆”(International Seabed Authority 2010)。海洋边疆研究所(Ocean Frontier Institute),一个由加拿大三所大西洋沿岸大学为协调北大西洋研究而共同组建的机构,则转向了整个海洋,“汇集了来自北大西洋两岸的专家,共同探索全球海洋的巨大潜力”(Ocean Frontier Institute n.d.)。这些提及“边疆”概念的情况,都突显海洋是一个充满机遇的空间。海洋边疆被想象为一个开放的空间。

  然而,在这种话语中包含的是,边疆也是封闭的空间。当一个边疆是“开放的”的时候,它也是“封闭的”,这种封闭或者是通过安插旗帜、在地图上划线、将其资源纳入经济计算完成,或者是将其引入科学模型和分类系统完成。边疆,表示一种空间,其中,某种界限在某个时间同时被人们承认,之后被超越,而且又被重新强加给人们。

  边疆、边界和边缘

  在边界研究(boundary studies)领域,人们对边疆和边界(border)作了区分。边界是两个对等实体(如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分界线。虽然在实践中边界是复杂的互动场所,但法律上没有边界地带(border zone)一说(Anderson 1996)。在法律上,主权领土国家体系的特征,在于有明确规定的点,一个国家的绝对权威止于这些点,同时另一个国家的绝对权威则始于这些点。相比之下,边疆则是一个权力逐渐衰减的地带,它与其说是一条将一个“内部”与另一个同等的“内部”分开的线,毋宁说是一个在其中“内部”逐渐变成“外部”的权力递减区域。简言之,边疆是一种边缘(margin)。但它是一种特殊的边缘,尤其是在当代全球经济扩张的话语当中,它是一种提供机遇的边缘。正如政治经济学家约翰·弗里德曼写道,提到资源边疆,它们是“位于人口稀少的国家领土边缘的”地区“……(在这里建立定居点)不是为了建立某种永久性的农村定居点,而是为了给世界工业核心地区……寻找、抽取和出口资源”(Friedmann 1996, p.2)。要将边疆提供的机遇变成现实,一定程度的封闭是必要的,但其中也存在着困难。因为,通常总有充分的理由说明某个空间并没有被完全纳入主权领土。它的物理性质,或者说它远离权力中心的区位,可能会抵制人们对它的控制。它的民众可能成功地抵制了国家霸权。这种空间,也许可以发挥某种有赖于其持续置身国家权力之外的地位的社会功能。

  因此,对某个边疆的封闭,总是需要开启一场对话,因为很难简单地通过将现有的制度机构扩展到新的空间就封闭某个边疆。而新的制度机构的建设则需要提出新的问题(或重新审视旧的问题):把该边疆并入,将为谁服务?正在实行哪些保障措施来保护其环境或居民?风险和收益将如何分配?正在为该边疆开发的制度机构,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作为其他新出现的机遇和封闭空间的模式?

  海洋边疆的开放与封闭

  无论是作为扩展国家权力影响范围的空间,还是作为承认国家权力界限的空间,海洋都有着悠久的历史。事实上,现代世界经济史可以理解为一部海洋边疆同时“开放”和“封闭”的历史(Steinberg 2001)。声称对海上贸易路线享有独占权的重商主义帝国的形成,构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基础,但它们在海洋中建立专属领土权的努力并不站得住脚。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时代的海洋与其说是一种边疆,不如说是一种边疆之外的空间:因没有封闭而得到最佳治理的空间。后来的海洋强国,如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都明白把海洋设想成边疆并无多少好处可得。它们在海上行使强大的军事和经济权力,以确保远离陆地的海域对所有人开放;它们还确保,为管理相对处于外围的深海资源开采活动所制定的规范和条例,不会干扰海洋作为一种不可声索权利、无边界、移动无障碍的地球表面的主导建构。因此,那个时代的主要话语是领土圈占应当限于陆地,至少在整个20世纪中叶是如此。就将权力扩展到海洋而论,其指导目标是:确保即使海洋被建构为秩序和机遇的空间,也不应将其构建为一种边疆。

  20世纪中叶,尤其随着对空间上固定的资源(首先是石油,后来是海底矿物和生物资源)的开采潜力得到承认,边疆话语开始应用于海洋。从经济观点来看,海洋当时开始变得更像陆地了:可声索,可控制,可治理,而且随着近海水产养殖的出现,甚至可以进行基础设施的改善。海洋提供了一种机遇,而且人们认识到,要将这一机遇变成现实,就需要一定程度的封闭:需要对勘探者进行主权保护;需要制订法律规范来激励勘探投资;此外,还需要进行存量管理,以确保资源开采的长期可持续性。

  然而,即使新的经济机遇正在出现需要一定程度的融合(实际上,是对海洋边疆的“封闭”),但是那种长期以来导致海洋对于封闭具有抵制性的特性仍然存在:海洋仍然是一个有深度、有活力的空间,其物理特性使将其置于监管之下的种种尝试变得复杂化。即使在今天,海洋的主要经济功能仍然是作为用于运输的地球表面,其价值有赖于没有边界。此外,海洋还保留着一种基本的环境功能,需要分子在空气、陆地和海洋当中自由流动。简言之,任何将海洋作为一个地理边疆封闭起来的努力,都需要开辟新的监管边疆。而且,随着人们就谁得到什么、通过什么机制以及为了什么目的而作出决定,任何设计新的监管边疆的努力,都将随之要求必须触及新的伦理边疆。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是为适应对20世纪后期新出现的大量海洋用途的管理而起草的,它规定的各种不同区域,是在海洋空间边疆被封闭的同时监管和伦理边疆又被打开的例证。该公约承认,在离海岸最近的海洋区域,即领海,可以对边疆进行封闭,那些水域被纳入以陆地为基础的主权国家的主权范围之内。然而,即便在此,公约也承认,完全封闭将不利于依赖海上贸易的全球经济。因此,即使在领海,外国船只无害通行也要得到保障。

  从根本上说,公海仍然是一个不受约束的自由航行空间,任何声称属于联合国某个成员的实体都可以自由使用。然而,这种将公海指定为“处于边疆之外”的做法,是通过减少这种边疆的地理范围而顺利实现的: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公海之下的海床,将根据一种单独的、不理会公海水体特性的体制进行治理。然而,如果在遥远海域的新活动如深海渔业在经济上变得更具吸引力,那么公海可能会呈现 “可封闭”边疆的某些特性。

  在公海与领海之间,是专属经济区(包括公海之下延伸的大陆架)。专属经济区是一个出现监管创新的边疆,体现为将从空间上限定的资源的专属权利与对领土的主权控制相分离。有的时候,比如说当包含传统渔权和文化意义的本土海洋概念与某种将海洋排除在“财产”和“地方”(place)观念之外的“现代”观点融合在一起时,专属经济区也会导致国家进入新的监管边疆。

  最后,国际海底——“区域”——是一个不仅全世界都可以利用,而且其利益应当保障在全世界进行分配的空间,因为它是“人类的共同遗产”。由于国际海底管理局缔约国的一项任务,就是确定“对于由集体构成‘人类’的个体组成的国际社会负有某种义务”意味着什么,因此这种划定“区域”的做法提出了许许多多的伦理问题。

  围绕海洋边疆的“封闭”——以及随之而来的新的监管边疆和伦理边疆的“开放”——而展开的辩论,今天仍在继续。环保主义者探索如何将可持续性纳入“人类的共同遗产”原则,认为如果说海底(或者更广泛地说,深海环境)是“人类的共同遗产”,那么这些利益就应该延伸到子孙后代,并延伸到深海为人类及周围的全球生态体系所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人类只是全球生态体系的一小部分。相反,矿业公司则侧重利益的分配,探索将“人类的共同遗产”这一原则与私人的、国家批准的采矿计划相结合的途径,而推动这些计划的,则是投资者利润最大化的律令。还有一些人,如主张“稳定海洋”(sea-steading)的自由主义者,认为海洋的性质开辟了治理的新边疆,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个人自由和个体选择(Steinberg, Nyman and Caraccioli 2012)。这或许是在告诉人们,海洋稳定研究所(Seasteading Institute)将其在法属波利尼西亚建立海洋稳定区的运动,称之为一项定居“蓝色边疆”的使命(Blue Frontiers n.d.)。

  海洋边疆的再度开放

  加拿大外交部长彼得·麦凯(Peter MacKay)驳斥了阿图尔·奇林加罗夫在北极海床插上俄罗斯国旗的做法。他说,“这不是15世纪。你不能在世界上到处走,走到哪儿就在那儿插旗子,说:‘我们宣布这是领土’”(BBC 2007)。虽然麦凯可以说是误解了奇林加罗夫的意图,但他提出了一个合理的观点:如果说确实曾经有过一段时间,世界的海洋边疆(或就此而言,任何一种边疆)可以通过简单的占取行为和并入现有社会结构就可以将其“封闭”起来,那么,这种时代已经过去了。

  尽管有充分的理由要谨慎地对待对海洋边疆的征服,但是,如果简单地将此说成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强大封闭力量在向前推进,那就错了。在机遇与剥夺的循环当中,边疆的封闭开辟了新的边疆,而且是以一种能够刺激政治创新新维度的方式开辟新的边疆。这就是为什么本期特刊对推动这方面的对话如此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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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菲利普·斯坦伯格 龚华燕译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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