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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道路的三元结构
2020年06月22日 09:49 来源:《江海学刊》2020年第3期 作者:唐爱军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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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唐爱军,哲学博士,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中央党校专家工作室核心成员。

  摘要:资本、国家和人民构成了中国道路的三元结构,中国道路的实践展开就是这三种力量的推动及其相互协调。中国道路是一条利用资本并驾驭资本的现代化之路;中国道路充分发挥国家权力的双重功能,其表现为动力、平衡和导引等作用;人民是中国道路的历史主体和价值主体,它引导和规范资本和国家权力。

  关键词:资本;国家;人民;中国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成功开创了一条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即中国道路。近年来,推动中国道路得以展开的核心要素或主要力量受到一些学者的普遍关注。比如,韩庆祥教授就指出,中国道路是党政主导力量、市场配置力量和人民主体力量相互协调且形成合力的结果。[1]在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我们认为,资本、国家和人民构成了中国道路的三大要素或三元结构。“三元结构”的表述,并不意味着,资本、国家和人民是同类性质的对象或主体、且三者是并列关系,而是强调,在中国现代化的实践过程中,三大要素发挥了重要作用,构成了中国道路的“力量主体”。中国道路的实践展开,根本上说来,就是这三种力量的推动及其相互协调。把握中国道路的三元结构,关键是阐释好资本、国家与人民三种要素及其相互关系。[2]

  一 利用和驾驭资本

  所谓现代社会,就是马克思所揭示的第二大社会形态,即以人对物的依赖性为基本特征的历史阶段,即市场经济阶段。资本是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的核心。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现代化道路仍然从属于第二大社会形态,资本、市场经济等构成其基本要素。资本构成了中国道路的重要主体力量,当然,与西方资本主义道路不同,中国道路在对待资本的问题上是强调辩证法的,这就是利用资本与驾驭资本的有机统一。

  (一)利用资本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本的积极作用给予高度肯定:“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3]资本的文明面在于,它是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强大的“动力机制”。我们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把握资本所具有的动力作用:一是“自然层面”。资本在改造自然过程中,大幅度提高了生产力,为现代社会提供了巨大的物质基础。二是“社会层面”。资本解构了传统生产方式、旧的社会关系的解构,塑造了新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开辟道路。

  中国道路的成功开辟、不断拓展首先是承认资本、利用发展资本的结果。中国道路是处于以资本为核心的第二社会形态的发展阶段,其“历史方位”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阐释:一是,我们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历史阶段特指我国处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阶段。“我们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4]中国道路的历史主题是现代化,而资本构成现代化的核心动力机制,我们需要利用资本这一动力机制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现代化的跨越式发展。二是,我们仍然处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历史阶段。马克思指出,世界历史分为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和社会主义世界历史时代。中国道路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阶段出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一种“现实的社会主义”展开,完全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语境中的、生产力水平高于资本主义的“发达社会主义”。中国道路要融入到以资本为主导的世界历史中去,它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展开的。经济全球化,实质上就是资本扩张的全球化。加入经济全球化,就意味着承认和接受资本和资本逻辑。1978年以来,我们通过思想解放、改革等,重新认识、接纳、引入资本和资本逻辑。尤其是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主流意识形态将资本、市场经济等话语从“资本主义话题库”中剥离出来,逐步容忍和吸纳资本、市场、竞争等话语,过去被视为洪水猛兽的资本在当代中国得到了一定程度、一定范围的扩张。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中国道路利用资本这一重要主体,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

  (二)驾驭资本以服从社会主义的目的

  资本是以增殖为目的的,资本的无界限扩张会带来一系列负面效应:从自然界角度看,资本扩张会带来一系列生态危机;从社会关系角度看,资本扩张会导致贫富分化、阶级对立;从人自身角度看,资本会深入到人的精神生活中,导致人的物化、异化。中国道路在利用资本的同时,注意防范或尽可能降低资本的负面效应。由“文明面”与“消极面”构成的资本二重性根源于资本的双重属性——手段属性与社会关系属性。资本内在矛盾实际上是“物”的逻辑与“人”的逻辑、创造文明的逻辑与价值增殖逻辑的冲突。中国道路需要的是作为手段的、创造文明的资本,而不是作为社会关系的、价值增殖的资本。中国道路要驾驭资本,也就是要驾驭资本的社会关系属性、价值增殖的扩张性。第一,引导和驾驭资本的社会关系属性。资本不是纯粹的中性范畴。“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 [5]资本的生产关系属性或社会关系属性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价值增殖的属性;就是剥削劳动、导致贫富分化的属性。中国道路驾驭资本的社会关系属性,就是要管控好资本的负面效应,尤其是防止资本无限制发展、自发市场经济带来的两极分化。利用资本,但不能侵蚀、违背社会主义目的、人的发展目的。资本的扩张、市场经济的发展不能突破中国道路、中国改革的根本原则和基本边界。驾驭资本的社会关系属性,就是防止资本冲击公有制主体地位、共同富裕的分配原则、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等。第二,为资本“划界”,防止资本权力渗透到整个社会生活。资本首先是一种经济权力。“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 [6]资本又是一种“总体性权力”,它为了实现自我增殖,必然从经济领域向政治、文化、社会、人的精神等领域扩张。中国道路必须为资本原则及其运行划界,防止其向非经济领域的渗透。

  二 发挥国家权力的功能

  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国家权力”[7]一直是解释人类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核心范畴,也是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范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指出:“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9]前三项是“资本论”,后三项是“国家论”。正如有学者指出,马克思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除了资本与劳动这两个核心要素,还包括国家范畴。[8]那么,具体到当代中国,如何理解国家或国家权力在中国道路实践过程中的作用?从政治话语看,第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道路的“最本质的特征”;第二,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中,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从学理的角度看,国家权力的作用,集中体现在其与另一个主体即资本的结构关系中。在经济全球化、资本全球扩张下,单个个体肯定无法与资本相抗衡,只有“组织起来”形成国家,才能驾驭资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维护资本利益还是维护人民利益的斗争必然集中表现为争夺国家权力的斗争。”[10]作为一种力量,国家权力主要表现为双重任务:一是承认、利用和发展资本;二是引导、规范和驾驭资本。我们可以从三种机制角度来深入把握国家权力的双重任务。

  一是动力机制。所谓动力机制,是指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要素在关联性状态下发挥作用的机理和方式。从发展模式看,国家的动力机制作用主要表现为“权力驱动”。中国道路的鲜明特征就是在“时空压缩”条件下,实行现代化追赶战略。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就需要集中力量、资源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实现物质财富快速增长。如何能做到“集中力量办大事”,只能依靠强有力的党和政府。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权力驱动”构成了我国社会发展的主要模式。从破除发展障碍的角度看,党和政府的动力机制作用体现为,通过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重新调整或确立,破除影响我国现代化发展的一切思想观念、体制机制障碍。从利用和发展资本的角度看,国家权力的动力机制作用主要表现在为承认资本、引进资本开辟道路,为资本竞争提供最佳环境,等等。形成市场经济、引进国际资本和培育民间资本本身就是国家权力主动推动的,可以说,是“权力创生市场经济”。

  二是平衡机制。所谓平衡机制,是指调控社会系统构成要素的关系以实现社会平稳发展的力量及其该力量发挥作用的机理和方式。国家是调控社会系统各要素的关系、实现整个社会平稳有序发展的重要力量。我国国家政权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平衡作用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国家是防止利益过分分化、社会差异过分扩大化、进而导致社会离心力的根本的整合力量、平衡力量。改革开放以来,资本、市场经济、个人利益等要素及其发展带来了社会分化。过大的利益差异、利益分化带来了社会离心化、社会的对抗性。中国道路积极健康有序拓展,就需要国家权力(以及意识形态等其他因素)提供解决分化的整合力量。国家权力驾驭资本就是要驾驭资本带来的分化力、离心力。第二,国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与资本相互平衡的重要力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与资本具有相当高程度的一致性、合作性,两者之间的差异性、矛盾性乃至冲突性,通过国家政权可以加以调节,两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第三,国家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民生建设的平衡力量。人类社会生活包括了两大领域:“经济领域”与“非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前者运行的基本原则是经济发展原则,是“物”的逻辑;后者运行的基本原则是社会发展原则,是“人”的逻辑。两者构成了波兰尼所说的“双向运动”[11]。国家权力是“双向运动”的主要平衡力量:为资本原则“划界”,把资本原则、市场交换原则限定在经济领域,保持两种生活领域的平衡。

  三是导引机制。所谓社会发展的导引机制,是指在发展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人们认知、指导、规范社会发展的精神观念型的机制。在中国道路的实践展开的过程中,国家起到的导引作用包括“目标定向功能”、“发展战略指示功能”、“动员功能”和“合法性功能”等。在这里,我们仅谈国家的“目标定向功能”。“目标定向功能”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理论层面,即明确中国道路所要追求的目标、方向、价值原则等;二是实践层面,即由于各种因素、力量的相互作用,中国道路在不断拓展过程中,可能会“走偏”,国家要不断地对其进行纠偏、甚至纠错,保证中国道路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社会主义是中国道路的底色。国家的导引机制就是保证中国道路沿着社会主义方向不断前进。“我们的方向就是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易张。”[12]资本是要服务于社会主义目的,决不能由资本逻辑“导引”中国道路的方向。通过国家政权驾驭资本,确保社会主义方向,关键是坚守两条底线:“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13]

  三 人民主体力量

  人民群众是中国道路的力量源泉。中国道路是一条充分发挥人民群众主体力量的道路。在中国道路的实践过程中,人民群众如何发挥自身的主体力量?从最抽象的意义来看,主要是两种作用方式。一是作为历史主体,人民群众是中国道路的“实践的推动力”、“发展的内驱力”;二是作为价值主体,人民群众是中国道路的“导引力”,也是对其他力量进行制衡的“规范力”。

  第一,从历史主体看,广大人民群众是推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的力量源泉。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把握人民群众的主体力量。第一,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看,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也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4]改革开放以来,推动当代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决定性力量是亿万人民群众。中国道路的成功开辟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中国版本”。二是从发展模式看,人民群众实践尤其创新活动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积极驱动力。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中国现代化建设充分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核心驱动要素来看,社会发展模式包括了“权力驱动”、“资本驱动”和“创新能力驱动”等三类。尽管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比较依赖权力驱动、资本驱动,但是,随着现代化进程不断深入,我们更加强调以人为本的发展模式,更加依靠人的创新能力,实现发展模式的转换。三是从人的需要的角度看,中国现代化建设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需求相契合,前者可以从后者那里获得源源不断的内在动力。推动社会发展是需要动力的,在这个动力系统中,人的需要是“原动力”。人民群众的需求及其变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因,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道路契合了人民群众(以物质利益为核心)的日常生活需求。现代化建设不再是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需求脱节的“政党意志”或“国家意志”,而是同每个人切身利益相关的事情,是大家普遍参与并且能从中获利的事情。中国道路只有“把人民大众从其自身发展的旁观者变成参与者,才能实现发展的内源化”[15]。人民群众的需求是不断变化的(比如,从“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的转化),它推动着社会发展模式不断转型升级,现代化内涵不断拓展深化。

  第二,从价值主体看,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中国道路的根本价值原则,这一原则引导着中国道路的发展方向,也规范着其他各种因素或力量。在资本、国家、人民三元结构中,坚持以人为本、维护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关键是处理好两对关系。一是资本与人民的关系。到底是以资本为本,还是以人为本,决定了不同性质的现代化类型。以资本为本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最高原则,以人为本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最高原则。中国道路坚持以人为本,强调以人民为中心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最高原则,它要防止两个方面的后果:一是“物化”。资本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但不是整个社会生活的主体,要防止资本原则向所有社会生活领域的入侵,防止物对人的宰制。二是“分化”。资本逻辑必然带来两极分化。坚持以人为本原则,就是要引导资本,使得更多的剩余价值以公共利益形式回归劳动者本身,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发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二是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在中国道路的发展过程中,要防止国家权力从“发展之手”、“治理之手”蜕变为 “奴役之手”、“掠夺之手”,要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保证国家权力的人民性。苏联模式一大特征就是国家权力的极权化和全能化,实际上是一种“国家垄断制”,它表现为“三个垄断”:在经济层面上,对生产资料、劳动成果和物质财富的垄断;在政治层面上,对政治权力、社会权利乃至公民权利的垄断。在思想文化层面上,对一切思想资源、文化创造活动的垄断。中国道路破除了苏联模式,实际上实现了“两个解放”:解放生产力、解放人。国家权力的作用是以保障人民主体地位、实现人的自由发展为目标的。保证国家权力的人民性,还要防止“权力的资本化”,即权力与资本的结合,防止商品交换的那一套渗透到政治生活领域。从与国家权力的关系看,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就是要避免国家权力的官僚化、私人化、商品化、资本化。我们不能说,中国道路在实践过程中完全避免了这些问题,但是人民主体力量对国家权力的有效制衡,在解决这些问题上,是有制度优势的。

  结语

  资本、国家和人民构成了中国道路的三元结构,它们是推动中国道路实践展开的关键力量。当然,每一种要素在发挥作用的同时,又受到其他要素的影响。中国道路既要充分发挥资本的动力作用,又要通过国家和人民力量驾驭资本、规范资本;既要有效地发挥国家的动力、平衡和导引等作用,又要通过人民力量防止国家权力的异化。总之,中国道路是一条有效发挥资本、国家、人民三种力量,以实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价值旨归的现代化之路。

  参考文献

  [1] 具体可参见韩庆祥:《中国道路的哲学意蕴及其战略意义》,《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16年第4期。

  [2] 对中国道路三元结构的研究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诸多议题。比如,对三大要素概念、内部类型(如资本分为公有资本、私人资本)的探讨;对三大要素之间关系(如国家是人民的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人民)的探讨;对三大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探讨,等等。本文对这些问题“存而不论”,在一般抽象层面上探讨三大要素的作用。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5页。

  [4]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9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44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07页。

  [7] 本文关于国家、国家权力概念的阐释,是基于广义语境的,它包括了党和政府。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

  [9] 具体可参见王东:《中国道路哲学创新的源头活水——<资本论>中蕴涵的“劳动、资本、国家”三元结构论》,《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10] 孙承叔:《中国道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重心的第二次转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年第1期。

  [11] [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2页。

  [12]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5页。

  [13]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2页。

  [14]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5页。

  [15] 黄高智等:《内源发展——质量方面和战略因素》,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45页。

  

作者简介

姓名:唐爱军 工作单位: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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