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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信息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疫情防控与管理
2020年06月08日 10:50 来源:《人文杂志》2020年第5期 作者:赵建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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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新冠肺炎的防控管理,需要置于当前中国加快推进的城市化、信息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三大进程之下,这是理解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复杂度,寻找疫情有效治理路径的重要社会性和历史性背景。城市化是经济发展模式的重大空间变革,在积聚人群增加公共传染病发生概率的同时,也提供了更加先进的现代公共卫生管理手段。以疫情防控为视角,中国的城市化需要在规模空间扩张和内在功能完善之间重新做出平衡。信息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为城市公共卫生管理与疫情防控提供了技术和制度上的支撑,但对于前者来说,如果引导、管理和沟通不当,容易引发疫情-舆情交叉感染并相互恶化的次生风险,这是信息大爆炸和自媒体时代给管理者提出的新挑战。进一步地,重大疫情防控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考验,不仅体现在集中动员医护资源的国家能力上,更体现在法治水平和各级政府的责任感与专业度。所以经过重大疫情考验后,需要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要求下,继续以更大的决心和力度推进以人为本的城市化进程,补足服务功能不足等城市短板问题,并为新一轮信息化浪潮提供更好的制度和法治环境保障,更好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

  关键词:疫情防控 城市化 信息化 国家治理 现代化

  2020年的新冠病毒肺炎,是继2003年“非典”之后在中国爆发的又一次严重疫情。疫情的发生,不仅对中国经济造成重大冲击,还对社会其他各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一种社会性很强的公共卫生疾病,学术界的分析不能仅限于病理学或卫生经济学的范畴,还需要从更深的理论层面,结合中国当前特有的发展阶段和时代背景进行全面的思考。比如,从2003年非典到现在的17年中,与疫情防控有关的制度性和社会性背景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对疫情的发生和防控过程都有哪些深层影响?除了疫情本身带来的原生冲击,还带来哪些重要的次生风险和积极的变化?对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做深度的解析。

  在这17年中,有三个中国独有的历史性进程值得引起关注。一个是城市化进程,代表着人们从分散的乡村聚集到城市,这一变迁过程并不仅仅是空间上的位移,还有社会功能和治理关系的重构,这对疫情等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管理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与城市化相伴随的是代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信息化进程,让越来越多的人过上了城市生活的同时,也涌入了各式各样的虚拟网络社交和自媒空间,这种信息传播和获取方式的变化也对疫情的爆发、演变和防控效果产生一定影响。而无论是城市化还是信息化,都需要置于一个更大的制度和体制背景之下——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无论是国家统一动员医疗资源的能力,还是疫情防控过程中依靠的法律体系和处置机制,以及各级政府的专业水平和执行力,在非典过后的17年中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本文将疫情防控置于这三大进程叠加的大背景下进行分析,会引发更深层次、更加具有长远意义的考量和反思。

  一、追溯疫情发生的社会性和历史性背景

  疫病或大型传染病是人类的重大灾难之一,在漫长的历史中对各个国家频繁造成巨大伤害,成为“马尔萨斯陷阱”中调节人口数量的残酷手段之一。比如中世纪欧洲发生的黑死病,竟然导致1/4~1/3的人口死亡,甚至一度中断了欧洲文明的进程,同时也深刻地改变了欧洲的社会经济结构。新中国成立以来也发生过多次疫病,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是2003年“非典(SARS)”疫情,根据WHO官方数据,报告病例大陆地区共5327人,死亡人数349人。 现在我们处于又一次重大疫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防控过程中,而且这次疫情的传染强度和影响面已经超过了非典,对疫情防控各方面的工作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如Perrow和Christensen等所指出的,现代公共危机事件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社会关系和公共管理体系也变得越来越复杂,这无疑大大提高了危机治理的难度。因此对于重大疫情,除了认识到病毒自身传染性更强、爆发更加突然的自然因素之外,还需要思考危机发生的复杂的社会和文化背景,而这个背景对于中国这个转型社会来说又往往是动态的。只有考虑到这种复杂性和动态性的双重特征,才能为疫情防控提供更加理性和具有长远意义的启示和建议。

  要理解重大疫情发生的深层背景,首先需要认识到非典发生后的17年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持续发生的三个深刻变化:一是生活方式、工作模式和社会关系重塑的城市化;二是数字化生存、智能化运维和新闻自媒体化及爆炸式传播的信息化;三是服务型政府理念和市民社会组织管理创新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城市化、信息化和治理现代化三大进程叠加下,重大疫情的发源、发现、预警、应对和处理等就带有深刻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内涵。很多问题已经超出了传染病学和卫生经济学的范畴,涉及到更加广泛的信息知情、媒介传播、公共资源分配、伦理道德评判、社区和乡村自治、应急管理机制和公共选择等一系列深层次的复杂问题。所以Rittel和Webber与Xiang将疫情防控一类的公共危机管理称为难以解决的“棘手问题”。

  首先,城市积聚了人群和公共设施,这既可以集中专业医疗资源提供更好的公共卫生服务和疫病防控力量,但同时也是“培养病菌的温床”,如果防控不及时则可能加剧疫情扩散,尤其是最近几年都市圈的建设和城际间交通设施的便利(比如高铁和机场),更加剧了疫情预防和管控的难度。其次,如果管理和引导不到位,社会对官方媒体缺乏平等互动机制与信任感,信息化浪潮中的舆情扩散会带来非理性恐慌,引发民众对公共医疗卫生资源的挤兑,造成损害更大的“次生风险”。另外,在更多的以资本积累和技术升级层面推动的城市化和信息化过程中,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推进相对缓慢,因为它涉及的是更加深层次的复杂问题和矛盾,比如以中央部委技术专业分工为导向的纵向管理条线与以地方政府块化行政管理为导向的横向部门结构,在重大疫情发生时如何快速高效地进行整合,历来是公共危机应急管理的难题。根据福山的政治秩序起源理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在实践中不断试错和提升的动态扬弃过程,需要国家能力、制度构建及变迁、法治体系、技术官员专业能力和社会多元关系兼容等共同进步。这也是一个需要长期构建和演化的过程,对于疫情防控尤其是重大疫情危机应急管理来说,更是一个根本性的重大而又迫切的理论课题。

  所以本文认为,要有效应对重大疫情,提出行之有效且有助于长期制度性改善的政策建议,将国家和社会福利损失降到最低,并且为以后的类似紧急事件应对提供经验,首先需要客观认识疫情发生的历史和现实背景,深刻认识到中国非典过后近20年来发生在中国社会的三大变化:城市化、信息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三大变革进程,既独立推进又相互联系,更增加了时代背景的复杂性,同时也为应对疫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可能。信息化作为一种生产力要素深化或工业化的新阶段,为城市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提供了技术支撑;城市化是信息化或新型工业化的必然结果,是作为人的劳动要素在空间关系和社会关系层面的重塑,城市治理本身就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而国家治理现代化则是信息化作为生产力和城市化作为社会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在整个国家治理层面提出的新要求。这三者之间是无法割裂、有机联结的动态关系,而疫情防控则作为一种具体实践内嵌于整个框架体系内。图1勾勒出城市化、信息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以及在疫情防控中的作用机制:城市化带来了信息化的技术需求,信息化与城市化的融合构成了智慧城市体系;国家治理现代化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和顶层设计,城市治理本身又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国家治理现代化为信息化提供了现代经济制度体系,信息化又为构建智慧政府和提升治理效率提供了技术支撑。

作者简介

姓名:赵建 工作单位:济南大学商学院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孙志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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