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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监督权力:论发展社会主义监督民主的理论逻辑
2020年05月26日 08:48 来源:《统一战线学研究》2020年第3期 作者:刘俊祥 曾森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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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监督民主是人民通过各种方式监督政府以及其他公共机关的权力行为的民主政治形式。监督民主理论主要有西方的超越式民主理论和中国的系统性民主理论。超越式民主理论认为,监督民主是继大会民主和代议制民主之后的民主新品种,是公民监督公权力行为的“后代议”民主发展的新趋势。系统性民主理论认为,一个良性发展的政治系统应该全面发展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和监督民主,中国已经形成三大民主共存发展的雏形。政治系统走向良性的政治发展,要求政治构建、政治运行、政治监护(监控维护)和政治更新的全方位民主化。新时代发展社会主义监督民主的理论逻辑及实践逻辑是:在扬弃西方超越式民主理论基础上坚持系统性民主理论,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民主理论为指导,坚持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和监督民主共同发展战略,推进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民主化与法治化。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监督民主有助于避免陷入国家治乱的历史周期率,确保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关键词:监督民主;超越式民主理论;系统性民主理论;系统生命周期理论;人民民主思想;人民监督权力

  作者简介:刘俊祥,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武汉大学中国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主任;曾森,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监督民主”(或称“监督式民主”)概念由西方学者最先提出并使用。但以“人民监督权力”为本质特征的监督民主理论则是由马克思、恩格斯最先提出并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民监督思想和监督民主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人民监督思想和监督民主理论中国化的表现。我国民主政治实践已经初步形成由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和监督民主这三大民主形式构成的人民民主政治体系。对什么是监督民主、为什么要发展监督民主、怎样实现监督民主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可以梳理出超越式民主理论、系统性民主理论以及人民民主理论等不同的监督民主理论。本文着力梳理这三种民主理论,并在此基础上论述我国发展社会主义监督民主的理论逻辑。笔者认为:监督民主是人民监督政府和人民监督权力的民主政治形式,我国的人民民主政治由社会主义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和监督民主这三大实现形式构成。

  在国内相关研究中,把监督民主置于民主政治形态层次进行学理考察尚未获得足够重视。多数学者把监督等义于民主监督手段,并重点在人民代表大会监督、人民政协民主监督、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等分割语境中讨论。有的研究认为,民主党派民主监督既是对执政党治国理政过程的政治监督,也是民主党派作为主体参与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1]。有的研究指出,“协商式监督”是人民政协民主监督的新定位,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2]。笔者前期的相关研究初步论及“监督民主”问题,在中国特色人民政治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中认为,新时代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监督民主,并推进监督民主的法治化[3]。对“监督”的工具化、局部化认知,不利于立足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创新型人民民主形态的高度,在民主形态层次定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民主政治的创新发展与进行话语体系构建。鉴于此,本文运用系统性民主理论,在整体性、形态性层次上论述我国发展社会主义监督民主的理论逻辑。

  一、超越式民主理论:超越大会民主和代议制民主的监督民主新形式

  “监督民主”概念和理念由美国学者迈克·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最先明确提出。但最早从事监督民主研究并形成系统性和代表性监督民主思想的学者是澳大利亚的约翰·基恩(John Keane)。以约翰·基恩为代表的西方超越式民主理论认为,监督民主是继大会民主和代议制民主之后的民主新品种,是“后代议”民主发展的新趋势。可见,超越式民主理论或者说后代议监督民主理论就是西式监督民主理论。

  在思想逻辑上,约翰·基恩基于对西方民主(特别是代议制选举民主)的反思而展开监督民主研究,并阐述其监督民主思想。针对西方代议制选举民主的思维定势,约翰·基恩提出了“民主东方论”和“民主多元论”的观点,认为民主最早不是源于西方而是源自东方,因此,民主是东方馈赠给西方的礼物而不是相反。而且,西方的模式已经不再具有普遍性,因为民主正在走向本土化。“民主的价值和制度从来都不是一个刻板的固定模子,甚至民主的含义也在随着时间发生变化。”[4]基于此,他将民主的历史划分为大会民主时代、代议民主时代和监督民主时代这三个有所交叠的时代,认为民主既是一种决策方式,也是一种公共生活方式。所谓大会民主是相互平等的人以集体会议方式进行自我管治。所谓代议民主则是将政府工作交给在定期选举中选出的代表去处理的人民治理。所谓监督民主则是“一种政体、一种生活方式,任何生活在这一制度下的掌权者不仅要接受周期性的‘自由而公正’的选举的监督,而且要经受各式各样独立监督机构严密的监督和制约,这些独立机构的使命就在于制约和消除专制权力中的腐化性的负面影响”[4]588。在约翰·基恩看来,这种诞生于“后1945”时代的“监督式民主是民主历史上的新品种,它包含了许多正在迅速成长的‘后议会制’政体,其核心是各种在议会之外严格审查权的机制”[4]588-589。

  这就是说,监督民主是对代议民主的叠加式超越。一方面,监督民主的发展既依赖于代议制,又成就了代议民主制。“在监督式民主时代,代议制民主的原则——公共性,公民之间人人平等,选举代表——才真正成为代议民主制的精髓。”[4]584另一方面,监督民主作为一种全新型的民主,正在逐渐超越和取代代议民主。这表现为“权力监督组织的数量在增长,分布的范围也在扩张,其发展的速度说明‘一人一票一代表’的老规则,也即代议民主斗争的核心要求,正在被监督式民主的新原则所取代:‘一人,多重利益,多种声音、数张选票、数名代表’”[4]591。而且,这种“监督式民主是一种全新型的民主,它在运作上与人们常用的教科书所讲的‘代议民主’、‘自由民主’或‘议会民主’大相径庭”[4]603。其显著特点之一是它逐渐地将监察机制带进民主之手触及不到的社会领域,让权力监督和权力控制机制向整个政治秩序的周边和下方扩展。在这方面,约翰·基恩与西方不少学者的看法相反,认为“代议制民主的时代正在过去,一个新型的‘后代议’民主已经诞生,并在整个民主世界伸展蔓延”[4]15。其发展趋势既不延续代议民主,也并非回到想象中的雅典大会民主或转变为协商民主,而是走向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式民主——监督民主。在这个刚刚开始的监督民主新时代,民主的新含义或者说监督民主的含义,就是“对各种决策者进行公共审查和公共监控,不论他们做出的是国家机构的还是跨国机构的决策,是所谓非政府组织的还是民间社会组织(比如企业、工会、体育联合会或慈善机构)的决策”[4]15。在约翰·基恩看来,“人民大会的民主和代议机制一直在与公共监督和公共审查权力运作的新手段相互融合。代议民主并不是简单地在萎缩和消亡……出于种种原因,包括‘二战’带来的毁灭性影响,以及公众要求清除腐败和权力滥用的压力,代议制民主逐渐地、不声不响地深化出一种新的、前人无缘得知的民主形式”[4]15-16,这就是监督民主。

  基于约翰·基恩的上述思想逻辑,笔者将其监督民主理论归纳并称为超越式民主理论(或者说后代议监督民主理论)。一方面,监督民主理论已经超越了西方既有的代议制选举民主理论;另一方面,监督民主是公众在全球化、信息化和网络化的新背景下对各种国内和跨国决策者进行的公共审查和有效监督。这在民主模式上是对大会民主特别是代议制民主的超越。因此,监督民主可以看作后代议民主的“新品种”和“新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说,约翰·基恩监督民主理论的提出和阐释,从观念上打破了“民主西化”的神话和“唯选举民主”的思维定势,可以也应该多样化和本土化地发展各国的民主。而且,在选举民主之上或之外,还可以发展新型监督民主——由人民(公民)民主地监督公共权力机关及其公权力行为。因此,我国发展形式多样的人民民主政治以及监督民主,理应具有充分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

  当然,约翰·基恩的监督民主理论是描述性的,而不是论证性的。对于何谓监督民主、为何要发展监督民主以及如何发展监督民主,约翰·基恩并未进行系统的理论论证。约翰·基恩乐观宣称的监督民主能走多远,能否成为“公民大会民主、代议制民主之后的第三种民主,这已经引起争议和质疑,同时有待时间来检验”[5]。另外,从基本理念上讲,以约翰·基恩以及舒德森为代表的监督民主理论,虽然试图在民主产生和发展方面超越西化思维,但其最终目的仍然是寄希望于美国有能力担当监督式民主的负责任“领袖”,无视马克思主义监督民主理论的先在性和前瞻性以及中国特色监督民主实践的有效性。这种理论在本质上仍然属于西方的超越式民主理论或者说后代议监督民主理论。

作者简介

姓名:刘俊祥 曾森 工作单位: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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