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政治学
关于“中国国家治理”研究的方法论
2020年05月21日 11:29 来源:《理论与改革》2020年第3期 作者:叶险明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摘 要】 科学考察中国国家治理,必须首先要搞清楚三个相互联系的方法论问题:一是,中国国家治理是处于一定的世界历史时空坐标系上的国家治理,中国现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及其在当代世界历史中所处的位置,构成了这一世界历史时空坐标系。脱离开这一世界历史时空坐标系,关于中国国家治理的研究就会走入歧途。二是,新时代的中国国家治理越来越具有双重特性,即:国家作为治理对象和国家作为治理主体。国家作为治理对象与国家作为治理主体的有机统一,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与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标准就蕴含在其中。三是,中国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全面、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中国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间的关系,对于科学考察中国国家治理至关重要。

  【关键词】 国家治理;坐标系;双重特性;全球治理

  作者简介:叶险明(1954-),男(汉),湖北红安人,内蒙古大学马克思主义与全球化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

  近年来,学界在“中国国家治理”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果,值得肯定,但也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倾向。其中有一个倾向应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即:仅就中国国家治理而论“中国国家治理”,从一个相关概念推演出另一个相关概念,从而遮蔽了我们在国家治理乃至整个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真正弊端,模糊了中国国家治理和整个社会发展的方向。在笔者看来,目前学界在“中国国家治理”研究中之所以存在着上述错误的倾向,与人们忽略对这样三个方法论问题的认识有很大程度上的直接关系。其一,目前的中国国家治理实践是在何种时空坐标系上展开的。不能提出和正确认识这方面的问题,学界对“中国国家治理”的研究就会陷于不着边际的“抽象”。其表现之一是:除了不断重复着在任何场合下都“正确”的抽象话语(对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来说)外,没有对中国国家治理实践的发展提供任何有实际意义的帮助。其二,中国国家作为治理对象与其作为治理主体的关系。不搞清楚这方面的方法论问题,学界关于“中国国家治理”的研究就容易走入歧途。其三,中国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间的关系。全球治理不等于一个民族国家内部的治理,当然也不等于中国国家治理。但在当今“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中,中国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又有着越来越紧密的关系。只有正确把握中国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间的关系,我们才能科学认识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意义。本文拟就以上三个相互关联的方法论问题,亦即关于“中国国家治理”的三个相互联系的前提性认识,谈一点浅见,旨在抛砖引玉。本文这里所说的“前提性认识”是指:对某种理论、学说或重要命题的依据、假设、认识框架及其先定的各种观念等的方法论拷问,以澄清人们各种模糊的、不科学的看法。笔者以为,在目前学界关于“中国国家治理”的研究中缺乏的就是这种“前提性认识”。

  一

  研究中国国家治理,首先在逻辑上不能不涉及对“新时代”的科学认识问题。因为,我们研究的中国国家治理是“新时代”中的中国国家治理。“新时代”,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褒义词汇。“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是以往中国社会各种矛盾不断解决的产物,同时也是以往中国社会各种矛盾逐渐积累的结果。其中,既蕴含着社会进步,也潜藏着越来越严峻、复杂的社会问题和风险。可以认为,“新时代”是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时代,故其发展必然具有一定程度上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进而言之,在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新时代”,对中国政治生态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要求将会越来越高。因为,没有中国政治生态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实质性的发展,我们是不可能在实践中不断正确认识和解决新时代的主要社会矛盾,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的。

  这里以“不平衡”发展为例。从我国当前社会状况来看,在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的一方,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中的“不平衡”发展,是最要害的问题。而这一最要害问题的实质是:器物层面的经济发展越来越与精神文化思想和政治生态发展相脱离。笔者之所以这样以为,其主要缘由在于,器物层面的经济发展越来越与精神文化思想和政治生态发展相脱离,不仅会使器物层面的经济发展无法健康持续下去,并构成了“不平衡”发展的其他表现形式的根源,如收入分配不平衡、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等,而且还严重阻碍了“充分的发展”,从而使市场竞争的良性发展、潜力的释放、效率的增长、有效的供给、动力的转换特别是制度的创新的实现成为不可能。那么,从根本上解决上述“脱离”的具体路径在哪里呢?在笔者看来,只有政治体制改革和思想文化变革。唯其如此,才能带动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实质性的发展,从而推动政治生态的发展。但在政治体制改革(和思想文化变革)方面,我们恰恰是在总体上是处于滞后状态的。如果这种滞后状态长期不能得到有效的克服,必然会掣肘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从而增加“新时代”发展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

  目前学界有种不科学的观点,即认为中国政治生态的实质性发展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与政治体制改革和思想文化变革无关。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实际上,迄今为止的人类文明发展史表明: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其文明发展不同阶段的形成及其实质性的发展,无一不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思想文化变革相互促进的结果。从其本质上看,中国政治生态的实质性发展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也是中国文明的实质性的发展。不过,如果不能进行富有成效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思想文化变革,以不断解决上述“脱离”问题,从而推动整个社会全面、健康、持续、稳定的发展,我们就不可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遑论政治生态的实质性发展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所以,不能撇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思想文化变革,来抽象地谈论政治生态和中国国家治理。中国政治生态的实质性发展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一定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思想文化变革的逻辑结果。

  我们必须看到,“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是处于当代世界历史中的一定位置上的。正如习近平所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1]“基本国情没有变”的我国,其“国际地位没有变”,就是指“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在当代世界历史中所处的位置。笔者以为,确认现阶段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在当代世界历史中的位置,对于科学考察中国国家治理至关重要。现阶段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在当代世界历史中的位置,从整体上进一步昭示了中国的“现实的历史”,即:虽然,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国家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我国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在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仍然渗透着大量没落、腐朽的前资本主义关系和因素,如以“等级本位”或“官本位”为特征的关系和因素等。进而言之,目前的中国还只是文化和文明大国,而不是文化和文明强国,尚未进入世界文明发展的前列。因此,中国国家治理所处的世界历史位置决定了摆在我们面前不能不完成的历史重任是:进一步推动解放思想,促进思想文化变革,积极、稳妥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以铲除没落、腐朽的前资本主义关系和因素及其对整个社会机体的腐蚀作用,从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不过,遗憾的是,在目前中国的思想文化界,似乎并没有形成上述关于这种历史重任的共识。

  例如,目前学界有种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西方文明或现代性的局限性和弊端越来越暴露,中国道路(包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就是要另辟蹊径,超越西方文明或现代性,独创崭新的文明。在笔者看来,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持这种观点的人,其动机或许是好的,然却无视世界历史给包括中国在内的走上或试图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相对落后国家所设置的铁一般的逻辑,即:唯有批判性地汲取“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果”(这与照搬西方国家发展模式完全不是一回事),才能真正超越西方文明或现代性的局限性,克服其弊端,从而形成具有本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而那种所谓不以批判性地汲取“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果”为其历史和逻辑前提的“崭新的文明”,必定是“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的死灰复燃[2],其一定会走向世界文明发展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反面。这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一以贯之的基本观点,也是被20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实践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所无可辩驳地证明了的真理。当然,在目前的中国,完成上述历史重任需要一系列的前提条件,如:实实在在地全面落实和保护《宪法》所规定公民的各项权利(决不能是“选择性”的落实和保护)、全面实行透明的官员财产申报制等等。可以认为,没有这些前提条件,批判性地汲取“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果”,形成具有本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往往会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

  至于中国道路能不能独创新的文明形态的问题,笔者以为,在当今和未来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中,新的文明形态将不会再是一个或几个民族或国家首先创立出来的,也将不会再是一个或几个民族或国家所能代表的,它一定是世界上各个民族或国家共创的结果。这是由“全球问题”及其解决的方式决定的。但中国道路却会为人类文明发展新阶段的形成贡献越来越多的“新文明元素”[3]。

  由上可见,要科学考察中国国家治理,就必须把其置于特定的世界历史时空坐标系上来考察。而这一世界历史时空坐标系,就是由“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及其在当代世界历史中的位置构成的。以“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及其在当代世界历史中所处的位置为世界历史时空坐标系的中国国家治理,在方法论上要求人们:绝不能撇开世界文明发展趋势以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思想文化变革,来抽象地谈论中国政治生态和中国国家治理,否则,不仅不可能科学考察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而且也会给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实践带来危害。应当看到,“新时代”的中国国家治理在不断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认为,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程度,决定了目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解决的程度;同时也在“反比例”的意义上决定了社会发展不确定的程度,即: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程度越高,社会发展不确定的程度就越小,反之亦然。笔者以为,我们只有在方法论上首先搞清楚中国国家治理是处于何种世界历史时空坐标系上的,才能进而科学考察中国国家治理的特性,正确昭示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和标准,为整体推动关于“新时代”与中国国家治理的深入研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方法论上的支持。

作者简介

姓名:叶险明 工作单位: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孙志香)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验证码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
最新发表的评论0条,总共0 查看全部评论

回到频道首页
QQ图片20180105134100.jpg
jrtt.jpg
wxgzh.jpg
777.jpg
内文页广告3(手机版).jpg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