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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政治化与政治的语言化 政治学方法论的“语言学转向”问题
2020年05月07日 07:54 来源:《政治学研究》2019年第4期 作者:郭台辉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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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郭台辉,云南大学民族政治研究院。昆明 650091

  内容提要:“语言学转向”是一种当代学术思潮,主张以语言为中心发现事实与建构知识,对人文社会科学构成巨大挑战,对政治学方法论的影响可分语言学的视角与语言学方法两个层面。语言学视角主张“语言的政治化”,语言成为最重要的政治现象,但有两种不同的视角预设。反映论预设把语言视为介质,透视并反映民族、国家、制度等宏观议题的“强结构”,而建构论预设把语言看作本源,塑造并建构社会网络、集体认同、行动等中微观议题的“弱结构”。语言学方法强调“政治的语言化”,把书写文本视为发现政治事实的全部论据,具体表现为语词分析、概念分析与话语分析三种类型,以不同方式进入政治学研究。“语言学转向”的缺陷在于,视角的不同预设带来知识的不确定性,而方法的文本主义导致不必要的混乱。中国政治学方法论正受“语言学转向”的影响,不能因视角与方法的新颖而忽略缺陷,需要跳出“语言的牢笼”,回到超语言的社会事实与价值规范。

  关 键 词:政治学方法论/语言学转向/视角与方法

  标题注释:本文为201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课题“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依赖性与自主性问题研究”(17AZZ002)的研究成果。

  近年来,政治学研究越来越提倡概念体系、学科体系与话语体系的创新,研究方法出现诸如词频分析、概念史研究等新方法与技术。尤其是计算机、互联网、大数据的新运用,使词频统计正成为方法论领域的新潮流,这确实可以给政治学研究增加新议题与新材料。但总体而言,新方法的运用还略显粗糙和混乱,有些判断甚至已造成不必要的争议,对知识生产与认识中国政治问题可能产生错觉或错误。这些新方法与技术在方法论层面同出一源,即当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中的“语言学转向”思潮。

  于方法论而言,“语言学转向”是指以语言为分析中心,发展出语言学的视角与方法,其中,在观察事物的视角与进路方面强调“语言的政治化”,把语言关联到民族认同、国家权力、意识形态、制度规范、政治行动过程与结果等,让语言在认识人类政治世界并形成政治学知识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在组织经验材料的具体研究方法方面强调“政治的语言化”,主要是通过语词分析、概念分析与话语分析等技术手段,把文本语言的文字材料作为调查对象,落实政治学方法论的语言学视角。“语言学转向”的思潮正在影响着中国政治学研究的视角与方法,因此,我们需要全面评估“语言学转向”对政治学方法论的影响,以避免盲目运用该思潮带来的不恰当的研究视角与方法。

  一、语言的政治化:语言学作为视角

  语言在人类认识世界与创造知识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亚里士多德在开创政治学传统的同时,也阐释修辞学原理,认为语言修辞是寻找真理的重要途径。到近代启蒙运动时期,法国的卢梭、英国的霍布斯、意大利的维柯以及德国的赫尔德与歌德等都曾专门讨论人类语言的作用,认为语言作为构造真理与知识的源泉,既制约人类的思维与行动,又是人类认识自身与外部世界的工具,从而奠定了语言哲学传统。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开始,西方语言哲学传统出现“三家分晋”,各自对后世都产生巨大影响。其中,维特根斯坦重视日常生活中的语言应用问题,强调“语言游戏”原则的规范性以及语词构成与应用的逻辑性,奠定了英美逻辑实证主义传统;海德格尔强调语言的本体论意义,把言说视为人成为人及其构建生活世界的本质,发展出德国存在主义的阐释学传统;索绪尔主张语言是人类生活世界的符号系统,重视语言系统内部的结构自主性及其与外在世界的结构同一性和差异性,开创了法国结构主义传统。

  20世纪70年代兴起“语言学转向”的学术思潮,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主张以语言为中心,把语言学当作批评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新力量,多元无序地渗透到不同研究领域。正如最早使用“语言学转向”一词的罗蒂所言,“语言学转向”是一系列转向,受多个语言哲学传统的影响,杂乱地指向不同的目的。他自己回应维特根斯坦的传统,认为应把“语言学转向”视为哲学的非本质主义视角,作为方法论来对待所有规范问题。①然而,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产生实质性影响的“语言学转向”主要不是英美哲学传统,而是欧陆传统的内在变化,具体表现为法国德里达与福柯开创的后结构主义语言学以及德国伽达默尔在海德格尔基础上发展的阐释学哲学。此外,同时期还出现许多反叛性与解构性的“转向”思潮,比如“后现代转向”“叙事转向”“文化转向”等,与“语言学转向”扭结在一起,汇成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转向”大潮,对经验事实与知识性质提供批判性的新视角、新理解与新阐释。

  “语言学转向”思潮之所以最为突出,在于语言学是最可操作性的方法论,语言符号可以同时作为研究视角、研究对象与材料来源。在后现代思潮作用下,当代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涌现出“语言学转向”的推手,包括文化人类学的格尔茨、批判理论的法兰克福学派哈贝马斯、政治思想史的“剑桥学派”斯金纳、历史哲学的海登·怀特、社会学的布迪厄等不同学科的“异数”。他们高度重视语言对历史书写、社会建构、观念转型等各方面的规范作用,视之为社会政治生活的前摄性与构成性要素,诚如布迪厄指出:词语制造事实,而社会世界是争夺词语的斗争的所在地。②全新的视角重塑人类的经验世界与知识本身,试图颠覆启蒙运动以来西方主流价值、知识体系及其生产方式,以此推动学术研究的阶段与主题更替以及研究过程与方向趋势的变化,知识生产群体内部出现新的分化、交锋与代际更替,从而推动学科潮流的兴衰起伏。

  “语言学转向”强调语言的语词构成、概念语义与符号语用在研究中发挥主导作用,强调言说及其文本的内容、主体、对象、过程、意义与情境等,并且把与语言符号相关的图像、仪式、社会组织、政治权力、文化观念、历史与心理活动都纳入语言学视域。对语言学来说,“转向”大大扩展语言学的研究范围,对其他学科领域来说,语言学是重要的视角与方法。“语言学转向”首先影响社会史、观念史与知识史等领域,随后产生“蝴蝶效应”,迅速扩展到社会科学研究。行动者通过语言展示复杂的多重关系,语言交流结成行动的意义之网,使原本不同领域的研究汇集到语言场域。因此,语言学视角的引入,对不同的学科知识领域产生不同的冲击。然而,在政治学领域,语言学视角存在反映论与建构论两种面向,各自对语言的重视程度不同,有着完全不同的前提假设与研究重点。

  反映论的语言学视角以索绪尔语言学的结构主义预设为基础。语言被视为一个相对固定的符码系统,嵌入在稳定的政治结构情境中,明确语言内部的功能表达,也限制行动者语言交流的自由言说,因此与外在的政治结构系统相吻合。由此预设出发,语言成为构建民族国家最重要的政治现象,只是以往作为常量而被遮蔽,或者只定位为政治沟通与传播功能的象征符号,是政治宣传、简化、竞争与动员的工具。语言是民族共同体发展出政治意识的主要因素,也是国家政权控制的重要对象,因此,语言共同体(民族文化)与社会政治共同体(国家政权)之间的完全重合成为现代国家的理想追求。但20世纪以来,世界各民族国家的发展实况是,说同一种语言的人归属不同国家,而处于同一个国家的人民可能操好几种语言。所以,随着政治体制的现代化,政治参与及社会动员要求大众与统治精英操持同一种语言,把少数族裔或边缘群体的语言限制为“方言”,通过民族化与教育标准化推广与主流精英一致的“官话”。这样,应政治合法化宣传、体制意识形态渗透、学校教育体制落实的需要,语言变得高度政治化。以此经验事实为基础,语言学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一种新视角,可以超越自然/社会、个体/整体、物质/精神等之间的二分法传统,并运用于从宏观到微观的所有政治领域,以语言政治化的方式看待人的生活世界。据此,李普塞特把政治作为分析主体而语言作为变量,对文字、语言、阶级意识、经济与政治发展关联起来进行实证研究的因果分析。③

  显然,反映论的语言学视角挑战了政治学研究的传统假设,即经济与社会发展优先并决定文化实践,所有政治制度结构都立足于社会经济基础。但是,其预设的前提是,语言所蕴含与承载的价值体系相对稳定,可以反映普遍认同的政治系统。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的表征理论、葛兰西的意识形态领导权问题、萨义德的后殖民理论等当代国际学术界的批判理论,都可以纳入反映论的语言学视角,从理论与经验层面考察西方“话语霸权”的文化形成以及东西方“话语冲突”等问题。④但是,反映论的语言学视角难以分析变动的社会政治秩序,尤其是激烈动荡的历史时刻。社会政治秩序一旦出现大规模变革,符号系统与价值系统可能超前或滞后,与政治系统产生严重分裂,从而可能大量制造新语词或衍生新语义。三者之间处于断裂而不连续的非常状态,作为“名”的语言与作为“实”的物质结构之间往往错位,这使建构论的语言学视角得以可能。

  在建构论看来,语言不是政治的衍生物,语词的意义并不完全受制于既定语言结构的关系位置,而是取决于社会行动者及其变动的具体语境。换言之,语言是相对独立的符号系统,由此界定群体认同与集体行动,塑造文化观念、政治权力、社会网络、经济利益及其资源分配方式。

  建构论的语言学视角以后结构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为预设。在他们看来,政治权力干预或操控社会秩序,使之不可能局限于单一文化、道德或宗教的终极基础。意义依政治语境的变化而建构,政治行动者根据时空的语境因素来选择和运用不同的语言要素。德里达指出,每一个言说或书写的语言符号都可以用引号来引用,切断其固有语境,并以一种绝对不受限制的方式赋予无限的新语境和意义。⑤因此,语言本身不是被动反映的符号系统,而是积极建构的意义系统,以非意料的、自我转换的、不受约束的、自我宣扬的方式存在,可以不依赖外部任何稳定意义的参照物。同样,上帝意志、经济增长、阶级斗争、人性等都不能决定社会结构的总体逻辑,相反,历史的、断裂的、偶然的政治话语建构社会关系网络,而政治才是社会秩序的基础。由此预设出发,语言作为社会政治分析的独立变量,不仅塑造经验实在,而且构成事实本身,从而打破政治表象与政治本质之间的依附关系。比如,同样关注工人阶级的形成问题,但建构论的语言学视角侧重家庭、性别、地域、宗教、行业等方面的语言资料,从不同时空的文本交流与言说沟通出发,考察工人“联盟”的“行业黑话”形成过程及其促成的复杂的人际交往网络,建构共同的政治与社会身份意识,塑造政治认同,进而发展出集体行动的政治表达与革命实践。⑥

  建构论的语言学视角主要是考察特定群体使用的语词、概念与话语等表达方式,可以在社会认同与政治动员过程、理论与方法工具之间建立一种动态联系。在此过程中,语言不只是物质性活动的言说工具,而是作为构成理解世界和表达意义观念的关系模式。语言本身承载全部的意义或价值系统,包括人们如何思考特定的议题以及如何理解生活世界的组织方式。据此,语言符号具有与政治权力适当分离的自主性,并且把价值与意义赋予语言本身,更适合考察社会政治急剧变革的具体过程,尤其是分析政治事件或日常微观生活领域中政治行动者的言说过程。比较而言,语言学视角的反映论预设关注文化差异、民族形成、国家构建、制度变迁等宏观权力的结构问题,而建构论预设更集中在激烈的社会转型与政治抗争过程,尤其是诸如法国大革命这种有历史转折性意义的政治事件及其细节变化。然而,建构论预设不仅重视语言与言说主体之间的紧密关联,还取决于创造与阐释语言意义的研究者。研究者赋予研究对象或概念符号多重意义,语词、概念与话语的政治关联也因研究者判断与理解的不同而变化。因此,政治事实主要依据研究者主观的理解、想象、判断、阐释与建构,而缺乏外在的客观标准。这大大突破了追求事实清晰明了的实证主义方法论范畴,但也有“自说自话”的嫌疑。

  至此,“语言学转向”思潮使语言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议题,而反映论与建构论的语言学视角大大扩展了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与视域范围,也严重冲击了政治学研究的传统思维、理论、概念与方法。政治学研究的方法论领域一直存在整体与个体、宏观与微观、结构与行动、因果解释与意义阐释、事实与价值等二元冲突。实证研究的内部还有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竞争,规范研究则存在真理与谬误、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等方面的价值分歧。语言学视角恰恰有助于打破这些传统争论,把对立面重新结合到语言场域,或者转化为语言内部的语词与语义斗争。语言可以绕开价值与意义的争论,通过深刻透视语言与政治、知识与权力的复杂关系,把政治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统一起来。

  同时,语言学视角把政治、社会、法律、宗教和国家观念同时关联在一起,摆脱此前仅为经济、政治和军事的附属品位置,把政治实践中的修辞话语从“社会”转移到“文化”领域。由此,语言学视角可以丰富政治学研究的调查对象,几乎所有文字符号的文本与图像都具有政治意义,并因此进入经验材料的视野范围。当然,语言是否具有政治性,语词、概念与文本是否需要置于语境中理解,这似乎取决于研究者的研究偏好、问题意识和政治想象力,他们有目的地反思文本与言说的语境及其与政治权力、政治结构的关联。政治学者们以不同方式“消费”语言,可以在不同的时空与资料中自由穿梭,甚至抽离时空情境约束而展开纯文本研究,皆能解读或揣测到政治权力与制度的观念、意义、意图与表现,从而给政治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与动力,但也产生新的问题。

  当然,把政治学研究的语言学方法划分为反映论与建构论两种视角,更多具有分析性意义,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可能并非决然对立。一方面,语言既是物质世界的表征方式,同时也建构并强化物质世界;反过来,物质世界的变化也建构语言,推动语言构成要素的结构变迁。另一方面,语言无法脱离物质世界,社会行动者既通过语言来理解、阐释与改造物质世界,物质世界也通过语言改造社会行动者本身。因此,语言学更多是理解社会政治世界的方式,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决定性因素,而反映论与建构论的视角切换,是为了更好观察与理解物质世界。相应,这也带来认知与知识本身的错位或混乱,并传导到收集语言材料的具体方法。

作者简介

姓名:郭台辉 工作单位:云南大学民族政治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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