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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变迁中的公共服务供给碎片化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
2020年04月22日 09:51 来源:《行政论坛》2019年第4期 作者: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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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李利文(1988-),男,湖南长沙人,讲师,广州大学大都市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从事城市基层治理研究。广东 广州 510006

  内容提要:历史制度主义将宏观的外部环境和微观的政治行为连接起来,是观察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变迁的重要中观视角。推动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从“单位制”向“社区制”变迁的主要变量是:外部环境——城市化与人口流动;新观念——社区复兴与新公共服务;行动者——基层呼吁与政府创新;关键节点——两办转发民政部《意见》。两办转发民政部的《意见》直接为城市基层治理创新提供合法性来源,使其放开手脚,大胆探索和创新,但在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变迁过程中也出现一些因需求增长和行政下沉带来的公共服务供给碎片化的意外后果。

  关 键 词: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历史制度主义/公共服务供给/碎片化/

  标题注释: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羊城青年学人”项目“共建共治共享视角下城市更新治理模式比较研究”(2019GZQN46)。

  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既是实现城市基层秩序的直接抓手,也是推动基层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载体。我国城市社会管理体制从“单位制”向“社区制”的制度变迁,改变了基层社会管理的主体结构、对象结构、技术结构、理念结构、资源机构、内容结构、人事结构和功能结构等,这既是为适应公共服务供给转型而做的一种调整,也是为改善国家治理绩效而做的一种努力。虽然这种变迁是一种为顺应社会潮流而做的一种调整和创新,但也带来一些意料之外的后果。本文试图运用历史制度主义分析范式,对1949年以来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历史演进进行总结和梳理,以理清公共服务供给碎片在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变迁过程中的发生逻辑。

  一、历史制度主义分析范式

  20世纪80年代,詹姆斯·马奇(James G.March)和约翰·奥尔森(Johan P.Olsen)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上发表《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一文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便拉开序幕[1]。新制度主义(New Institutionalism)兴起是西方政治科学中最突出的现象,而新制度主义所包含的流派和分支十分复杂,其中社会学制度主义(Sociological Institutionalism)、理性选择制度主义(Rational ChoiceInstitutionalism)和历史制度主义(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是其中最重要的三大流派[2]。社会学制度主义是一种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适合于长时段的宏观研究;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则是一种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适合于短期内的微观研究[3];而作为回应集团理论(The Group Theories of Politics)和结构功能主义(Structural-functionalism)的历史制度主义不同于上述两大流派,其通过中间层次的制度来联结宏观层面上的社会经济背景和微观层面上的政治行为,主要适用于中观层面的研究[4]29。虽然历史制度主义的范式在批评集团理论和结构功能主义中早就出现,但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还是在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在1992年凯瑟琳·西伦(Kathleen Thelen)和斯文·史泰默(Stven Stieinmo)在《构建政治学:历史制度主义的比较分析》一书中使用“历史制度主义”一词后[5],历史制度主义流派才获得巨大发展。

  从整体上而言,新制度主义作为回应行为主义的一种理论回潮和复兴,具有以下五个特征:一是强调行为背后制度的作用;二是重点考察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政治因素;三是倾向于将政治看成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四是注重通过公共政策研究来探测制度的决定作用;五是将制度演进看成是一个非连续的过程[6]。历史制度主义作为新制度主义的一个重要流派,具有新制度主义的共性特征,但历史制度主义与社会学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相比,具有以下四个特征:一是倾向于在相对广泛的意义上来界定制度与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二是强调制度运作过程中权力的非对称性;三是在分析制度的生成和变迁过程时强调路径依赖和意外后果;四是关注制度之外的其他因素如何与制度一起产生某种政治后果[7]。虽然从起源上追溯,三大流派之间并无相关关系,但近年来三大流派之间的横向交流和学习逐渐增多[8]。从政治科学内部视角而言,历史制度主义是在批判理性主义和行为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在方法论上的独特性是理性主义和行为主义无可替代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集中关注历史和当代世界重大问题;二是注重在制度层面上突出背景分析与变量的序列研究;三是通过追寻历史轨迹的方式来提出理论解释[9]。随着历史制度主义的纵向推进,其理论也在保持原有核心特征的基础上不断扩充,尤其是从其他流派汲取营养和概念。

  历史制度主义认为,政治制度是影响政治行为的关键性变量,那么历史制度主义是怎样界定制度内涵的呢?历史制度主义实际上吸收和修正了社会学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对制度的界定。社会学制度主义倾向于从宏观意义上界定制度,将制度等同于一定的文化模式及其表现出来的,为人的行动提供“意义框架”的符号、规范、典则、象征系统、认知模式和道德模板等[7]。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则主要从微观意义上界定制度,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或者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形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10]。历史制度主义则综合并吸纳上述特征,认为制度为正式组织之内的正式和非正式的结构和规则[4]217。历史制度主义虽然强调政治制度的重要作用,但并不认为政治制度是政治行为的唯一影响变量。实际上,历史制度主义更强调制度、观念和利益等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也是历史制度主义分析框架的真谛所在[7]。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吸纳了理性主义和行为主义的有益因素,主要从中观层面分析制度、环境、行为、观念、利益等变量之间的结构性关系。

作者简介

姓名: 工作单位:广州大学大都市治理研究中心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孙志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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