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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共产党舆论引导的基本经验
2020年03月05日 15:42 来源:《探索》2018年第6期   作者:常宴会 字号
2020年03月05日 15:42
来源:《探索》2018年第6期   作者:常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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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常宴会(1989- ),男,博士,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天津 300350

  内容提要: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中积累了丰富的舆论引导经验,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总结经验,对今后提升舆论引导水平具有重要意义。这些经验包括:在实践中总结和坚持舆论引导的基本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思想舆论领域的指导地位,服务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法治理念在舆论引导中的位置逐步凸显。在引导舆论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对舆论特性和引导规律的认识,舆论思想经历了从宣传、导向到引导的转变,对舆论的复杂性有了更加准确的把握,实现了解放思想和底线思维相统一。针对社会形势的变化,中国共产党舆论引导的方法和水平也在不断提升,包括加强党对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等舆论阵地的管理,激活舆论引导中不同角色的作用,统筹国内和国际局势以引导舆论,综合运用各种引导方法,不断创新舆论引导的话语,在舆论引导的教训中总结出有所不为的方面。

  关 键 词: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舆论引导/经验

  标题注释: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思想政治教育视野中的舆论引导研究”(63182043),项目负责人:常宴会。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在舆论引导工作上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中有一部分属于普遍性的,是我们做好各项工作的保证,如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等等。也有一些经验是特殊性的,需要我们结合舆论的特点总结出来。舆论引导工作的特殊性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舆论中既有理性成分又有非理性成分,既是人民心声的表达,又可能掺杂着其他因素,这决定着舆论引导必须将舆论中有益的部分提炼出来,降低非理性舆论的负面效应。第二,关于舆论的质量,历来有“成大事者不谋于众”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两种意见,前者侧重专业化的工作不能为舆论所左右,后者侧重工作的宗旨是让人民群众满意,但面对具体的情境时两者并不容易区分。第三,人们对待舆论的态度历来有两个极端,有的认为舆论是可以通过压制、宣传等方式强行改变,而有的认为对舆论只能采取引导的方式。第四,由于舆论是意识形态中最为表层因而也最为敏感的部分,舆论引导的度一直是个难题,过于松弛容易造成舆论无法形成任何共识,过于紧张则容易丧失舆论反映民意、贡献智慧的功能。以上四个方面的问题是舆论引导过程中必须要面对的,正是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积累了很多有益的经验。

  1 在实践中总结坚持舆论引导的基本原则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思想舆论领域的指导地位,把舆论引导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方向上来,始终是舆论引导的首要原则。改革开放是以全社会范围的思想解放运动开始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开启了思想解放的序幕,人们开始从“两个凡是”的思想桎梏中解脱出来。思想解放和社会秩序是联系在一起的,就前者而言,大多数改革措施的推行都会引发舆论热议,对此,邓小平采取的策略是“不争论”,对待尚没有结论的事情,允许观察和试验,让实践说话。另一方面,解放思想也必须有其限度,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提出解放思想时,就把它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联系在一起,确立了思想解放的边界,也就为舆论引导工作提供了基本的标准。邓小平提出:“我今天要说的是思想政治方面的问题。中央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1]164四项基本原则在实践中也在不断推进和具体化,比如,江泽民指出,“大量事实证明,思想文化阵地,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思想不去占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就会去占领”[2]97。判断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主要指标就是社会风气,它是各方面价值导向和发展趋势的集中体现,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不仅是经济社会顺利发展的必然要求,也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期待。社会主义荣辱观可以说是舆论引导的指导思想的一次具体化,让舆论引导工作有了更加具体的实践遵循。胡锦涛提出:“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绝对不能混淆,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都必须旗帜鲜明。”[3]430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对舆论工作非常重视,集中说明了舆论引导在新时代必须坚持48字方针。“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联接中外、沟通世界。”[4]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就是舆论引导的方向要求,要承担起“48字方针”提出的使命,必须牢牢坚持党性原则,把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最根本地是坚持党对舆论工作的领导。

  舆论引导要围绕着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这是评判舆论引导成效的最重要指标。中心任务是党根据客观形势和主观条件确定的一段时期最重要的工作,所有其他的工作都围绕这个任务展开。思想的实现程度受制于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因而用以引导舆论的内容应该根据历史条件的不同有其侧重点。邓小平认为,改革开放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舆论工作必须为营造这种稳定环境做出贡献。在同时任美国总统布什的对话中,邓小平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5]284。之后的历任领导人无一例外都沿袭了这一定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一直是我们制定各项政策时需要考虑的问题。改革开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相应的观念变革来推动各项工作的展开。江泽民说过,改革开放就是“在党的基本理论指导下,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2]284。推动全社会解放思想,使人民群众确立起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符合的各种观念,推动观念的现代化,是当时舆论引导的重点。胡锦涛提出,要重视舆情信息收集,有的放矢做好工作。“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什么范围出现的问题就在什么范围解决。无论解决什么问题,都不要影响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影响改革发展稳定。”[6]390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经过长期不懈的奋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社会的主要矛盾都已经发生了变化,党和国家发展的中心任务也已经确定,舆论引导就应该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思想基础为主要任务。

  舆论是一段时间中的热点,但对舆论的分析必须看到背后大的时代背景,整个社会心理已经有了一定的普遍的倾向,才会通过某个具体事件掀起舆论热潮。舆论引导若想有效,必须考虑到具体舆情背后的社会心理倾向,在众多琐碎的事件中提炼出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大是大非问题。改革开放四十年中,这样的典型事件有很多。1978年,面对文革刚刚结束的背景,关于是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还是推行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党内和整个社会都存在不同声音,但对发展生产力和解放思想的渴求是当时的主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正是在这个背景下问世,掀起了思想解放运动。从那以后,我们摆脱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把经济建设作为国家发展的中心;1992年,经过八十年代末的***之后,国内外对中国是否继续推行改革开放抱有疑虑,邓小平在南方讲话集中回应了关于“姓社姓资”的讨论,使得中国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针对意识形态斗争的新形势,集中回应了一部分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错误观点,如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历史逻辑的结合,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中国共产党在回应这些舆论的过程中坚持了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既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又回应和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关切,故能取得舆论引导的良好效果。

  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在舆论引导中的重要性逐步凸显。依照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引导舆论主要是针对已经在法律上侵权的舆论事件。以法治思维和方式引导舆论有比较明显的优点,即对舆论中某种倾向的认定更加科学、规范、合法化,通常来讲也能够实现定性和定量的集合,在之后的同类舆情事件上具有示范意义。历史虚无主义是近年来广泛流行的一种社会思潮,在舆论中有较大的影响力,这种舆论通过对所谓“新史料”的运用、对某些问题的“翻案”和对革命英雄的戏谑等方式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近年来以法律手段引导错误舆论的典型案例,包括黄钟、洪振快诉梅新育名誉权侵权纠纷案,黄钟、洪振快诉郭松民名誉权侵权纠纷案,葛长生、宋福宝分别诉洪振快名誉权侵权纠纷系列案,邱少华诉孙杰、加多宝(中国)饮料有限公司一般人格权纠纷案。在这些案例中,舆论引导者比较恰当地运用了法治思维和方式引导了历史虚无主义类舆论。随着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舆论在传播中形成了一些灰色地带,尤其需要引导。习近平指出:“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利用网络鼓吹推翻国家政权,煽动宗教极端主义,宣扬民族分裂思想,教唆暴力恐怖活动,等等,这样的行为要坚决制止和打击,决不能任其大行其道。”“形成良好网上舆论氛围,不是说只能有一个声音、一个调子,而是说不能搬弄是非、颠倒黑白、造谣生事、违法犯罪,不能超越了宪法法律界限”[7]。

  2 不断深化对舆论特性和引导规律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对做好舆论工作的认识经历了舆论宣传、舆论导向和舆论引导三个阶段,反映我们对舆论工作特点的认识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对待舆论的态度发生了很大转变,从把舆论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转向认为舆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群众的心声[8]。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提出了对待人民群众意见的正确态度,说的就是如何看待舆论的问题。“人民群众提出的意见,当然有对的,也有不对的,要进行分析。党的领导就是要善于集中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对不正确的意见给以适当解释。”[1]145针对不同时期舆论引导面临的特定环境,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舆论的认识也有不同的侧重。在八十年代末的***中,部分媒体没有把握住政治方向,引发了社会上的思想混乱,在这样的背景下,江泽民强调主流媒体的政治方向,指出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一福一祸,既是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盛和低潮中得出的经验和教训,也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得出的宝贵经验。舆论导向不仅是个方向问题,它必须通过提升业务水平实现真正有效的引导。胡锦涛提出,舆论引导正确,利党利国利民;舆论引导错误,误党误国误民。此时更加强调舆论引导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尊重舆论引导的规律,提升舆论引导的水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舆论引导问题发表过一系列论述,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舆论引导思想。习近平认为,“引导”首先是一种对待人民的态度,包容和耐心是面对舆论的应有的情感状态,体现着对舆论的重视;舆论引导是思想上的疏通,廓清模糊的认识、化解怨气怨言、引导错误看法,解开群众思想上的疙瘩。

  对舆论中包含的各种矛盾认识更为深入,对舆论引导的必要性更为自觉。舆论是社会发展的“推进器”、民意的“晴雨表”、社会的“黏合剂”、道德的“风向标”,舆论引导有利于实现党同人民群众的畅通交流,有助于整个社会凝聚共识。同时,舆论是公众在对社会事件的讨论中自发形成的意见,其中包含理智成分和非理智成分、现实成分和非现实成分。舆论引导旨在将分散的、有各种局限的舆论转化为实际推动社会发展和凝聚共识的力量,激发舆论的积极能量,避免舆论对社会的潜在损害。邓小平指出,科学的决策离不开舆论工作的支持,报纸能够起到反映舆论的作用。“报纸办好了,对领导是最大的帮助。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党和政府听不到的,报纸能听到,它能摸到社会的脉搏。”[9]150做好舆论工作,还关系到党的思想路线,回顾改革开放之初的舆论热潮,胡锦涛充分肯定了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意义。必须使思想得到充分地解放,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才能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若是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党和国家的各项建设就不能前进,也就停止了所有生机。胡锦涛指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的问题”[6]311-312。随着互联网在人们生活中的普及,网络空间成为舆论表达的最主要场域,习近平提出领导干部要重视网络舆论,走网上的“群众路线”。“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经常上网看看,潜潜水、聊聊天、发发声,了解群众所思所愿,收集好想法建议,积极回应网民关切、解疑释惑。善于运用网络了解民意、开展工作,是新形势下领导干部做好工作的基本功。”[7]针对新一代年轻人的特点,习近平强调:“根据形势发展需要,我看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宣传思想工作是做人的工作的,人在哪儿重点就应该在哪儿……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基本不看主流媒体,大部分信息都从网上获取。必须正视这个事实,加大力量投入,尽快掌握这个舆论战场的主动权,不能被边缘化了”[10]29。

  舆论并不总是能够反映群众的呼声,甚至还会出现的一些反常现象,中国共产党针对不同舆论也有相应的回应对策。邓小平认为,在思想上,党要批判某些不良现象,尤其是在别人认为这是在“打棍子”的时候,要敢于批评。在《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中,邓小平提到,有些言论在年轻人中很流行,批判有时可能会出现适得其反的情况,但也必须批评。“现在有的人,自以为是英雄,没受到批评时还好,批评了一下,欢迎他的人反而更多了。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一定要认真扭转。”[1]390以上情况是舆论引导中的常见现象,邓小平的很多判断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说明舆论的质量并不总是很高,舆论并不直接地反映群众需求,需要去芜存菁。有的问题通过“冷处理”可能效果更好,越是大加批判越是流行,但有的问题又需要在萌芽状态即展开批判,判断的标准是事件本身的性质和舆论的发展态势。江泽民提出了关于舆论导向是否正确的五条标准:“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就是要造成有利于进一步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生产力的舆论;有利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的舆论;有利于鼓舞和激励人民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和社会进步而艰苦创业、开拓创新的舆论;有利于人民分清是非,坚持真善美,抵制假恶丑的舆论;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人民心情舒畅、社会政治稳定的舆论。”[11]65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舆论领域的反常现象也多次回应,“现在,在一些单位和一些人那里,党的意识淡漠了,党性原则讲得少了。有的对党的政治纪律、宣传纪律置若罔闻,根本不当一回事;有的还专门挑那些党已经明确规定的政治原则说事,口无遮拦,毫无顾忌,受到敌对势力追捧,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党的宣传思想阵地不为党服务,党的宣传思想工作者不愿意甚至不敢坚持党性原则,岂非咄咄怪事”[10]24。习近平强调,应该旗帜鲜明地反对这种倾向,不给错误舆论任何传播空间。

  舆论的内容总是和社会发展程度紧密相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必然会引起人们精神世界的深刻变化。江泽民指出,人们的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治意识、开拓创新精神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得到提升,这些是我们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有利条件。同时,自由主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问题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表现出来。舆论是特定时间点上发生的事件引发的公众讨论,但一定时期内社会发展的总体结构和趋势是相对稳定的,人们看待问题的角度、价值观念也是相对稳定的。随着中国社会发展进入到较高的水平,舆论的内容也变得更加多样,一方面舆论关注的内容从基本的生活资料问题转变为社会发展问题,这也符合我们对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把握,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群体利益分化、社会思潮多元化、舆论关注点和传播方式的也出现分化趋势,形成不同性质的舆论地带。其中主流舆论自觉践行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小部分舆论不同程度地质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还有大量舆论处在灰色地带,只是针对娱乐新闻、生活琐事的无谓议论。对此,习近平指出:“思想舆论领域大致有红色、黑色、灰色‘三个地带’。红色地带是我们的主阵地,一定要守住;黑色地带主要是负面的东西,要敢于亮剑,大大压缩其地盘;灰色地带要大张旗鼓争取,使其转化为红色地带。”[12]328

  3 适应新形势调整舆论引导的思路和方法

  确保主流媒体的正确导向,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具体统一。主流媒体在舆论的形成和传播过程中起着“总开关”和“过滤器”的作用,是否报道、如何报道都会影响到舆论的传播范围和走向,决定着舆论引导的效果。江泽民在考察人民日报社时提出,主流媒体“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都要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登什么,不登什么,怎么登,都要从全局出发,从党和人民的整体利益出发”[13]565。这些要求在今天看来仍然有现实针对性。自媒体的兴起促进了“大众麦克风时代”的来临,人人都能够发布观点、信息,也就使得信息本身贬值了。但近年来的研究显示,舆论的广泛传播一般都是在传统媒体介入之后逐渐形成,传统媒体以其多年来积攒的公信力和对事件的深度报道,能提供更有价值的信息进而有效地引导舆论。习近平在2016年2月19日集中考察新华社、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可以说是抓住了舆论引导工作的关键。同时,针对网络空间成为舆论最重要的集散地这一新情况,我们也加强了对网络阵地的管理,既体现在内容上加强主旋律宣传,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深度融合,也体现在对实体性的网络基础设施的管理。

  在坚持党对舆论引导工作领导的基础上,激活不同角色在舆论引导中的作用。第一,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必须加强党组织对舆论工作的领导。邓小平提出通过改善党风来推动社会风气的转变,江泽民、胡锦涛要求加强党对意识形态阵地的管理,习近平提出,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是宣传思想部门的重要使命,必须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同时仅靠宣传思想部门是不够的,必须全党动手,共同引导舆论。第二,中国共产党在舆论引导实践中也注意对其他角色的激活,让一批官方立场、民间身份的自媒体传播平台能够稳定运行。有学者在分析舆论生态时指出,民间身份,品评是非,议论得失有更大的回旋余地,与网民是一种平等交流的姿态。而提供来自官方的权威信息和数据,体现权威性,从贴近老百姓的视角关心国家大事,充盈着中国人胸怀天下的家国情怀。第三,放手发动群众,积聚民间智慧,比如相对边缘化的网络社群,在舆论自我净化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只要做好基本的监管,能够大大减轻主渠道引导舆论的任务。第四,重视传媒运营机构在舆论引导中的作用。从互联网时代的社会组织形式来看,网络舆论的引导也离不开企业的配合。传媒运营更多需要技术上的支持和市场运营上的有效管理,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的舆论引导工作一方面强调媒体必须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另一方面也努力实现舆论引导者和媒体运营机构的配合。在近年来的舆论引导工作中,党的宣传组织、新闻媒体、高校研究团体和企业技术部门的深度合作已经逐渐成熟。“企业要承担企业的责任,党和政府要承担党和政府的责任,哪一边都不能放弃自己的责任。”[7]最后,通过与学术研究的配合,为中国共产党舆论引导工作提供智力支持,实现舆论引导方法的不断创新,是近年来舆论引导过程中尤为重视的方面。

  中国共产党在舆论引导实践中探索出了多种引导方法,针对不同领域、不同类型的舆论采用针对性的方法或方法组合。经济、法治、行政管理和文化涵养等多种方法的不同组合,在舆论引导中最为常见。经济手段主要体现在一些具体的利益问题引发的舆情事件上,并且利益相关方的权利义务较为明确的情况下,通过合理的分配资源就能够把握舆论的主导权,这种方式在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涌现出来的舆情事件中,很多时候是最为直接有效的。江泽民指出,做好一切思想政治工作,都必须紧密结合经济工作和各项业务工作一道去做,把工作做到人民群众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提升的过程之中,防止思想政治工作与具体业务工作“两张皮”的脱节现象。这是由思想政治工作在社会有机体的位置决定的,它必须为经济基础服务,在当代中国就是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舆论引导主要是在讲道理,但只有与办实事相结合,才能做到以理服人且以情感人,通过解决现实问题实现国家意志与民众所思所想的大体统一。法治手段是以法律法规为抓手,使舆情的相关方都能得到正义的抚慰,维护正当的权利;行政管理的手段也较为常用,很多政策在探索阶段都会先放出一些消息供大家讨论,把舆论的反映作为进一步推行相关政策的依据之一,这在现代公共政策落实过程中最为常见。文化涵养的方式主要是指,面对一些精神领域的重大问题,需要进行持久的讨论,这些讨论大部分是集中在哲学、伦理等相对理论化的层面上的,如最近这些年我们关于如何凝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讨论。这些方式方法通过不同组合和彼此的融合,可以开发出无限多的舆论引导方法。

  改革开放进程也是中国不断融入世界的过程,它使得中国的意识形态工作面临更加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国共产党在这种形势下统筹国内和国际大局,为中国不断走向国际舞台中央营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二十世纪末期苏东剧变之后,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开始流行,至今仍有一定市场。近些年来,随着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很多国家开始质疑中国发展道路的社会主义性质,“北京共识”“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等言论逐渐蔓延。概括来说,当前国际上唱衰中国的声音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中国崩溃论,认为按照一些指标,中国的经济必将在短期内崩溃;另一种是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终将走上强国必霸的道路。面对国际舆论和国内舆论联动性越来越强的态势,中国共产党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应对各种傲慢与偏见。一方面,通过努力实现中国社会经济稳定发展证明选择中国道路的正确性,为舆论引导提供物质基础,很多主观臆断在中国发展成就面前不攻自破。另一方面,我们也通过积极融入全球治理进程,主张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一带一路”建设展现“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让全世界人民看到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良好愿望。

  舆论引导必须根据不同媒介的特性选择更加适当的形式和话语。在互联网普及的时代,信息量也越来越大,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要求我们必须充分利用新媒体的特性,提高传播的效率。舆论引导越来越多地实现了文字、图像、声音、视频等多种媒体的融合,在国家的政策发布上,我们越来越多地使用“一张图读懂……”“如果你是小明,××会议后你的生活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等方式;在社会热点舆情的引导上,我们也越来越注重图片、视频等具象化的材料对说理逻辑的支撑作用。互联网的移动化发展和社会化媒体的兴起使得人们越来越习惯于网络上的平等交流,因而要求舆论引导的话语实现从单向度、命令式的语言向更加柔和的话语方式转换,在近年来的国家形象宣传片中,我们乐见于领导人的漫画、国家发展轨迹的动态图等相对隐性的材料在网络上流传,在舆论引导中起到了更加突出的效果,甚至领导人更加鲜活的话语本身也成了正面的舆情事件。

  不断确定自己的“有所不为”的边界。“有所不为”指的是技术手段选择上要避免误区,有的方法虽然能够做到“立竿见影”,却在长远上不符合舆论引导的宗旨。首先,不回应舆论诉求,用“压新闻”的方式拖延时间,等待事件的时间敏感性下降和公众的遗忘,实际上是“不引导”。在自媒体时代,“压新闻”的效果大不如前,这种方式虽然有可能避免舆论爆发,但长远看来,它也使得舆论的政治纠错和反映民情的功能被遮蔽。其次,舆论绝大多数是针对具体的事件和观点产生的,需要针对具体问题作出回应,因而一味进行笼统地引导是不可取的。仅有理论概括,不仅不能平息舆论,也会透支理论的魅力。再次,舆论引导要实现科学性、政治性、情感性之间的统一,在保证话语温度的同时还必须注意规范性。有一些能够吸引注意力的手段,在舆论传播中时常使用,却不足以成为舆论引导者的借鉴。最后,舆论引导的“引导”决定了“说服”是这项活动的根本属性,也是方法选择上底线要求,运用行政的方式压制舆论,尽管也会起到改变舆论走向的效果,却已经超出了“引导”的范围。

  4 结语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共产党舆论引导的经验可以归纳为三个层面:坚持舆论引导的基本原则,在舆论纷争中保持政治定力,运用政治智慧化解各种政治风险;认识舆论引导的规律,不断学习,适应国内外意识形态形势的变化;调整思路和方法,强调舆论引导工作的实践性,必须追求操作层面的有效性。

  这些经验在未来一段时间里仍将延续,因此,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今后在舆论引导乃至意识形态建设中应该采取以下做法。一是不断学习、研究和适应媒介技术进步带来的意识形态建设新形势。中国共产党面对媒介技术进步已经展现了强大的学习和适应能力,面向未来,互联网技术的最新发展、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等新变化对舆论传播方式和舆论引导格局一定会产生更加广泛的影响,把握科技发展的前沿是做好舆论引导工作的关键环节。二是在推动社会发展中解决舆论引导问题。社会发展水平的提升不仅会直接化解一部分社会矛盾,进而引导舆论,同时还会提升舆论本身的水平和质量。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在舆论引导方面取得的成绩,除了意识形态工作本身的扎实有效,其根本原因还在于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通过最近几年的舆情分析,我们也可以预计到,未来相当一段时间舆论的焦点主要将围绕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展开,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的同时,有力地化解社会主要矛盾是做好舆论引导工作的基础。三是随着中国逐渐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共产党在舆论引导上的任务不仅包括维护国内的舆论秩序,争取和平发展的国际舆论环境,还包括为其他国家提供舆论引导的经验。比如在社会发展和保持秩序之间、国际舆论影响和国家独立自主发展、社会分化背景下价值观整合等,都是后发展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普遍遭遇的难题。此外,随着中国在各个方面进入到较高的发展水平,我们的很多工作并没有先例可循,因此更应该着眼未来,对舆论引导工作将要面对的挑战有所预见。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3]胡锦涛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4]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坚持正确方向创新方法手段 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N].人民日报,2016-02-20.

  [5]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6]胡锦涛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7]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4-26.

  [8]史文静.近现代中国“舆论”语义内涵的演变[J].国际新闻界,2015(2).

  [9]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0]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11]江泽民.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M].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12]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作者简介

姓名:常宴会 工作单位: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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