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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生态与协商民主的耦合关系及其效应
2019年11月08日 09:44 来源:《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临汾)2018年第6期 作者:孙照红 字号
关键词:政治生态/协商民主/耦合关系/效应

内容摘要:

关键词:政治生态/协商民主/耦合关系/效应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政治生态和协商民主互生共融、互促共进。政治生态对于协商民主来讲,既是催生因素,又是成长条件。政治生态问题呼唤和催生了协商民主,同时又为协商民主的成长和发展创造生态条件。协商民主对于政治生态来讲,既是一种民主形式,也是一种治理机制。一方面,协商民主本身所具有的多元性、协同性、公共性等特征与政治生态多元治理、协同治理、民主治理、公共治理的需求相契合;另一方面,协商民主有利于政治生态治理,能够改善党的领导方式、密切党群关系,能够改进政府决策方式、调适政社关系,能够改变群众参与方式、培养公民政治美德,从而有效改善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达致净化和优化政治生态之效。

  关 键 词:政治生态/协商民主/耦合关系/效应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4CKS010);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6JDKDA007)。

  作者简介:孙照红(1980- ),女,山东曹县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副研究员,法学博士。北京 100101

  耦合关系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或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政治生态和协商民主是两个既相对独立又互相融合的系统,它们之间既有作用又有反作用。政治生态是协商民主的“催产剂”和“助长素”,协商民主是民主治理、协商治理政治生态的一种民主形式和治理机制,二者相融相生、共促发展。

  一、政治生态之于协商民主:政治基础和生态条件

  政治生态一词是由政治+生态共同构成的,政治生态不仅是“政治”问题,还包括政治的“生态”问题,如文化环境、制度环境、社会环境等,生态环境是协商民主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政治基础和生态条件。

  (一)政治生态是协商民主的“催产剂”

  选举民主所致的政治生态问题和危机催生了协商民主理论。政治生态“实际上是政治系统运行散发出来的信息和导向,它对人们去追求什么有强烈的引导作用”[1]。现代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需要以投票为核心的选举民主,选出具有专门知识的专家和精英来处理复杂的公共事务。但是,选民手中的选票并不一定是理性选择、慎重思考后庄严投出的,特别是在阶层分化、利益多元的现代政治生态条件下,任何一张选票都可能带有自私、偏见、随意的成分。投票“实际上只是简单地聚合选民的利益倾向,或者说偏好,投票的结果无法保证能够满足公共利益”[2]。选举民主容易产生官僚政治、寡头政治等危险,造成多数人的暴政、政治理性缺失、公共利益受损和政治冷漠等问题。这些问题呼唤产生一种能够引导公民广泛、持续、深入、理性参与的民主形式,协商民主应运而生。“协商民主理论是在政治学家针对代议制民主政治体制在当代发展过程中的局限,对民主本质进行了深入反思的结果,是对自由主义民主或选举民主过于强调自由而忽视平等之倾向的一种修正,是民主理论在当代的新发展。”[3]可见,协商民主的产生,是对选举民主导致的政治生态问题的一种反思和修正,目的是防范选举民主的风险,弥补选举民主的缺陷,化解选举民主带来的政治生态问题和危机。

  中国不可避免地存在因选举民主固有的缺陷和不足所带来的政治生态问题,而且,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选举民主更容易受到地区发展不平衡、人口素质参差不齐等因素的影响而产生各种各样更为复杂的问题。另外,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培植的臣民文化导致公民民主意识羸弱和民众政治参与主动性缺失,一些选举活动特别是基层选举,常常需要在政党引导、行政强制甚至物质刺激的配合下才能进行。也就是说,中国更需要协商民主来修正和弥补选举民主的缺陷和不足。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变革和转型、社会结构的不断分化、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多样化、人们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各种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的不断涌现、科技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等,都对民主政治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单纯的选举民主显然不能满足这些要求。于是,各级党委和政府或在“问题倒逼机制”下被动地进行协商民主的试验,或主动地探索能够更好地满足上述各种需求的民主形式和治理机制,或在群众探索出的自治形式基础上进行经验总结和理论提升。无论是主动探索还是被动适应,都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生态和社会转型的一种回应,协商民主的产生恰逢其时。

  政治生态现状要求民主治理和协商治理。我国政治生态确实存在一些不尽人意之处。有部分党员干部存在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问题,工作浮在面上,搞形象工程;有的宗旨观念不强,服务意识淡薄,不关心群众冷暖,不体恤群众疾苦;有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有的搞家长制和一言堂,挫伤群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等等。因此,“要不断创新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综合采用政治、经济、行政、法律和民主协商等多种手段,提高将矛盾化解在基层、消灭在萌芽状态、控制在局部的能力。”[4]226创新治理方式,发展协商民主就是跳出“塔西佗陷阱”,增强公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和支持,改善党群干群关系,调动起社会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作者简介

姓名:孙照红 工作单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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