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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族国家”理解“中华民族”
2019年10月10日 09:43 来源:《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5期( 第34卷) 作者:任剑涛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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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现代建国是拟制的产物。现代建国的形式结构凸显了民族与国家的内在关联。但民族建构并不直接促成国家建构。国家建构需要确立相宜的实质结构,这依赖于恰当的政体选择。中国的现代建国,不仅需要建构作为政治民族的“中华民族”,还需要建构作为平民共和的“人民共和国”。两者的建构,都会在付出高昂代价之后呈现效果。为此,两方面的反思是极为重要的: 在建构方法上,需要将“中华民族”离析为政治概念与政治学概念,以敞开政治民族建构的广阔空间; 在建构实践中,需要在集体主义进路与个人主义进路两端开展对接性尝试,以便为国家处理好宪法政制与族群关系的两种基本事务奠定可靠基础。任何只在应然或实然一端的运思,都对“中华民族”与“人民共和国”的双向互动建构,于事无补。

  作者简介: 任剑涛,清华大学政治学系

  现代国家是民族国家。民族国家都面临一个自证其正当性的问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成功建构一个促使其个体成员与群体成员认同的政治社会即国家,不仅需要聚合有利于国家建构的种种资源,而且需要成功纾解引发国家裂变的强大压力,以便从积极与消极两端保证国家的存续与发展。对中国的现代建国来讲,“中华民族”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民族基础被定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作为“中华民族”的政治社会依托被定格的。从建国的历史进程与民族国家的结构功能两个角度审视,“中华民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相互性建构,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既成成果,它需要政治驱动力和学理解释力将其正当化与合理化。由此注定了政治塑造与学理探究既相互联系,又各具内涵。只有在适度切割两种尝试的基础上,才足以打开政治民族与政治社会互动性建构的理性空间,从而让“中华民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社会与政治两个结构面上良性互动,为国家健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一、政治拟制与现代建国

  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是一个政治实践与政治理论相互塑造的结果。因此,在条分缕析地细述各个国家建构的历史成为一件难以收束性表达的理论论题的情况下,先行对民族国家建构的理论背景进行大致的清理,就具有了某种提纲挈领把握现代国家建构的合理性。按照现代国家理论创制者霍布斯( Thomas Hobbes) 的论述,国家是一个“人造人”( artificial man) :  它是仿照自然人的结果,是拟制的产物,而非自然天成之物。换言之,取决于国家的政治社会本质,它必然是政治拟制( political fic-tion) 的产物,而不是天然生成的政治实体。这个被命名为“利维坦”的“人造人”,“‘主权’是使整体得到生命和活动的‘人造的灵魂’; 官员和其他司法、行政人员是人造的‘关节’; 用以紧密连接最高主权职位并推动每一关节和成员执行其任务的‘赏’和‘罚’是‘神经’,这同自然人身上的情况一样; 一切个别成员的‘资产’和‘财富’是‘实力’; 人民的安全是它的‘事业’; 向它提供必要知识的顾问们是它的‘记忆’; ‘公平’和‘法律’是人造的‘理智’和‘意志’; ‘和睦’是它的‘健康’;‘动乱’是它的‘疾病’,而‘内战’是它的‘死亡’。最后,用来把这个政治团体的各部分最初建立,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公约’和‘盟约’也就是上帝自创世时所宣布的‘命令’,那命令就是‘我们要造人’”。作为人造物,需要确认国家的制造材料与制造者都是人,也需要考虑它是怎样和用什么“盟约”组成的,什么是统治者的“权利”“正当的权力”或“权威”,以及什么是保存它和瓦解它的原因。可见,国家这个“人造人”尽管有着与自然人惊人一致的结构,但构成“人造人”的每一个部分,都被拟定为类似自然人各个器官那样相互精巧配合的机体。其中尤为关键的是主权与行使主权的契约原则。在人类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一个政治体的成员与组织签订契约而建构共同体的真实一幕,但它确实成为理解现代所有形态国家的一个理论范型。这就是构造现代国家最为典型的政治拟制。缺乏这样的政治拟制,人们就完全难以理解现代国家这个庞然大物的构成特质与来龙去脉。

  基于这样的拟制原则,霍布斯强调,国家不是神造物,而是人造物。“人造人”的制造过程,明显可以区分为两种状态,一是自然状态,二是立约建国状态。在自然状态中,人们的生活虽然不幸,但却享有生而平等的自然权利。基于和平与安定生活的共同诉求,且出于人们的理性,他们相互间同意订立契约,放弃各人的自然权利,把它托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由多人组成的集体( 如议会) ,这个人或集体能把大家的意志化为一个意志,能把大家的人格统一为一个人格; 大家服从他的意志,服从他的判断。主权者的权力至高无上,人民对之有绝对服从的义务。这个主权者或国家履行三种基本职责: 一是对外抵御敌人侵略,二是对内维持社会的和平与安宁,三是保障人民通过合法的劳动生产财富。倘若做不到这些,国家就会解体。霍布斯原创性的政治拟制,在此体现出极为鲜明的特点: 其一是现代国家建构是全体成员立约的产物。其二是现代国家是各个立约者放弃自然权利并交予国家行使,因此推定国家自身是服从这一托付的道德义务的。其三是国家守约履行三种基本职责,如果拒绝履行这三个职责,国家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霍布斯的现代拟制,与英国历史、乃至于欧洲历史的现代变迁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但霍布斯并不是基于政治史事实做出的概括或归纳: 他的“利维坦”即国家是虚构的产物,但同时又是与现代国家的变动性与确定性内在相通的。现代世界中人论及国家建构,总是提及霍布斯的论述,就证明了他的政治拟制的普遍有效性。

  在英国,现代国家拟制是一个历史结构面及其要素紧张感尚未充分展开时的运思。这与英国是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空间中、民族创制( nation making) 与国家建构( state making) 基本内在吻合的基础上,展开相关运思与建构行动相关。因此,民族创制与国家建构之间的高度紧张并没有呈现为一种难以调和的状态。从世界范围来看,与英国这样的现代先发国家不同,所有后发国家的现代构造,都遭遇了民族建构与国家构造间的强大张力。即使现代先发地区的欧洲,在建构现代国家的时候,致力建国的民族基础本身就不是先行具备的条件。因此,为现代建国奠基的现代民族前提,也相应需要人为打造。于是,现代建国过程的起点,便不是国家组织机构的创设,而是原有民族建制的政治转换,并以这样的转换为现代国家建构提供集群基础。这就展现出与英国情形大不一样的状态: 国家作为拟制产物,在形式结构上以民族建构,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国家权力之实质建构,形成民族—国家( nation state) 这一具有排斥性的政治社会。由于欧洲大陆( 譬如法国与德国) 处在天主教世界社会的宗教秩序中,世界社会成员与民族成员、民族成员与国家成员之间的张力,显然不像英国( 尤其是英格兰)那样容易化解。因于民族的杂居是一个普遍的欧洲现象,故而在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时候,民族构成上具有明显区分社会民族( social nation) 与政治民族( political nation) 界限的特性。

  同时,在国家建构上具有政治强力塑造和国家间界限清晰划分的双重特征。以此,民族国家作为一个现代产物,一个以主权命名的庞然大物———利维坦,无论是在构造民族,还是在构造国家,并形成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基础政治民族即国族( state nation)群体,以及构造成功且具有以独占主权为自己生命力象征的民族国家诸方面,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事情。

  为建立现代国家而构造的民族是为政治民族。它不同于现代建国以前就长期存在的各个社会民族。社会民族是基于长期的共同生活,族群的语言、文化、心理认同与族内政治机制,久久氤氲而成。它是自然而然的历史变迁形成的,不是政治立约的产物。社会民族与政治民族可以是一致的,如英格兰建国就是如此。但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一致的,如欧美其他国家甚或几乎所有后发现代国家几乎都是如此。在政治民族的建构过程中,人类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充满了腥风血雨。现代国家常常在规范的意义上被定义为立宪民主国家。立宪民主国家除开人民当家作主的直接含义,还包含民族意义上的人民及人民主权理念。执意实行立宪民主的民族所建立的国家,既要建构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决策机制,又要建构基于排斥性的民族之人民当家作主的集群。为此,种族清洗这种灭绝人性的政治迫害与生命绞杀,就成为强烈的民族主义狂热驱动的民族国家之民族建构的残酷手段。这些事实,不胜枚举: 亚美尼亚的种族屠杀,是为了制造单一种族意义上的民族。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也是为了造就纯种的雅利安人。南斯拉夫的种族清洗,同样是基于单一种族意义上的民族理念。卢旺达的种族灭绝罪行,其丧失人性的大屠杀也基于同样的理由。即便是美国开国时期殖民者对印第安人残暴的屠杀,也是为了民族—民主建国的目的。这类灭绝人性的种族屠杀,都是在杂居民族地区制造有利于建立民族国家之政治民族时发生的残忍事实。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史上,政治民族建构的血腥性与国家建构的强制性相伴而生,民族国家主权成立后对个人与民族的接纳性与排斥性同在,由此鲜明体现出民族国家建构中内外要素的紧张特质。这是由历史呈现的霍布斯国家拟制的强大张力。

  如果说民族国家在民族建构和国家建构中充满暴力,以致于让人心生厌恶,那么,一个严峻的问题就会因此浮现出来: 何以人类前赴后继地尝试建构说起来算是非常新兴、但其效果很不尽人意的民族国家呢? 这就涉及自然社会、传统国家与现代国家的循序演进问题。人类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不是基于希腊城邦国家的公民资格得自代际传承的断言,而是得自人类是依靠语言进行社会政治交往的结论。作为天生的政治动物,人类必须在一定的政治机制中生活。随着人类社会在规模上的不断扩大,政治机制的变化具有某种必然性。如果说早期人类的政治建制,几乎无一例外地仿照家庭建构的话,那么,在进入文明社会之际,打破家国同构的传统建制,就成为兴起中的传统国家所走的一条共同道路: 希腊人打破早期的家庭宗教约束而建构城邦国家是如此,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打破血缘封建制度而以军功爵制度建构郡县制国家也是如此。

  当家国同构的机制被战争手段终结,战争塑造国家的功能被传统国家的人们所认识,因此武力征服便成为传统国家获取物质资源与统治对象的基本方式。这让传统国家几乎烙上了帝国印记。绝大多数古代帝国的暴力扩张,成为古代政治社会规模扩展的基本方式。除开罗马帝国建立了法治体系以外,其他帝国实行的几乎都是专制制度。民族国家得以首先降临的欧洲地区,罗马帝国与基督教世界社会斗法,最终不得不在基督教那里获得权力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支持。整个中世纪阶段,至少在形式上维持着基督教供给权力正当性与合法性资源、世俗权力体系臣服并逐渐模仿宗教权力体制来建立其统治模式的基本局面。在这样的政教合一结构中,世界社会的建制得以维持下来。但存在于其中的宗教纠纷、世俗权力纷争、教权与俗权交错引发的战争,逐渐摧毁了世界社会的机体,新的政治社会形态渐渐萌生并稳步成长。

  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涉及从特殊到一般的历史背景问题。从直接的历史后果上看,民族国家是欧洲基督教世界社会和世俗帝国秩序破产的产物。“30 年战争”是宣告两种政治社会建制终结的一场特殊战争。这场宗教战争,实际上是一场重新规划人类政治社会规模的战争。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标志着旧时代的结束和新时代的开始,在精神领域,合约是公开无视教皇权威的行为,在政治领域,标志着人类社会对等级社会结构理念的悖离,开启了以多国并存为标志的新型国家体系时代,每个主权者在其境内享有最高权力,在其境外则相互平等,不得干涉其他主权者的行为。从此,作为一个完全的独立于外部并且自决于内部的概念,成为欧洲秩序的根本原则,包括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天主教教皇在内的各种势力得以在法律上处于平等地位”。仅就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特定历史结果而言,建立在排斥性主权理念基础上的民族国家,确实是欧洲社会的独有产物。因此,人们常常宣称,其他地区的人们尝试建构现代政治社会时,完全不必要模仿欧洲社会建构的民族国家。如果说这一模仿在17 世纪以后如火如荼地展开,那么人们有理由认为那是作为强权崛起的欧洲社会强加给世界其他地区的结果。

  一方面需要承认,民族国家是欧洲地区特殊的国家建构产物; 另一方面需要强调,民族国家后来确实超出欧洲范围而演变成世界的普遍政治社会形式。这中间容有地方性知识演变为全球性知识、区域性政治实践演化为全球性实践的变迁。这一变迁的发生,如果仅仅当作是欧洲列强借助强权强加给其他地区的结果,就显得有些轻率。因为欧洲国家不过是在特殊背景条件下为人类解决政治社会建构的一般难题先行试水而已。从政治社会建构的一般处境上讲,自威斯特伐利亚合约以后,欧洲以外地区的政治社会即国家建构,是逃不掉民族国家建构的现代命运的。原因很简单,从一切政治社会的内部机理上讲,只要某一政治社会形式开启了聚集性的政治建制进程,它便必然围绕更强的聚集带来的更多便利,向更大规模与更强实力的方向发展。在传统政治社会建构的试探历程上,这样的演变逻辑呈现为前述趋同的、由族群性国家向帝国演进的基本趋势。但传统帝国的维持是一个极大的难题,因为规模过大,帝国的建构者很难发现有效治理庞大疆域的种种事务的理念与制度机制。除开罗马建构的法治体系,中华帝国以改朝换代方式维持的古代帝国拟制以外,其他的古代帝国几乎都无一例外地迅速陷入分崩离析的局面。即便是罗马,也经历了共和国建制转向帝国建制的结构性转型。这一转型,正是由于共和政体的庞大国家聚合功能严重不适应实际需要,因此一个庞大疆域的古代政治社会,一定只能与帝国建制相互匹配。这可能是当初亚里士多德高度重视政治社会或国家的规模问题的原因: 规模太小,不足以提供政治体运转的物质支持; 规模太大,人们很难有效驾驭政治体的运行。因此,规模的适中,才是一个政治体良性运行的决定性条件。但什么规模的政治社会才最适宜于人类治理,可以说经过古希腊城邦国家、罗马世界帝国与基督教世界社会的试验,直到威斯特伐利亚合约签订以后,才以民族国家的样式登上人类政治舞台。

  欧洲的民族国家建构试水,为人类探索建构适当规模的政治社会或国家积累了堪称宝贵的经验。这一探索,在政治社会的建构实践上,由战争之手拿捏而成。其反映在民族国家的政治理论建构上,便是它构成为现代国家的基本理论范式: 民族国家的理论规范形态( normative form) 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 one nation,one state) ,实际操作形态( operational form)则千差万别。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范式,本是单一民族建构现代国家的进路。但由于现代先发国家英格兰的民族单一性,以至于后发的多民族国家不得不以之为模仿的在先范例。尽管从全球范围来看,真正由单一民族建立的民族国家非常稀见,大多数民族国家都面对前民族国家的多个社会民族整合成一个政治民族的任务,并在政治民族意义上建构民族国家。但恰恰是因为这样的处境,在英格兰生成的现代国家拟制,也就是成员间立约而建构国家的进路,演变成民族成员、或国民整体建构国家的另类路数———个人只能在整体中获得他的价值与意义。这是民族国家建构的一个重大转向。法国与德国两个国家在建国实践与政治拟制上鲜明凸显出来的、民族国家建构的一个转捩点是: 在法国,这以卢梭的公意( general will)理念构成全体国民的国家主权,且对法兰西所有国民、也即是法兰西所有民族成员,具有明显的政治强制性。

  复加法国革命宣言与成文宪法强调了这一主权形式的“统一、不可分割、不可剥夺和不可转让”,以及“任何篡夺主权的人可被自由人立即处死”等原则,现代国家的暴力性质被鲜明凸现出来。其后,更由秉承法国建构民族国家精神的德国哲学家们,将国家主权供上神坛,像黑格尔那样认定个人只能在民族国家中获得最高自由,且自己所在的民族国家登临人类政治发展的峰巅,堪称德国式民族国家建构的可辨特质。这不仅对后发欧洲、也对非欧洲地区的后发现代地区的建国,发生了极大影响。

  在 19 世纪末兴起、20 世纪达到高潮的风起云涌的人民革命与民族解放运动中,民族自决理念深入人心。作为其间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推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发挥了极强的引导作用。从后果的视角看,民族自决理念,其实就是引导尚未整合完毕、或已经强力整合而成的多民族国家走向分离的理念。因为这一理念的分离国家特质是显而易见的。“所谓民族自决,就是民族脱离异族集合体的国家分离,就是成立独立的民族国家”。加上与之相宜的辨认民族的非政治指标,即“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便更加有力塑造了多个社会民族转变为一个政治民族时的分离性倾向。这让多个社会民族整合成为一个政治民族,进而建立统一国家的难度显著增加。

  在政治理论上,现代国家的原创性拟制,由霍布斯的《利维坦》给予了系统解释。但在后起的相关拟制中,民族国家显然被新的拟制所改变和充实。在威斯特伐利亚合约的历史基点上看,民族国家的降临让现代国家的形式结构浮出了水面。随着主权国家的兴起与广泛生长,现代国家的理论拟制与实际创制变得更为复杂。审视英国的现代建国史,人们可以发现,作为原生的现代国家,经由霍布斯确立的主权国家结构,虽然确立了立约创制主权的进路,但国家仍然在君主制的既定政体中寄存。

  只有在洛克那里,现代国家的政治结构才被稳稳地安置在权利哲学的政治观念与分权立宪的政治平台上,从而为现代国家的形式结构确定了与之相伴的实质结构。他对霍布斯的一个明显推进是,人们具有自由选择政体形式的权利。“政治社会都起源于自愿的结合和人们自由地选择他们的统治者和政府形式的相互协议”。为了保证这一点,无论是立法机构、行政机构还是司法机构,都应当秉行法治,凡是动用社会力量,都必须是“为了人民的和平、安全和公众福利”。这就将现代国家的规范政体结构严格规定下来了,也由此提供了现代国家获得成员认同的政治前提条件。不过需要正视的是,英国与其他欧洲国家在建立现代国家的时候,具有显著的差异: 原创现代国家的英国,由于没有遭遇建构现代国家的民族难题,因此,当然地将国家建构的基本问题设置为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但后发的欧洲国家,因为必须先期具备建构国家的民族基础,因此,成员个体与国家的关系,与政治民族建构与国家权力建构的关系杂处混生。这不仅让后发欧洲现代国家建国道路荆棘丛生、复杂曲折,而且也带给欧洲之外地区仿照欧洲样板建构现代国家以彷徨失措、进退失据。

  从区域的角度看,由于欧洲首先确立了民族国家的现代国家形式结构与立宪民主政体的实质结构,这一确立也就成为欧洲以外的其他所有地区不得不面对的政治社会或国家建构的典范。这一典范出现在欧洲以外地区的时候,并不是温良恭俭让的耐心示范者,而是粗暴强加民族国家力量给其他所有地区的后发国家的、面目狰狞的侵略者。这样的境况,塑就了欧洲以外地区建构民族国家的特殊困局: 一是对民族国家表面厌恶,内心向往; 二是对超越民族国家的、似乎更加理想的政治社会深怀期望。就前者言,这些地区的国家在理智上确信,只有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体系,才足以抗衡欧洲国家的侵略。因此,对西方列强侵略的反感,与对民族国家建构的向往悖谬同在。但这无疑也成为全球范围内民族国家建构的强大动力。就后者论,在颠覆民族国家正当性与合理性基础上确立的世界社会、尤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出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将民族国家仅仅视为一个不得不正视的过渡国家形态,最终“环球同此凉热”,国家完全消失,大同社会降临人间。这对那些处在西方列强欺凌境地的被压迫民族来讲,具有完全无法抗拒的吸引力。

  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属于后发外生形态。后发,指晚于西方先发国家; 外生,指由欧洲国家传入。相对于西欧和中欧而言,在德法处境中的中国之“中华民族”建构,绝对深陷在一种强烈的英美期盼与德法无奈的矛盾心境中: 英美国家的政治民族与政治社会建构,既是渐进而波澜不惊的、又是张扬个体价值而较好解决了民族国家建构的政体抉择问题的。但法德两国却不在经验渐进积累的进路上建构现代国家,从而不得不在凸显国民共同性、民族与国家“有机体”特质的基点上设想政治民族与政治社会的构造。加之中国深受苏俄的国家理念与行动方案的影响,因此,中国建构现代国家,无论是在民族识别、政治民族构造,还是在政治社会建构,并最终在消灭国家方面,都显现出接受、消化、转变苏俄方案的艰难困苦。换言之,由于中国现代国家的理论拟制与实践进路中错位而在的、种种足以左右国家进路的因素,注定中国民族国家建构具有极强的难度。

作者简介

姓名:任剑涛 工作单位:清华大学政治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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