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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宏禹 王丹彤:比较政治学视域下量化研究方法的边界
2019年09月20日 09:19 来源:《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 作者:王宏禹 王丹彤 字号
关键词:比较政治学/量化研究/定性研究/质性比较分析

内容摘要:

关键词:比较政治学/量化研究/定性研究/质性比较分析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比较政治学视域下,量化研究方法对学科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推动了整个学科朝着科学化方向发展,推动了方法论范式遵循着“密尔五法-量化研究-多元方法论范式”的路径发展,推动了理论范式遵循着“国家中心主义-结构功能主义-新制度主义-理性选择主义为代表的多元范式”的路径发展。但是,量化研究方法存在的局限性阻碍其进一步发展。为解决统计数据真实性、学术研究独立性、研究议题解释性等问题,研究者需要以“解释政治现象”为研究目的,以“实证主义、经验分析、比较研究”为研究路径,以研究问题和对象为导向来选择适合的研究方法,在研究设计中结合定性、定量、质性比较研究的优势,构建具有解释力的理论范式。

  关 键 词:比较政治学/量化研究/定性研究/质性比较分析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7BGJ011)、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9批面上资助项目(2016M591337),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优秀青年学者资助项目(18YQ17),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精品课程建设(X18001),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2018年规划课题(2018LL01),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创新团队(CXTD8-0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宏禹,男(198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博士后。北京 100029;王丹彤,女(1994-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1

  现代政治学产生于美国,早期的比较政治学也是以美国政治为重点研究对象,带有明显的“美国印记”,但在研究方法上却受到欧洲哲学的诸多影响。大部分学者使用历史学方法研究与国家相关的问题,形成“有限国家研究+历史学”的模式。正因为研究方法的非“科学性”,早期的比较政治学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政治科学,仍属于政治哲学范畴。直到行为主义革命后,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开始强调研究的科学性、提倡“价值中立”,定量分析方法开始进入学科研究视野,政治科学范畴下的比较政治学由此产生。可见,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门学科研究议题的范围、研究视野的广度和深度,量化研究方法直接推动了整个比较政治学学科朝着科学化方向发展。

  量化方法的重要性使其成为方法论领域的重要议题,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在西方,三本经典定量研究方法著作于1959年诞生,包括格奥尔格·布尔丁的《政治学方法》、杜威格的《政治学方法论》和布雷希特的《政治理论》。在中国,从1979年比较政治学恢复到2008年6月,共出版9本方法论教材,其中有8本书介绍了量化研究方法,6本书侧重介绍定量分析方法,包括王德育的《政治学定量分析入门》和李瑛的《现代政治学计量方法》两本原创著作。①量化研究方法已经在比较政治学主流研究文献中得到了充分的使用,在研究设计、数据分析、案例选择、标准制定等方面的发展已经非常成熟。但是,这是否意味着量化研究方法会逐渐取代定性分析,成为比较政治学唯一的方法论范式?比较政治学视域下量化研究方法是否存在使用边界?本文通过分析和反思比较政治学的量化研究方法,肯定量化研究于比较政治学的突出贡献与适用性的同时,尝试界定量化研究方法的使用边界,为比较政治学的科学实证研究奠定方法论基础。

  一、量化研究方法对比较政治学的突出贡献

  研究范式主要是指导研究者选择问题、评估数据、建构理论的价值取向,是科学研究在构建理论框架和运作过程中的操作规范,决定着研究技术的选择、研究对象的范畴和研究议题的深度,是制定研究设计和实施研究实践的前提条件。研究方法是指研究者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收集资料、分析资料的手段和操作规程,具有专门性、技术性和可操作性的特点。研究技术层面,定性分析指研究者凭借直觉经验选择研究问题、考察研究对象及对象之间的联系、解释政治现象的方法;定量分析是指研究者依据统计数据,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分析研究对象的指标和数值的方式来解释研究问题。可见,两者在是否使用数据资料证明理论假设方面就存在本质差异。随着行为主义革命的发展、新兴独立国家数量的增加,定量分析成为比较政治学主流研究方法,既推动学科方法论范式和理论范式的转变,又推动学科朝着科学化、系统化的方向发展。

  1.比较政治学视域下方法论范式的转变

  “密尔五法”(“穆勒五法”)是传统比较分析的逻辑基础,用来确定政治现象之间的因果联系,包括契合法、差异法、契合差异并用法、共变法、剩余法。其中,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基于“求同法”和“求异法”,发展出“最相似体系设计”和“最不同体系设计”。“最相似体系设计”是通过控制大量的变量(相似点),寻找少量的自变量和因变量(不同点);“最不同体系设计”是选择两个或多个在本质上不相似的研究对象,通过控制大量的不同变量,寻找少量相似的自变量和因变量。

  但是,“密尔五法”仅适用于小样本研究。一方面,比较政治学初期研究对象为数量有限的西方发达国家,旨在研究各国政府体制、政党制度、国家结构等具体制度设计;但二战后,大量新兴民族国家成为学科研究的焦点,传统的小案例比较分析方法无法涵盖所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另一方面,求同法和求异法都是单因解释,无法阐明事物发生背后的真正动力和原因,要求学科逐渐朝着多因解释方向发展。研究对象的扩大和多因解释的要求都推动了量化研究在比较政治学视域下的发展和使用。

  与此同时,行为主义革命的兴起也推动比较政治学方法论范式的转变,促使实证的、经验的行为主义研究方法发展为学科主流。格林斯坦认为行为主义运动使比较政治学成为一门真实的科学。可以说,行为主义革命后的比较政治学完全带有“美国烙印”,强调方法论个人主义、研究的科学性、价值中立等理念。拉斯韦尔、杜鲁门、阿尔蒙德、伊斯顿都是运用量化方法研究政治现象的代表性学者,他们构建的理论范式推动了学科的发展。

  2.比较政治学视域下理论范式的转变

  量化研究方法推动了大量经典命题和理论范式的产生,为比较政治学学科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首创“范式”概念,提出常规科学的本质是“解谜”、科学革命的本质是“范式革新”的观点。相比于常规科学,科学革命遵循“反常现象出现-范式修改-常规科学规则模糊-先前范式崩溃—科学危机—新理论范式产生”的路径发展。事实上,比较政治学学科史的发展也在某种程度上遵循着“范式革命”路径(如表1所示),其中量化研究方法的认知差异便是库恩提及的“反常现象”。

  

  (1)国家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

  比较政治学的目标是解释政治现象,研究者们无法忽视二战后独立的新兴民族国家,无法忽视他们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异,便将研究焦点由西方国家转变为新兴国家。正因为学者们观察到一些地区和政治行为体无法归纳到传统的主权国家体系中,这一“反常现象”促使他们修改原有的“国家主义理论范式”,引入“政治体系”这一新概念。“政治体系”语境可以涵盖更多研究对象,更加符合学者的研究要求,也推动“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范式的产生。1959年出版的《发展中地区的政治》是该范式的代表性著作之一。阿尔蒙德认为一旦政治行为体具有政治社会化和录用、利益表达、利益整合、政党沟通等功能,具备“输入-输出”政治结构,即使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主权国家,也可以作为一个政治体系而运转。结构功能主义分析框架有效地拓宽了研究对象选择范围,发展中地区的国家成为新的比较研究对象;拓展了比较对象类别,竞争型、半竞争型、权威型三类政治行为体成为新的研究焦点。相比于传统比较分析法的少量案例,量化研究涵盖的样本数量更多,使作者有机会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调查研究,得出普适性的宏观理论。

  (2)新制度主义

  1966年,阿尔蒙德的《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系统地概括了“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范式,既标志着该理论发展到了顶点,也暗示着其逐渐式微。质疑者一方面怀疑“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范式的解释力和科学性,认为过于宏观的理论框架仅可以阐述政治现象,无法解释现象产生的背后原因;另一方面,反思行为主义“价值中立”理念的可行性。后行为主义的发展、量化研究方法弊端的凸显、结构功能主义解释力下降等“反常现象出现”,促使学者重新回归“国家—制度主义”的研究范式,推动新制度主义理论范式产生。因此,大部分学者重新定位学科发展方向,研究内容上要求“回归国家”,研究方法上要求重新审视定性研究的重要性。相比于“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范式下的量化研究,“新制度主义”范式下的研究涵盖的样本范围更小,但研究层次可以深入到国内具体制度层面,理论范式由阐述性介绍转向解释性假说。在这个时期,学者们为了构建更具说服力的理论范式,在无意中已经将定性和定量研究结合使用。

  (3)多元主义理论范式

  1989年后,比较政治学深受第三次科学革命的影响,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一方面,由于发展中国家逐渐找寻到了适合本国发展的制度和路径,全球范围内出现了多种新兴的政治模式,先前理论框架无法涵盖和解释这些政治现象,导致“传统理论范式”危机,推动新的概念和理论的产生。例如,为解释“东亚经济奇迹”,学者们提出具有东亚特色的“发展型国家”概念;为解释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现象,海外中国学学者纷纷构建“中国模式”理论范式。同时,政治现象多元化推动研究议题的多元化,促使学者们研究范围更加细化和专业化,学界逐渐划分出东亚、东南亚、中东北非等地区性研究领域,来探究各地区政治独特性。

  另一方面,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计算机技术的兴起,大数据分析和统计方法进入比较政治学方法论研究范畴,推动量化研究结论朝着更加科学化方向发展。传统的历史、规范研究也重回主流方法论研究领域,例如,2009年阿利诺运用比较历史社会学进行多中心主义治理研究。研究议题的多元化对研究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从而导致定性、定量、质性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共存,也推动了理论研究范式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

  综上所述,研究者对量化研究方法的认知转变,推动了比较政治学方法范式遵循“密尔五法-量化研究-多元方法论范式”的路径发展,推动了理论范式遵循“国家中心主义-结构功能主义-新制度主义-理性选择主义为代表的多元范式”的路径发展。量化研究方法为比较政治学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作者简介

姓名:王宏禹 王丹彤 工作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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