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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兆华:新中国建立以来人民政协性质定位的历史演进
2019年08月23日 10:18 来源:《理论视野》2019年第7期 作者:朱兆华 字号
关键词:新中国;人民政协;定位;历史演进

内容摘要:

关键词:新中国;人民政协;定位;历史演进

作者简介:

  【提 要】新中国成立70年来,人民政协性质定位的历史演进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建国初期从“代行人大职权”到“统一战线组织”的历史转型;新时期“人民政协是统一战线的组织,是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机构,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三重维度的新拓展;新时代“协商民主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的新定位。其中“专门协商机构”定位赋予人民政协以更专门的政治职责和作用,使国家层面的协商民主形式不仅在政治理论和总体设计上,而且在实践上迈出了一大步。

  【关键词】新中国 人民政协 定位 历史演进

  【作者简介】安徽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47(2019)07-0009-06

  【DOI】10.19632/j.cnki.11-3953/a.2019.07.002

  从“新中国”到“新时期”,再到“新时代”,不同历史时期党对人民政协性质定位的发展,使人民政协从代行人大职权转型到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并逐步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民主政治的重要形式。今天,人民政协已被定位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的新定位。

  一、新中国新转型:从“代行人大职权”到“统一战线组织”

  (一)历史使命:“代行全国人大职权”

  中国共产党要领导民主,党自身必须是民主的。20世纪4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就开始设想如何建立未来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认为应该把民主集中制原则运用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只有这样的政体形式,才能与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体内容相适应,政体形式与国体内容的结合才是真正的“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对未来中国政权组织中的“民主集中制”作了明确的阐释:“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1] 根据原来的设想,1948年中共中央发表“五一口号”,提议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目的就是为了和各民主党派讨论商议关于召开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事宜,希望尽早成立民选的中央政府。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新中国采取什么样的政体时,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2] 但是,由于人民解放战争胜利之快捷超出了预期,中共必须要加快建政的步伐。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首先要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普选,而当时还没有条件一下子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普选以建立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为此,10月8日,中共中央将《关于新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文件第一次以书面形式向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等民主党派领导人征询意见。这份文件首次提出了新政协的任务,即制定《共同纲领》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1949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决定:“一九四九年必须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组成中央政府,并通过共同纲领。”[3] 至此,新政协被赋予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完全改变了当初设定的任务。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同时也标志着制度化的政治协商正式形成。

  (二)明确定位:“统一战线组织”

  1952年10月,中共中央派出以刘少奇为团长的代表团,参加联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受毛泽东的委托,刘少奇就中国政权建设的有关问题向斯大林征求意见。斯大林建议中国应该立即制定宪法,建立民选的政府。他认为,“你们不制定宪法,不进行选举,敌人可以用两种说法向工农群众进行宣传反对你们:一是说你们的政府不是人民选举的;二是说你们国家没有宪法……你们应该从敌人(中国的和外国的)那里拿掉这些武器,不给他们这些借口。”[4] 斯大林的意见与毛泽东当初的想法不谋而合,于是,中共中央快速作出反应,并于1952年12月发出《关于召开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第一次向全党提出准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的任务。随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召集了多次党外民主人士和政协座谈会,听取意见并解释说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的有利条件以及必要性和重要性,取得民主党派人士的理解和支持,足见中共中央对这一问题的高度重视以及对民主党派和人民政协的尊重。1954年宪法的制定,最大限度地发扬了民主,无论是在形成宪法草案的过程,还是在宪法草案的全民讨论中以及在全国人大审议通过草案的讨论中,都体现了鲜明的人民性和广泛的协商性。1954年宪法第一次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认了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载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5] 这样,1954年宪法从法理上宣告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结束。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中共中央决定,指出人民政协不再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但还要在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中发挥作用。其实,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自1949年9月21日召开,9月30日结束,会议只有九天,因而真正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也只有九天,这是因为,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所产生的全国委员会和国家政权机关并无直接关系,全国委员会是统一战线组织,并非国家权力的最高组织。所以人民战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组织的性质定位一直贯穿于其政治活动过程的始终。不过,我们一般把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视为人民政协性质和任务转型的标志。

  回溯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民主政治从新中国成立一开始就表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从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关系来看,在中国先有协商民主,后有选举民主,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民主政治逻辑。当时的政协委员并非选举产生,而是邀集来的,政协委员之间虽有阶级立场、政党背景、界别身份、民族归属的差异性,但却能在协商对话的基础上形成《共同纲领》这样的政治共识,充分展现了协商民主的魅力和优势。回顾历史,我们还可以看到,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还要保存人民政协,目的是为了完善人民民主、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应该说,两种民主形式既各自运行又相互联系的民主态势的形成,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了不起的政治杰作。[6] 1954年12月,毛泽东在《关于政协的性质和任务》的讲话中指出:“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以后,有些人认为政协作用不大了,政协是否还需要成了问题。现在证明是需要的。”[7] 与第一届全国政协的盛况相比,第二届全国政协的平静召开,在一部分非中共人士中引起相当大的反应,围绕政协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等问题展开了一场争论。针对存在的一些模糊认识,毛泽东明确指出,政协的性质不同于国家权力机关,它有别于国家行政机关,不要把政协搞成国家机关,否则民主集中制就讲不通了。毛泽东所阐述的观点成为对政协定位的重要指导原则,同时也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开国之功以及对全部政权的领导,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民主价值理念、基本原则以及运行机制,必然对人民民主的价值取向、存在形式、运行方式等产生重要的影响。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表明中国共产党成功地把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运用于人民民主的国家政权,具有了党领导国家的意义。

作者简介

姓名:朱兆华 工作单位:安徽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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