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政治学
陈进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国家逻辑
2019年07月18日 15:3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5期 作者:陈进华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摘要:治理体系是国家运行的制度载体和机制保障。西方的治理困境及中国的治理实践表明,国家主导是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作为一个世界性议题,治理体系现代化国家逻辑的核心问题是,构建有效应对和化解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的治理规则、程序及其秩序。换言之,国家逻辑不是国家权力的主观意志,而是根植于国家与社会关系共同体建设的动态演化的历史过程,是面向实践解决国家的均衡建构问题。中国倡导以国家逻辑为主导的现代化治理体系,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而是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形成面向人民之治的国家善治,以系统性地回应信息化、全球化带来的国家治理变量的重大调整。在资本原则主导的治理方案难以应对全球发展问题的时代背景下,坚守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国家逻辑,不仅有助于走出“多中心治理”的迷思,正确发挥国家在治理体系中的权威引领作用,更是实现社会公正、提高市场效率、培育社会自治的制度架构与机制保障,为全球范围的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开辟了新的文明类型。

  关键词:治理体系 治理能力 现代化 国家逻辑

  作者:陈进华,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苏州 21512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主任(苏州 215123)。

  治理体系是国家运行的制度载体和机制保障。国家是治理体系现代化中具有威权引领功能的重大责任主体,遵循、维系和保障国家逻辑是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坚守的基本原则,是深化国家与社会共同体关系的合理需求,是规范多元治理主体之间要素分层和功能重叠的定海神针。然而,治理理论在西方兴起之初,所谓“没有政府统治的治理”等口号,明确传递出主张国家退场、消解国家逻辑的立场。本文旨在通过理论阐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中国方略,揭示“国家的回退”的西方治理困境,探讨坚守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国家逻辑的缘由、内涵及其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以期深化我们对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国家逻辑的理性认同和自觉践行。

  一、西方治理话语对国家逻辑的消解

  从西方治理理论出场的原初语境来看,强调国家退场是基本一致的诉求。西方治理理论自20世纪90年代兴起以来,“国家的回退(rolling back)”就成为赋值“治理”概念能指的逻辑设置,并以此彰显区别于“统治”(government)的“治理”(governance)特性。概括地说,“治理”与“统治”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的主体是多元的、分散的;后者的主体是一元的、集中的,只能由作为社会公共权力部门的政府来承担。这种主体上的区分和指认,构成西方经典治理理论的话语基点。正如法国学者让-彼埃尔·戈丹所言:“治理从头起便须区别于传统的政府统治概念。”与此相似的论述在格里·斯托克、罗伯特·罗茨、阿尔坎塔拉等人那里都有所提及。简言之,作为旨在拯救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新模式,西方治理理论在其论证和实施过程中是以消解国家权威逻辑,促进治理多元化、去中心化为旨趣的。詹姆斯·罗西瑙所提出的“没有政府统治的治理”是这种消解国家逻辑立场的典型口号。

  随着治理理论的发展和治理实践的推进,一些研究者逐渐发现,治理本身并不是万能的,其效力也是有限度的。英国学者鲍勃·杰索普认为:“虽然有愈来愈多的人热衷于以治理机制对付市场和/或国家协调的失败,我们仍不应当忽视一种可能:以治理取代市场和/或等级统治是会失败的。”杰索普认为,作为一种新的公共管理范式,治理在实践中不仅要受到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及自组织自身因素的制约,还时刻处在“合作与竞争”、“开放与封闭”、“可治理性与灵活性”、“责任与效率”的两难处境,因此,一种不含任何失败风险可能性的治理体系是不可欲的。为了规避治理体系的失败风险,杰索普提出“元治理”(自组织的组织)概念。由于“元治理”本身是需要主体在场的,因而在这种理论语境中,国家在治理体系中的功能作用被重新凸显出来了。杰索普说:“大体来说,这个元治理角色应当由国家承担。这是因为它那种显而易见的似非而是的地位:一方面,作为一个制度性子系统的国家不过是更广泛更复杂的社会的一部分,但它同时又按常规承担着(特别是作为最后一着)保证该社会的机构制度完整和社会凝聚力的责任。”杰索普在阐述“元治理”理论的过程中,对作为“元治理”主体的国家和作为传统公共权威的国家进行了区别,并对“元治理”本身失败的可能性进行了指认,但不容否认的是,那个曾经被祛魅的国家又返魅了。当前,“元治理”理论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认可,由此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在治理体系中,国家到底在不在场?国家承担“元治理”角色,是否意味着治理向统治的返回?成为“元治理”主体后的国家就不具有原先的局限性吗?就不会失灵吗?等等。这些问题构成了西方治理理论的内在困境。

  其实,在西方思想史上,“国家功能”是一个常新常议的学术主题,伴随市民社会从国家中分离出来之后,关于国家的功能作用的理论探讨最初聚焦为古典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之争,前者的代表性理论是强调“看不见的手”的重要作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后者的代表性理论是强调“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黑格尔法哲学。当前,不少论者在研究治理体系的国家逻辑问题时,习惯于在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之争的框架下进行辨析。严格地讲,这种分析模式是不严谨的。从本质上说,西方治理理论在当代的出场及其影响力的不断增大,代表着倡导限制国家权力的自由主义话语在全球的崛起,因此,在西方治理理论的内部探讨中,不论是“国家的回退”还是“向国家回退”,都是以治理为基本框架的自由主义内部争论。正是在这种内部争论中,治理理论的内在困境以“国家在不在场”的问题形式在理论和实践发展中呈现出来。

  对于“国家在不在场”所反映的西方治理理论的内在困境,需要走向历史和现实的深处,拨开纷繁复杂的理论迷雾,才能对该问题实现本质性把握和科学性解答。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立场的资本批判语境看,西方治理理论“国家在不在场”问题的凸显以及治理理论内在困境的产生和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增殖方式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其本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增殖方式的内在困境,是由于资本发展必然导致“社会分工的无政府状态”。当今世界一些发展中国家治理实践的失败,恰恰也是由其在治理实践中消解国家逻辑造成的。恰如福山所描述的那般:“软弱无能国家或失败国家已成为当今世界许多严重问题(从贫困、艾滋病、毒品到恐怖主义)的根源。”

  回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可以发现,“国家在不在场”始终是一个与资本相关的不断变化的核心问题。这一变化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和起步阶段。当时,面对中世纪封建贵族割据、国家(王权)力量薄弱的局面,资本为了更好地实现价值增殖,需要一个具有绝对权威性的国家(君主国)的出现。一方面,资本的快速发展需要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形成统一的语言、统一的货币、统一的交换形式,而对于当时的社会发展来说,这一切的实现前提是王权对贵族割据状况的取缔。另一方面,资本原始积累需要依托于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等方法,“但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为此,市民等级和王权力量在当时基于共同的目标,携手击败瓦解了封建贵族的分封力量,建立了以王权为主导力量的君主国,即吉登斯所指认的绝对主义国家。这在理论和意识形态层面必然呈现为对具有绝对权威的国家逻辑的支持。第二阶段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和发展,市民等级和绝对主义国家的矛盾逐渐激化起来。一方面,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尽管市民等级“这一联盟帮助王权取得最后胜利,而王权则以奴役和掠夺回报它的盟友”。另一方面,对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而不断壮大的市民等级来说,绝对主义国家的存在已经构成其进一步前进的障碍。我们知道,雇佣劳动和资本关系的两大历史条件是“自由劳动以及这种自由劳动同货币相交换”、“自由劳动同实现自由劳动的客观条件相分离”,但在“一切归王权所有”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绝对主义国家,这两大历史条件是极度缺乏的,更谈不上自由开放的物物交换环境。因此,对国家权威的消解必然成为这一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和意识形态诉求。第三阶段是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在这一阶段,资本完全控制了国家,以政治权力的形式对内垄断市场、对外瓜分世界,以最大限度地实现价值增殖,其结果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那样,“社会的国家化与国家的社会化是同步进行的”。无需赘言,这一阶段的资本发展在理论和意识形态层面是提倡一种具有绝对权威的国家逻辑的。第四阶段是晚期资本主义阶段。资本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危机,如生产不断扩大和消费日益饱和之间的矛盾所导致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生产无限性和自然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所导致的生态危机等。为了克服这些危机,资本需要不断创新,在增殖方式上逐渐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转换。采取多元化、差异化、虚拟化的增殖方式,是晚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要特点,这种生产方式在理论和意识形态层面的诉求必然是多元化、非中心化的,必然主张国家逻辑的退隐。从时间上看,西方治理理论是在晚期资本主义阶段提出的,作为一种系统化的理论,它顺应并维护了晚期资本主义的后工业化生产方式。因此,有学者在后现代意义上对西方治理理论进行考察,指出:“从本质上看,治理理论试图全面消解现代性的绝对主权观念,从而表现出较明显的后现代性倾向。”

  可见,在西方近代以来关于“国家在不在场”问题的探讨中,无论是倡导国家的绝对权威,还是主张消解国家权力、让权力回归社会,在本质上都反映和满足了一定历史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增殖方式的现状和需求。西方治理理论的出场及其对国家逻辑的消解,不过是晚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后工业化转向在理论和意识形态上的表现。只有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我们的治理理论和治理实践才能摆脱西方治理理论的牵引,从而避免陷入晚期资本主义布下的理论和意识形态陷阱。

作者简介

姓名:陈进华 工作单位: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职称:教授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孙志香)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验证码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
最新发表的评论0条,总共0 查看全部评论

回到频道首页
QQ图片20180105134100.jpg
jrtt.jpg
wxgzh.jpg
777.jpg
内文页广告3(手机版).jpg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