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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耀桐:列宁反对形式主义的论述与实践
2019年06月18日 16:17 来源:《理论视野》2019年第5期 作者:许耀桐 字号
2019年06月18日 16:17
来源:《理论视野》2019年第5期 作者:许耀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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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列宁从走向社会、投身革命运动起,就关注到沙皇时代形式主义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并对沙皇政府盛行的形式主义进行尖锐的揭露抨击。列宁对革命队伍中发生的关于形式主义的争论以及怎样认识看待形式主义的问题也做出深刻、正确的分析。在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形式主义的现象后,列宁作出了直言不讳、毫不留情的批评。列宁反对形式主义的论述与实践历程,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和有益的启示,有助于当前我们深入开展反对形式主义的斗争。

  【关键词】列宁 反对 形式主义 论述与实践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47(2019)05-0005-06

  【DOI】10.19632/j.cnki.11-3953/a.2019.05.001

  在列宁的著作中,不乏对形式主义的揭露抨击和分析批评。形式主义是官场上的一种恶劣作风和做法,它的典型特征是,机关部门和人员一切讲究程式套路,脱离社会实际,只做表面功夫而丝毫不解决问题。患有形式主义弊端的机关部门和人员,往往思想简单、墨守成规、照搬照套,拉架子、造声势、吓唬人,习惯于按烦琐的规则办事,拿堆砌的数字材料向上级汇报交差或应付检查,工作处于空忙状态却毫不顾及实际效果。本文对列宁反对形式主义的论述与实践历程进行梳理,有助于我们认识当前形式主义的危害,纠正形式主义的错误,有力地开展反对形式主义的斗争。

  一、对沙皇时代盛行形式主义的揭露抨击

  从走向社会、投身革命运动起,列宁就关注到沙皇时代形式主义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对沙皇政府盛行的形式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揭露抨击。

  列宁于1894年春天开始深入工人群众,主持工人马克思主义小组组织员会议。当年秋冬,他领导彼得堡的进步工人小组,给维堡、涅瓦关卡等地的工人小组讲课,并参加工人的集会。1895年1月,列宁就彼得堡谢米扬尼科夫工厂的工潮事件,撰写告该厂工人的传单,这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第一份宣传鼓动传单。冬天,列宁主持有各工人小组的代表参加的工人运动指导中心小组会议,讨论从小组宣传转向群众性政治鼓动问题,创建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把彼得堡的约20个马克思主义小组团结在一起,通过组织员同七十多个工厂保持联系。正是在参加工人运动的实践中,列宁了解了俄国沙皇制度下的工厂管理,对其中充塞的形式主义作了严厉的指责。

  在1895年秋写的《对工厂工人罚款法的解释》中,列宁指出,工厂工人罚款法规定:凡工作草率、旷工怠惰等就要受到罚款,从工资里扣除;无任何过失、勤勉认真的,可将罚款当作补助金“奖励”给工人。但工人每一次领取补助金时,则需要办理复杂烦琐的手续,都要到医生或警察局那里去搞证件。在医生那里,他多半会遭到粗暴的对待;在警察局那里,他如果不行贿的话是什么事也办不成的。这些程序虽然在法律里一点也没有提到,却在大臣颁布的条例中做了明文规定。因此,列宁愤怒地指出,这“布下一个愚弄和腐蚀工人的毫无意义的官场形式主义罗网”[1]。本来,用罚款支付补助金,用的是工人自己的钱,然而工人自己却做不了主,竟要听凭工厂老板和政府机构决定,这是一种令人难以容忍的不公正。列宁号召工人应当争取到使法律规定他们有权选出代表,去监督罚款归到罚款积金中 去的情形,并由自己决定如何使用。

  1901年1月11日,曾发生了沙皇政府的国民教育部把基辅大学183个大学生强迫送去当兵的事件。事件的起因是起诉他们“结伙闹风潮”。这是根据1899年7月沙皇政府颁发的一个暂行条例,对大学生和社会人士实施威胁与惩办措施。对此,列宁辛辣地讽刺道,大学生的要求其实是温和的、毫无恶意的,政府却惊恐万状,似乎感到斧头已经砍到它维持统治的支柱上了,这是“以俄国官吏历来所特有的冷漠的形式主义态度来对付他们”[2]。可以说,正是沙皇政府令人可笑的形式主义,吹毛求疵,排斥民意,才引起学生的极端不满,并且很自然地促使青年起来反对警察和官僚统治的整个制度。

  1901年1月23日,还发生了农民季莫费·瓦西里耶维奇·沃兹杜霍夫被殴打致死的案件。这件普通案件的情节很简单,沃兹杜霍夫是被送到区警察局去“醒酒”的,但在那里遭到4个警察和派出所代理巡官的一顿毒打,第二天就死在医院里。这个事件很清楚地说明了,警察局平日的所作所为和草菅人命。列宁就此写了时评,指出沃兹杜霍夫虽说喝了酒,其实并没有醉,在被带到警察局去的时候能心平气和地和警察谈话,到警察局后还清楚地说出自己的姓名和身份。尽管如此,他却被推进拘留室隔壁的“士兵室”。在推进去的时候,士兵的军刀碰在门钩上把手划破了,士兵以为是沃兹杜霍夫抓住军刀,就扑过去打他,还大声喊叫道,说自己的手被人砍伤了。士兵使出全身力气,打沃兹杜霍夫的脸、胸部和肋部,直打得他仰面朝天,头碰到地上,连声求饶,第二天清早发现他完全失去了知觉,送到医院后8小时昏迷不醒就死了。解剖尸体时发现他的肋骨断了10根,浑身青紫,脑内淤血。事后,莫斯科高等法院特别法庭在下诺夫哥罗德审理的法院,只是对相关的警察作了4年苦役和1个月拘留的轻判,而不是当作凶手来处置。对此,列宁愤怒地指出:“法官们对这个问题的冷漠态度不仅反映了官场上的形式主义,而且反映了俄国人的苟且偷安的观点。”[3] 这样的官场形式主义,势必助长警察的嚣张气焰。列宁以反讽的口气说,警察以后只需小心点,只要记住俄国最最重要的戒律:“打吧,但不要打死!”列宁并以这句俄国式的揶揄之语,作为抨击形式主义时评的标题。

  二、对革命队伍中争论形式主义的分析

  由于形式主义臭名昭著,人人避之唯恐不及,在革命队伍中也发生了关于形式主义的争论以及怎样认识看待形式主义的问题。对此,列宁在其一系列著作中,做出了深刻、正确的分析。

  1903年7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的任务是要制定党纲和党章,从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上真正完成建党的任务。然而,会议期间在党章第一条关于党员资格的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列宁提出的条文是:凡是承认党纲、在物质上支持党并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人,都可以成为党员。马尔托夫提出的条文是:凡承认党纲,并在党的机关监督和领导下为实现党的任务而积极工作的人,可以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二者的不同,似乎只在于作为一个党员要不要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然而却包含着根本的原则性区别,即:是要建立一个有组织严密的真正的工人阶级政党,还是要一个成分复杂、组织涣散和不定型的团体。

  随后,在选举中央委员会和《火星报》编辑部编委时,党内形成了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多数派)和以马尔托夫为代表的孟什维克(少数派)。但是,二大之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孟什维克控制了《火星报》编辑部,他们把要求每个党员参加党所承认的一个组织说成是“形式主义”,攻击列宁强调党的集中统一是“官僚主义的形式主义的危害问题”[4],把遵照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正式决议办事的布尔什维克叫作“形式主义者”,把接受了代表大会的全权委托的人叫作“官僚”。

  对于这样的攻击,列宁气愤地回答道,孟什维克所指称的布尔什维克的形式主义完全不实,“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产生,应该归咎于那些拒绝在中央机关领导下进行工作、因而使得难以避免形式主义地处理问题的人”[5]。这就是说,主张党的组织集中统一、承认党的代表大会的一切决定和一切选举对自己具有绝对的约束力、少数服从多数这些涉及根本原则的问题,绝不是什么形式主义,而是由反对和拒绝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孟什维克人为制造出来的形式主义。换言之,孟什维克所说的形式主义不过是强加在布尔什维克头上的罪名而已。

  那么,什么才是党内的真正的形式主义呢?列宁列举了马尔托夫提交的党章草案,其中就包含了“‘过分的’毫无意义的形式主义”[6]。例如,在党章草案第一条党员的第二款里规定:“党员如果违反党的利益,由中央委员会作出决定开除其党籍。[说明开除理由的决定书,应保存在党的档案库里,并须根据要求,通知每个党委员会。对于中央委员会关于开除党籍的决定,在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委员会要求时,可以向代表大会提出申诉。]”[7] 列宁用方括号来表明马尔托夫草案中那些显然没有什么意思的议论,这些议论不仅没有什么“思想”,而且也没有什么肯定的条件或要求,比如竟然绝妙地指明决定书究竟要保存在什么地方。列宁指出:“这正是过分玩弄辞藻或十足的官僚主义的形式主义,即杜撰一些多余的、显然没有益处或文牍主义的条款。”[8] 在这里,列宁给形式主义下了一个准确的定义,形式主义就是玩弄一些好看而无用且千奇百怪的条规。

  列宁在其后,进一步阐明了“形式”与“形式主义”的区别与联系。列宁指出,党的代表大会、党的纲领、党的章程、党的决议,以及遵守这些党的决定、服从中央委员会和产生的领导人的领导、实行少数服从多数,这些虽然都是一定的条件和形式,却不是形式主义。列宁说:“这些条件是不是形式主义的呢?约诺夫同志以轻蔑的口吻谈论‘形式’,却不懂得进行协商和遵守协定的正式条件之间的最根本的区别。”[9] 约诺夫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崩得领袖之一, 1906年代表崩得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1907年是党的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的代表,1908年12月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会议的工作,在基本问题上他都支持孟什维克。约诺夫总是以轻蔑的态度对待“形式”问题,对待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把一切形式都当成形式主义。“约诺夫同志的诡辩无非就是说:中央委员会通过许多决定,其中不仅有根据多数票通过的,而且也有各个互相对立的流派在一些最重要的问题上进行协商而作出的,所以,今后也就不一定必须在形式上执行这些决定”。[10] 以拒绝形式作为拒绝形式主义,这当然是完全错误的。无产阶级政党的自身组织和领导革命活动,都离不开形式,这绝不是形式主义。形式主义固然是与一定的形式相联系,但是,决不能把形式和形式主义混淆起来,只有那些无聊的、无效的形式,并把它们奉为不可更改的规矩加以固守,才叫作形式主义。

  三、对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形式主义的批评

  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后,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列宁很快发现,由来已久、无孔不入的形式主义怪象也出现在苏维埃政权中。为此,他对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形式主义,做出了直言不讳、毫不留情的批评。

  苏维埃国家机关的形式主义,集中地表现为一切都要按照刻板的、繁文缛节的规定来办理,造成办事拖拉,毫无工作效率。1918年10月27日,列宁同一批被派往南线的彼得格勒维堡区工人谈话,听取他们对莫斯科苏维埃办事拖拉的意见。列宁就此专门写了信,让他们持信去找莫斯科苏维埃。列宁在信中明确要求:“莫斯科苏维埃立即接待这些彼得格勒工人,克服接待工作中的形式主义。”[11]

  1921年4月15日,列宁写便条给俄共(布)中央书记维·米·莫洛托夫,“批评没有及时向莫斯科鲍曼高等技术学校的教授传达中央4月14日决定一事,认为在党中央机关里发生这种拖拉作风是绝不能允许的”[12]。5月6日,列宁读到纺织工业工作人员阿·亚·别利亚科夫刊登在5月5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上的文章,文章反映:“由于形式主义和拖拉作风,致使纳罗福明斯克纺织厂缺乏燃料,不能继续生产。”[13] 列宁认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他委托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瓦·亚·斯莫尔亚尼诺夫搜集这方面的材料,研究解决存在的形式主义问题。

  社会主义国家的形式主义绝非一桩小事,它严重地危及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发展,影响到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1918年8月3日,列宁在致粮食人民委员亚·德·瞿鲁巴的信中指出:“斯维尔德洛夫的弟弟负责在7天内将几万普特马铃薯(低于莫斯科一般价格)运到莫斯科,粮食人民委员部的形式主义妨碍这一工作的进行。”“为了同饥饿作斗争,各地苏维埃的代表们请求准许运进粮食,他们将严格遵守粮食人民委员部的一切规章和计划,然而存在形式主义等等。”[14] 列宁对于这样误国误民的形式主义深恶痛绝,抱着疾恶如仇、严惩不贷的态度。

  1919年库尔斯克中央采购局办事处人员延误了给饥饿中的莫斯科工人送粮的任务,列宁当即给库尔斯克省执行委员会发去电报,要求立即逮捕这个办事人员,“因为他没有帮助莫斯科120名饥饿的工人,而是让他们空手离去。应当在报纸上和传单中公布这则消息,让各中央采购局办事处和粮食机关的全体工作人员都知道,以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态度对待工作,对饥饿的工人帮助不力,将受到严厉制裁,直至枪决”[15]。在给辛比尔斯克省粮食委员的电报中,列宁以同样严厉的口气指出:“彼得格勒和莫斯科42个饥饿工人团体的委员会控告您指挥不力。我要求您拿出最大的干劲来,对工作不要采取形式主义态度,要从各方面帮助饥饿的工人。如果做不出成绩来,我将不得不逮捕您的各机关的全体人员并送交法庭审判。”[16] 列宁要求随后电告执行情况,对于农民交来的粮食,一定要昼夜不停地收购。列宁也警告道,一旦查实您在4时以后便不再收粮而迫使农民等到早晨,那您将被枪毙。

  对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形式主义,如何予以克服铲除呢?1921年9月3日,列宁在给德·伊·库尔斯基的信和给秘书的指示中谈道:“我已经通过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把格拉夫季奥教授的一份意见书及有关拖拉作风的一些惊人的材料给您送去。这种拖拉作风在莫斯科各机关和中央各机关尤其屡见不鲜。因此,应当更加注意同这种现象作斗争。我的印象是,司法人民委员部对这个问题采取的态度完全是形式主义的,也就是说是根本不正确的。”[17]

  列宁对克服铲除机关中的形式主义具体提出了七条措施:一是把这件事提交法庭处理;二是对失职人员既要在报刊上申斥,又要严加惩办;三是通过中央委员会督促法官严惩拖拉作风;四是举行莫斯科人民审判员、法庭陪审员等的会议,以制定反对拖拉作风的有效措施;五是在近期务必将莫斯科有关拖拉问题的4~6起案件提交莫斯科法院审理,要选择“比较引人注目的”事件,使每次审判成为有政治影响的事件;六是从共产党员中间物色一些处理拖拉问题有经验的精明的“专家”,这些人比较严厉、办事比较果断,以便学会整治拖拉作风;七是发表一封关于反对拖拉作风的写得好、道理讲得透彻、非官样文章的信,作为司法人民委员部的通告。[18] 这七条措施体现了列宁以法治和德治、严厉惩处和宣传教育相结合的方法来治理形式主义的清晰完整的思路。

  四、列宁反对形式主义的启示

  在上个世纪初,无论在俄国的革命时期,还是在建设时期,列宁都持续地进行了反对形式主义的斗争,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和有益的启示。

  首先,列宁对沙皇时代旧社会的形式主义有着深入到本质的认识。列宁认为,沙皇时代的旧社会之所以产生形式主义,其根源在于沙皇专制制度,而形式主义本身也是为沙皇专制制度服务的。以列宁揭露沙皇颁布的工厂工人罚款法为例,沙皇之所以需要如此的条例,要求工人必须向工厂老板申请补助金,就是为了造成一种工人从属于老板的新形式而已。老板借助着条例,借助其中办理复杂手续的形式主义,就有可能去压迫那些由于不愿意受欺侮而使他感到不满的工人,老板拒绝工人的请求,就会使工人根本拿不到补助金。相反,对那些迎合老板,向老板献媚的工人,对那些向老板告发自己同伴的工人,老板会准许发给他们一笔特别优厚的补助。结果,在罚款和领取补助金问题上,就会强化工人对老板的从属关系,还会产生分化工人,培养奴颜婢膝、阿谀奉承的新的从属关系。

  列宁指出,罚款法和罚款条例以其“枯燥的词句和冷冰冰的官腔来吓唬工人的这一整套极端复杂的制度”[19],必将使工人认识到:“只要工人对资本家的依赖关系还存在,法律就根本不会改善工人的处境,因为法律总是偏袒厂主资本家的,因为厂主总是会想出一些诡计来规避法律的。工人既懂得了这一点,也就会看到,他们只有一种自卫的方法,就是联合起来反对厂主,反对法律所规定的那些不合理的制度。”[20] 这就说明了,如果要消灭资本家和厂主,消灭剥削制度和铲除由此产生的形式主义,就一定要推翻沙皇专制制度。

  其次,列宁对于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形式主义也有着深刻的认识。苏维埃政权在建立后短短的时间里,就反复出现了严重的形式主义,这实在耐人寻味、深思。列宁认为,新生政权滋长形式主义,其政治根源在于旧政府机关和留职人员的思想影响。沙皇时代的旧管理人员和专家等加入苏维埃政权的工作,带来了沙皇专制主义残余,也影响了一部分新进入国家政权机关的工农分子。列宁指出,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机关实质上“是我们从沙皇制度那里接收过来的,不过稍微涂了一点苏维埃色彩罢了”[21]。而在“短的时期内,特别是在战争、饥饿等等条件下,要把它改造过来是完全不可能的”[22]。

  同时,俄国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存在着汪洋大海般的小生产,1920年时的苏俄农村人口占到了全国居民的85%,因此,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一样,它的另一个经济文化根源就在于“小生产者的分散性和涣散性,他们的贫困、不开化,交通的闭塞,文盲现象的存在,缺乏农工业之间的流转,缺乏两者之间的联系和协作”[23]。这说明,不但苏维埃政权机关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形式主义,而且形式主义还会长期存在,与形式主义做斗争势必经历一个艰难和顽强的过程。

  针对社会主义国家产生形式主义的根源问题,列宁提出了克服和战胜形式主义的三项主要措施:一是要大力改造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机关;二是要加快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三要广泛吸收人民群众参加国家机关的管理和监督。列宁要求,让劳动人民参加工农检查院的工作,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进行严密的监督,“使几十万、几百万劳动者通过工农检查院受到锻炼,学会管理国家(要知道,谁也没有教过我们这一点),使他们能够代替几十万资产阶级官僚”[24]。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参与治理和监督,是克服形式主义的最有效途径。

  最后,列宁对于怎样辨识形式主义和反对形式主义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一是列宁关于形式主义的定义告诉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观点看待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内容不能没有形式,内容总是需要借助形式才能得到表现;但内容决定着形式,不能为形式而形式,搞那些没有实际内容和意义的形式。因此,是否搞了形式主义,判断的标准完全取决于这个形式本身是不是符合了实际的需要,是不是有用的和有效的。凡是搞了脱离实际、哗众取宠、没有任何实际效果的形式,就一定是形式主义。这说明,一切从实际出发,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是我们识别和抵制形式主义最强大的武器。

  二是列宁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关系作出的分析告诉我们,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紧密联系,形式主义从属于官僚主义。在列宁反对形式主义的论述中,往往把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相提并论,而且称之为“官僚主义的形式主义”,这揭示了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存在着“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关系。列宁指出,旧国家的官僚是“专干行政事务并在人民面前处于特权地位的特殊阶层”[25],从专制的、半亚洲式的俄国起,到有文化的、自由的、文明的英国止,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种不可或缺的官僚机关。由官僚和官僚机关形成的思想作风态度、办事现象特点等,就构成了官僚主义。官僚主义有着种种的表现,而其中的一种就是形式主义。由于形式主义是一种典型的官僚主义,在实际中造成的危害甚烈,因而,列宁常把它们两个并称,这突出了形式主义在官僚主义光怪陆离的谱系中占有的特殊位置。由列宁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之间关联度的分析可知,反对形式主义离不开反对官僚主义,如果只反对形式主义而不反对官僚主义是不可能彻底根绝的,必须把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密切地结合起来。

  注释

  [1]《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8页。

  [2][3]《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6页;第364页。

  [4][7] 转引自《列宁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1页;第240页。

  [5][6][8]《列宁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7页;第240页;第240~241页。

  [9][10]《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62页;第262页。

  [11]《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16页。

  [12][13]《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63页;第504页。

  [14][15][16]《列宁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5页;第454~455页;第455页。

  [17]《列宁全集》第51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75页。

  [18] 参见《列宁全集》第51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75~276页。

  [19][20]《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1页;第64页。

  [21][22]《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50页;第341页。

  [23]《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11页。

  [24]《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8~49页。

  [25]《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7页。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一级教授)

作者简介

姓名:许耀桐 工作单位: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职称:一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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