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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世红: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价值功能与治理效能
2019年06月18日 11:31 来源:《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 作者:任世红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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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任世红,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教授,《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副主编。江苏 南京 210000

  内容提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较之于一党制、两党制或多党制等旧式政党制度而言,是一种新型政党制度。从民主价值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所蕴涵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具有内生性和人民性,是实现人民民主的一种新型政党制度;从政治功能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兼具一党制与多党制的功能优势,其政治功能具有集成性和超越性,是代表和实现人民利益的一种新型政党制度;从治理效能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现代国家治理具有契合性和有效性,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制度安排,是实现多党合作治理的一种新型政党制度。

  关 键 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价值功能/治理效能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相较于一党制、两党制或多党制等旧式政党制度而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一种新型政党制度。从民主价值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基于合作救国的革命逻辑和“国事是国家的公事”的政治逻辑,在探索救亡图存和协商建国的实践中生成的,其民主价值具有内生性和人民性,是实现人民民主的一种新型政党制度;从政治功能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以及无党派人士基于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共同政治理想和政治诉求,集纳一党制与多党制的制度优势于一体,其政治功能具有集成性和超越性,是代表和实现人民利益的一种新型政党制度;从治理效能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基于合作治理的理念而建构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制度安排,与现代国家治理具有契合性和有效性,是实现多党合作治理的一种新型政党制度。

  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民主价值的成长逻辑

  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代表人民执掌国家政权,其领导权和执政权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也具有外在的排他性。实行共产党领导与执政的政党制度,关乎社会主义的生死存亡,关乎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成败得失。在世界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史上,存在着两种政党制度模式:一种是苏联式的共产党一党制,其基本特征是共产党“党外无党”,国家治理维系于共产党一身;另一种是中国式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其显著特征是共产党“党外有党”,共产党及其友党合作治理国家。两种模式下,共产党的领导权和执政权都具有一元性和独享性。冷战结束后,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无论是“变”还是“不变”,都迫切需要理论与价值的建构,并在国际与国内争取话语权。按照选举民主的逻辑和规则,多党竞争、轮流执政被视为政党制度的民主范式,共产党领导和执政因不符合这一标准被攻讦为专制或独裁体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当然不能“言必称希腊”,把多党制或两党制奉为圭臬,而是要回归人民民主的逻辑,把共产党领导与执政的政党制度与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治理体系有机统一起来,在创建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制度体系的同时,建构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价值体系和话语体系。同理,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不仅要加强制度建设,而且要从理论上回应对多党合作制度民主价值和功能优势的质疑或否定,建构多党合作制度的价值体系和话语体系,切实增强多党合作的制度认同,重建多党合作的制度自信。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最早孕育与实际发生,既是基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现实需要,也是基于“国事是国家公事”的逻辑原点。抗日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成为中国共产党争取朋友、壮大自己、战胜敌人的革命法宝。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囊括了主张抗日的不同阶级、政党、民族乃至宗教力量,爱国主义成为凝聚团结抗战的最根本动力。同时,作为主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国共两党,既有团结抗日的共同目标,又有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冲突。为了争夺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中国共产党必须采取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与策略,既要照顾同盟者的经济利益,又要维护同盟者的政治权利,唯有如此,才能在抗战胜利取得民族解放之后进一步建立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争取人民解放的革命前途。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统筹兼顾各抗日阶级、抗日党派的利益诉求,中国共产党实行了“减租减息”和“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基本经济政策,同时在抗日根据地建立起“三三制”的民主政权。民主是团结的条件,商量是民主的真谛。为了反对党内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毛泽东不仅提出共产党“不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小宗派,我们一定要学会打开大门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善于同别人商量问题”①,而且要求共产党的领导干部“遇事先和党外人士商量,取得多数同意,然后去做。同时,尽量地鼓励党外人士对各种问题提出意见,并倾听他们的意见”②。在“三三制”政权的建设实践中,毛泽东进一步阐发了“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③的著名论断,成为共产党联合其他民主政党、共同创建国家、治理国家的逻辑起点。通过与党外人士商量问题的民主合作,中国共产党革命建国的政治纲领逐步为同盟者所认同,并成为其后共同建立统一战线政权的政治原则。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协商建国中建立,对其民主价值的确认为建构中国政治制度的整体框架提供了理论支持。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人民民主专政》等一系列重要著作中,对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进行了顶层设计和科学论证,为创建新国家实行新民主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1948年4月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明确提出了建立新中国的路线图,即“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人民代表大会是新中国的政体,是实现人民民主专政国体的根本政治制度。政治协商会议是协商并确立新中国国体和政体的建国途径,其本身将是否作为新中国的制度安排尚未明确。1949年9月,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主题和使命就是协商建国。从新政协的发起、筹备到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从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的起草制定,从国旗、国歌、国号、纪年到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委员人选等,都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各族各界人士共同协商达成的成果。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政治协商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经过大会投票表决,通过了上述法律文件和决议案,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毋庸置疑,协商是建国的主要方式,投票表决赋予了新政权法律意义上的合法性。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对于这种多党合作、协商建国的民主价值从一开始就表现出理论上的清醒认知和高度自觉,把协商视为新民主区别于旧式民主的本质特征。周恩来指出:“凡是重大的议案不只是在会场提出,事先就应提出来或在各单位讨论。新民主的特点就在此。因此不是只重形式,只重多数与少数。凡是重大的议案提出来总是事先有协商的,协商这两个字非常好,就包括这个新民主的精神。”④新民主的主要特点就在于,“事前的协商和反复的讨论”⑤,协商建国的成功彰显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新民主的价值。

  新中国的政体设计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三权分立的议会制有着根本区别。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逻辑是人大代表直接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体现的是人民民主;议会制度的逻辑是议员代言各自政党并间接代表选民行使国家权力,是政党自由竞争的议会民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政体形式;议会制度与政党竞争、轮流执政的政党制度相结合,是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不同利益集团通过竞争轮流执政的制度安排和民主形式。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从属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是在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范围内实行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扩大人民民主的基本政治制度。1954年中国创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后,人民政协作为各党派、各族各界人士专门协商国事的民主形式保留了下来,实质上创造出一种新型的以多党合作政党制度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相配套的政治制度架构。在新时期国家治理民主化转型的背景下,坚持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中西方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比较的视角,完成了对中国政党制度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制度特征和价值功能系统的理论和价值建构。一是制度安排上,“西方的民主就是三权分立,多党竞选”,中国“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而是实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⑥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派的合作”⑦制度;二是民主形式上,“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选举和投票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⑧。多党合作制度是一种协商民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一种选举民主,在实际的政治过程中,协商在前,选举投票在后,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共同构成国家治理的两个民主机制。

作者简介

姓名:任世红 工作单位: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

职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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