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乔恩·泰勒，Jon R.Taylor，美国休斯顿圣托马斯大学，University of St.Thomas Houston，政治科学系主任，教授，博士。

　　译 者：周扬，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研究生；韩召颖，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 300350

　　内容提要：虽然政治学经常标榜其作为社会科学的多样性和多元化，但是作为一个以大学教育为基础的学科，政治学在差不多150年间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拥有以西方为中心尤其是以美国为中心的方法和经验主导着研究和教学的霸权。作为政治学领域及其子学科领域研究的基础，几乎所有的核心概念和理论主要源自占主导地位的北美和欧洲学者、资源和标准。这种现象并不令人意外，因为当代政治学起源于西方，欧美学者在政治学科上的主导地位既造成了中国政治学研究的边缘化，又对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全球传播和影响产生了消极意义。为了对政治学有更加多元的认识，应该把中国特色的研究融入到政治学这门学科中。

　　关 键 词：政治学/学科霸权/中国政治学

　　“政治学太过于美国中心化和狭窄化。”

　　——2017年政治学传播论坛匿名评论

　　政治学有一种趋势，就是它以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多样性和多元化而自豪。尽管政治学被认为是多样和多元化的，但事实上，作为一个以大学教育为基础的学科，政治学在其诞生到现在的150年间都拥有霸权，这种霸权以西方为中心尤其是以美国为中心的方法和经验主导着研究和教学。作为政治学领域及其子学科领域研究的基础，几乎所有的核心概念和理论主要源自占主导地位的北美和欧洲学者、资源和标准。这种现象并不令人意外，因为当代政治学起源于西方，欧美学者在政治学科上的主导地位既造成了中国政治学研究的边缘化，又对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全球传播和影响产生了消极意义。为了对政治学有更加多元的认识，本文将讨论如何把中国特色的研究融入到政治学这门学科中。

　　美国政治学的霸权

　　政治学的学科现实是，美国和西欧的研究和研究人员主导了整个学科发展。政治学存在着西方尤其是美国式的霸权，这影响了学科的理论发展。美国政治科学内部的社会和知识结构主要基于理性主义和方法论发展而成，这推动了界定学科概念和引导学科发展辩论的开展。从比较政治、制度、政治理论、种族和民族研究，到公共政策的任何讨论都充斥着欧美研究方法的色彩。[1]自19世纪以来，由西方发展起来的绝大多数政治学理论都成为西方和非西方世界的理论话语和实证研究的主导。[2]

　　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学科霸权化，影响着政治学在其他国家的实践和研究方式。[3]由于研究的准确性和范围的扩大，在美国进行的政治学辩论影响了全球政治学的发展。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影响是相当积极的，但因为学科内的大部分国际交流是用英语进行的，这也在全球产生了不同的结果。这就要求世界各地的政治科学家必须遵守美国的政治学话语规则，并将其纳入他们自己的本土化辩论中；但这也同样存在局限性——造成那些不用英语方式进行的政治学精彩辩论被忽视和遗漏了。广而言之，政治学在其发展历史中一直是以西方和美国为中心的。

　　因此，虽然美国政治学博士项目和学术会议吸引了许多国际参与者，从而令他们接触到主要在美国形成的学术标准，但学科上的霸权化让美国政治科学家容易忽视或忽略那些在其他国家开展的政治学辩论。

　　把中美政治学发展进程进行对比会发现，美国政治学的这种霸权地位体现得淋漓尽致。美国和西方政治学家通常将中国政治视为“黑箱”。虽然许多中国政治学者了解美国政治学者研究的子领域、研究方法和学科辩论，但由于语言障碍和必要的学术交流的缺乏，美国政治学者很可能不了解中国政治学科中存在的大量子领域、研究方法和学科辩论。[4]

　　中国政治学家出版了一些兼具学科智慧和理论说服力的学术著作。我们需要对中国政治科学研究进行阅读、讨论和辩论。不幸的是，中国的政治学研究没有在全球范围内有效传播。在西方，对于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关注得很少。这么说显然是回避了问题的实质：如何让中国政治学研究在全球范围内传播?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这种状况不仅仅是由语言障碍和传播途径的缺乏造成的。

　　政治学要发展成一个真正普遍的、多元的、包容和关联性的学科，它就必须形成一种全球性的方法路径。[5]在理想情况下，这种全球化的方法路径需要政治学进行文化适应或本土化处理，需要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发声，让他们的政治学研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传播，以便我们能够对政治学有更为广泛的理解。中国的政治学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