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郎友兴，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达央，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杭州 310058 郎友兴，男，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社会政治理论、政治社会学、中国农村选举、地方政治与治理、社区研究； 达央，男，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哲学研究。

　　内容提要：柏拉图主义通过创造理念和借助理念化，对现实和意见进行某种规范和确定，在人类的精神体系内引入了无限的概念，成就了伟大的形而上学，也衍生出现代的技术科学。而理念论被应用于古老的公共领域之中，不但颠覆了政治存在的特点(它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颠倒)，同时这种背离生活世界的去自然化也将理念的世界与生活的世界颠倒，并依据理念世界的标准对生活世界进行干预和影响，使人本身不再是居住于大地之上“存在”的牧人，而成为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某种共振的“技术原子”。因为整个星球及其存在者已被摆置于技术研究的座架之上，而现代政治治理术的一整套统治逻辑和治理形式也与技术科学的本质呈现出逐渐契合的状态。政治学已经沦为一项专门的行政技术，被各种知识专家与技术群体置入计算性的轨道，政治本身已经变成了对象化的事物。

　　关 键 词：柏拉图主义/理念论/公共领域/政治哲学/技术科学

　　一、柏拉图主义：作为开端与统治的Arche①

　　“当公元前375年，柏拉图写下《理想国》的时候，希腊城邦已是风烛残年，而亚里士多德撰写《政治学》时，希腊已经在喀罗尼亚与马其顿的腓力对阵时惨遭败北，也就是说此时独立的希腊城邦虽已产生了理论著作，但却即将不复存在。”[1]37面对陪审团，苏格拉底在申辩的结尾说道：“但我对他们提个请求。我的儿子们长大后，诸位，如果他们在你们看来关心钱财或别的东西，胜过了关心德行，你们要惩罚他们，像我烦扰你们一样烦扰他们；如果他们实际不是什么而以为是，你们就要谴责他们；就像我谴责你们一样，告诉他们没有关心应该关心的，自以为是他们按品行所不是的，如果你们这么做，我和我的儿子从你们得到就是正义的。不过，是该走的时候了，我去死，你们去生。我们所做的哪个事更好，谁也不知道，除非是神。”[2]142

　　苏格拉底之死使柏拉图对哲学家的命运感到恐惧和不安，他认为：“所有的恶果之根源在于，在民主城邦中进行的辩解始终还处于意见的层面上。”[3]14城邦的事业与哲人追求真理的决心产生了不可化解的矛盾。苏格拉底被陪审团处死，因为在雅典的军国体制中，战争是第一位的，苏格拉底被控诉亵渎保佑战争胜利的神灵，用思考和沉思消磨青年战士的斗志。在雅典城邦的公共领域中，苏格拉底如他自己所说的像一只牛虻，在德菲尔神庙的箴言“认识你自己”的指引下，引领雅典公民追求真理和自由，呼唤知与美。积极的生活体现在苏格拉底的事业里，苏格拉底完美而又成功地践行了一个追求自由和灵魂不朽之人的一生。

　　城邦之外，非神即兽。在希腊时代，人作为言说的政治存在，被亚里士多德认为是“政治的动物”。交谈与言说在这一语境中作为逻各斯(Logos)的动词，逻各斯之意为：在语言中将现象汇聚和展示于世界。在希腊文化罗马化的过程中，这一交谈、说话、谈论的含意被拉丁化为“理性”，而在原初表示涌现、创生的“弗西斯”(phusis)也被我们熟悉的“自然”一词所代替②。海德格尔认为从希腊语到拉丁语的翻译过程并不是随意和无害的，而是对希腊哲学源始本质的割裂和疏离的最初阶段。罗马思想接受了希腊的词语，却没有继承这些词语所表达的同样源始的观念，海德格尔认为西方虚无主义产生的原因之一即源于这些词语的翻译，而非转渡，转渡作为翻译的形式之一在最大程度上是关照和考虑源始词语的根基的[4]170。苏格拉底的一生都在与不同的人交谈、论辩，以尽可能地接近真理。在多样化的私人空间中，我们有各自的想法和世界，并且沉沦其中；而在城邦中，如克劳斯·黑尔德所说的：“人必须超越出他们各自特殊世界的兴趣状态和本己，并在一个共同的世界中相互遭遇，而后才能在做出辩论的过程中通过承担责任来认真对待生活。根据这个结论，在雅典的城邦中——并非与哲学同时代——就偶然地形成了第一个民主制度，从而也形成了最源初的、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就其希腊的原创性来看，民主的基本特征就是开辟一个具有自身负责理由的共有世界。所以在这个民主中，一切都取决于这种变换不定的、超越出特殊世界性的、并因此而是开放的论证，希腊人将它称之为‘议事’。在由修昔底德流传下来的关于战死者的名言中，伯利克里强调：雅典的民主制并不认为，让逻各斯——即在相互言谈中被感知到的理由——先行与对行动的决定是有害的；事情恰恰相反。”[3]14就是在这一由言谈开辟的世界中，人们发现了共同的世界，并在世界之中存在。通过在这一世界中不断超越、论辩和议事，此在的人“绽开”着，并被定义为政治的动物。